中国基督教理学协会 www.ccaa2009.com 2012年08月29日
作者：小光
（该著作于2007年春在北京由家庭教会出版；2009年由中国基督教理学协会在美国波士顿出版）
第四章、中国教会需要革新的体制
如今，中国教会已经普遍意识到并大规模开展了神学思想的建立和培训，但是与此同时，却严重忽略了教会体制的问题。因此迄今为止，神学思想主要是来自海外，前往中国宣教的人们，直接将海外的主要是西方传统的教会体制模式带进来。此外，中国本土的老一代基督徒，也直接采用1949年之前进入中国的西方教会体制模式。人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教会体制是否能够适应中国的现实情况？上帝是否支持中国教会采用这种体制模式？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探讨学习《圣经》中的教会观，并借鉴世界教会和中国教会的历史进行分析总结。
一、正确的教会观
1、上帝之国（天国）的观念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其中一个伟大的意义是：上帝的国（或称为天国）降临到了人间。关于这一点的理解，人们往往有一些困惑，因此我们需要在这里理清。
在中国的教会里，常常听到人们背诵《马太福音》6：9-13中的主祷文，其中有一句是：“……愿你的国降临，……”在这节经文的影响下，人们常常认为，上帝的国是指将来的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现在并没有降临。那么，这样的理解是否完全准确呢？其实，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下面，我们通过学习一些耶稣的教导，来明白这个重要的概念。这一点，对于树立正确的教会观具有重大的意义。
（1）天国是无形存在于这个世界中
首先，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1：15中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说上帝的国近了，到底有多近？
然后，在《马可福音》9：1中：“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上帝的国大有能力临到。”这里是说明需要等候的时间并不长，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
那么，上帝的国到底是什么？我们再来看耶稣的教导：
耶稣在《路加福音》11：20中说：“我若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上帝能力的表现方式是什么？应该是圣灵的作为。下面一节经文证明了这一点。
耶稣在《马太福音》12：28中说：“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
耶稣又在《路加福音》13：28-29中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上帝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上帝的国里坐席。”这里，说明上帝的国是在天上。
然后，我们看《路加福音》17：20-21中：“法利赛人问：‘上帝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里，似乎有点抽象，但因此有一点可以明确：上帝的国来到人间，是以无形的方式存在。
在《约翰福音》3：5中，耶稣教导尼哥底姆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这里提到了圣灵的重生作用。
通过以上的经文学习和分析，我们可以初步这样认为：上帝的国是从天上降下，或者说，是从天堂里延伸到人间，这种延伸是通过圣灵作为载体，进入人的心灵和生命里。因此是眼所不能看见的，但是却大有上帝的权柄和能力。
我们再继续学习一些经文，来完善我们对上帝国度无形特征的理解。
《哥林多前书》4：20中说：“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
《罗马书》8：9中说：“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是对基督徒的物理定义。
《约翰壹书》4：13中说：“上帝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那么，上帝的圣灵是什么时候降下的呢？
根据耶稣在《约翰福音》14：16-18中的应许，在《使徒行传》1：8的预言，以及在《使徒行传》2：1-4中的记载可知，圣灵在五旬节那天降下，进入所有基督徒的身体里面，准确地说，是进入并居住在人的心灵和生命里面。对此，《哥林多前书》6：19是这样说的：“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这样结论说：上帝的国就是通过圣灵在五旬节那天在耶路撒冷的降临，从天堂延伸到这个世界中，并且只居住在基督徒的身体和心灵里面。每一个被圣灵所占领的基督徒的身体和灵魂，都是一小块天国的领土，隶属于上帝国度的一部分；地上所有的基督徒构成了天国在人间无形的领土，同时又承受着天国，并且在天国的里面。天国在人间的部分是完全属灵的，无形的，并且是超越这个物质世界的。
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既被称为“属上帝的子民”，同时又被称为“圣洁的国度”。请看《彼得前书》2：9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理解无形天国的概念，关键需要理解圣灵，明白圣灵是一位“者”，是实体性存在的，并且是可以无处不在的实体，是上帝的本质（约4:24）。有这样一个比喻，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圣灵：
当一个电视台无线发出节目信号后，在能够覆盖的地区，不论有多少台电视机，只要调对了频道，都能够收到完全相同的节目。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比喻，上帝就好象是电视台的制作和播放中心，从他那里出来的圣灵充满全世界，任何基督徒只要凭着信心悔改并接受耶稣基督，就仿佛调准了频道，圣灵就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里面。
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6：19中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2）天国是上帝永恒的有形世界
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还可以知道，天国同时也是有形的，这个有形的天国就是上帝的永恒世界。汉语《圣经》中还常常用“天上”来称呼上帝的世界。
耶稣基督教导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马太福音8:11）这里是指的有形天国里的情景。
使徒保罗也说过：“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提摩太后书4:18）保罗当时毫无疑问已经在无形的天国里了，他在这里所盼望的是离世后将要进入的有形天国。
根据《使徒行传》14：22的内容可知，保罗也曾经“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腓立比书》3：20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里说明天国的实体是在天上的，是耶稣基督所在的世界。
根据《启示录》可知，这个世界将要消失，但上帝的国是永恒的。《路加福音》1：33说：“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至于《启示录》中提到的新耶路撒冷（启21：1-2），或许可以理解为是上帝专门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是在上帝的世界里，即在天国里面。耶稣在被逮捕之前曾经对门徒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约翰福音14：2-3）
《圣经》中还提到天堂，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上帝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炳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彼得前书3:22）也许，天堂是上帝世界里的中心。
此外，耶稣在十字架上曾经对那位信他的罪犯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23：43）这里的乐园也许是指基督徒离开世界后的住处，也是在上帝的有形国度世界里面，但可能并不是指新耶路撒冷，而是在灵魂获得新身体之前的过渡性住处。这一点，将来我们到了天上就会完全明白了。
（3）小结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知道，无形的天国就是上帝的世界，是永恒存在的，并且通过圣灵的降临，无形地延伸到基督徒人们的心灵和灵魂中。因此，基督徒的灵魂与圣灵合一，构成了天国在这个世界中的无形部分。
在肉身消亡之后，基督徒将会在有形的天国里，即上帝的永恒世界里获得“属天的形状”（林前15：49），这不再是“血气的身体”，而是复活后全新的“灵性的身体”样式（林前15：44），住在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并最终进入“新天新地”中的“新耶路撒冷”（启21：1-2）。保罗曾经充满盼望地憧憬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棚若拆毁了，必得上帝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象穿上衣服。”（哥林多后书5：1-2）
明白了上帝国度（天国）的有形和无形的概念，我们就容易以此为基础来理解教会的概念。
2、基督教会的概念
五旬节圣灵在耶路撒冷的降临，不仅标志着上帝之国的降临，也标志着基督教会的诞生。在漫长的人类新约历史中，教会在世界中忠实地见证和宣扬着福音的真理、天国的圣洁和耶稣基督的荣耀。
耶稣基督首先提出了教会的概念（参看太16：18；18：17）。《使徒行传》记载了教会的诞生和初期发展；其中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一名词是在5：11，说：“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
在五旬节圣灵降下的当天，教会就诞生了。根据《使徒行传》2：1－4，当时聚集在一处房间里的门徒，在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后，这些人就成为了最初的教会。这间房子，也就成了第一座教堂。又根据2：14，38，41，彼得和另外十一个使徒站出来用各国的语言，公开传讲福音，当天悔改奉耶稣之名受洗而归入教会的，大约有三千人。
之后，教会的发展基本上是这样的。福音首先在犹太人中传播，然后通过使徒保罗，将福音传向罗马帝国范围内的非犹太人，一直传播到世界大都市——罗马。在本章中，我们主要来学习探讨教会的概念，树立正确的教会观。
首先，“教会”这一名词在原文中有两个含义：一群聚集的信徒；会堂（或大殿、大房子）。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教会是一群信徒聚集在一个建筑物里。如果人数众多，当然需要大型建筑物才能容纳。这里，重点还是在于“聚集在一起的基督徒”，即“聚会”。总之，这一教会的概念是指有形的实体。
其次，耶稣在《马太福音》18：20中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注意，这里应该是基督徒聚会的本质，即耶稣在基督徒当中。由此也可以看出，聚会是教会有形化特征的重要表现方式，或者说是基本运作模式，这也是教会实体性的表现，这是耶稣基督通过这个特别的应许所专门设立的模式。当然，聚会并不一定是在建筑物里才能进行。
最后，根据《以弗所书》1：22-23：“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又根据5：26-27可知，教会是圣洁无瑕疵的。《歌罗西书》1：24也说明，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些经文反复说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这种教会的概念是抽象的，说明了教会也是无形的。这一点也是容易理解的，前面我们已经探讨过，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物理特征是有上帝的灵，或者说有基督的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并且因此组成了人间无形的天国。那么，作为基督徒组成的教会，也是以“充满万有”的圣灵为载体，具有这种无形的属灵特征。
如果对以上这三点进行总结，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根据《圣经》的教导，教会是由基督徒组成的有形实体，通过聚会的方式表现出来，主耶稣基督亲自在聚会当中，聚会通常是在建筑物中进行；但教会在本质上是无形的，是由基督徒里面被圣灵所占据的心灵和生命所组成的，是基督圣洁的新妇，是被圣灵所充满的。因此，教会仿佛是上帝之国中的城堡，兼备“有形和无形”两种特征。这两种特征能够通过教会的体制表现出来。
3、教会体制的作用
教会的体制包括属灵的职责制度和行政运作制度。首先，根据《圣经》的教导，教会应该具备基本的体制。
《哥林多前书》12：28中说：“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这里，根据第一、第二、第三这样的排列可知，最大的职份是“使徒”，最小的职份是“说方言的”。
这里规定了教会中的属灵职责制度，是作为教会体制的中心。
《使徒行传》14：23：“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根据当时罗马政府的行政制度，元老院就相当于民主社会中的议会，元老就相当于如今美国的参议员，负责议政、涉政；而这里的“长老”是“元老”的另一种翻译。
《提摩太前书》5：17：“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
《腓立比书》1：1：“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这里说明了教会中还有监督和执事的职份。
《以弗所书》4：11：“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里提到了牧师和教师的角色。在现当代教会中，牧师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由此可见，《圣经》为教会提供了当时一套完整的职责性运作机制，包括把握教会属灵方向的领袖职责：使徒、先知；负责神学思想教育和培养属灵信仰的牧师和教师职责；还有监督和管理教会的行政职责：长老、监督和执事。总结一下可知，根据《圣经》的指导，教会中除了设立属灵的职责制度之外，还要设立管理、执行和监督三大基本行政职责板块。而所有这些职责总的来说，是以确保教会属灵质量和方向为中心任务的。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圣经》中对教会的属灵职责制度，说明得是相当详细的，但是对行政制度的指导，是缺乏具体细节的。例如，没有说明具体的资金管理办法、管理人员的产生方法、教会人数的规定、各教会之间的行政关系、教会内部应该有哪些具体的部门、是否应该建立宣教机构和神学院，等等。
但是，《圣经》中虽然没有详细说明教会的行政制度，并不意味着行政制度是不重要的。在教会历史中可以看到，教会的行政制度常常对整个教会体制、宣教事业、神学思想、教会的复兴，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从整个教会历史来看，上帝之所以详细规定属灵的职责制度，而没有详细说明行政制度（只说明了基本结构模式），是因为教会的行政制度细节的制定，是属于人的责任范围，并且还是需要不断发展变化的，为的是最佳程度地适应世界时代文明的不断发展，适应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4、教会体制在历史中的发展和变迁
从教会历史中看，历代各国民族的教会体制，都在属灵制度和行政制度这两方面挣扎，难以把握一种理性和灵性之间的平衡，如同神学思想方面的问题一样。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教会的领袖和神学家不能够充分理解并区分属灵职责制度和行政职责制度这两个范畴，甚至常常混淆两者的具体模式。教会体制在历史中的变迁，主要是表现在行政制度的发展和变化。
在教会初期的文化环境中，教会的行政制度无疑借鉴了罗马政府先进的行政管理制度，同时突出了属灵职份的中心地位。此外，《圣经》中强调了教会体制中的监督职责，这是直到近代人类社会，政府才开始重视的一种自我监督职责，由此而产生了民主政治。在2000年前的时代，整个世界尚处于奴隶社会制度，基督教会的这种管理体制无疑是最先进的，是理性和灵性功能的合一，是实现上帝带领，同时人尽其职的最佳运作模式。
在早期教会遭受逼迫的时期，教会被迫转入地下，信徒们要么在家庭里秘密聚会，要么在野外甚至坟地里聚会，或者在地洞里聚会。在《使徒行传》12：12-16中，记载了彼得被天使救出来后，直奔一个家庭里的秘密聚会点；在《哥林多前书》16：19，《歌罗西书》4：15和《腓利门书》2，也提到某人“家里的教会”。这些都是典型的家庭教会。在过去的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许多家庭教会的大致情况也是这样的。这种家庭教会的模式，由于行政体制无法健全，因此侧重于教会的无形化特征。无形化特征为主的教会，其优点是信徒质量比较纯，圣灵的工作容易显露。
公元313年之后，教会在罗马帝国范围内全面得胜。由于政府的行政支持和介入，教会的行政体制发展迅速，整体联合规模扩大。这个时期，教会体制侧重于有形化特征。有形化特征的好处在于教会容易管理，发展迅速。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中国的三自教会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当西罗马被野蛮人灭亡之后，教会进入中世纪时期（公元476－1517年）。最初教会处于被战争破坏冲击的阶段，有形化特征遭到削弱。但是到了公元751年，教皇撒迦利亚加冕裴平（Pepin）成为法兰克国王，标志着教会政教合一的历史时期开始。这种政教合一加大强化了教会有形化特征，并且是缺乏有形监督机制的，同时将无形化特征的空间压制到最小程度。因此，教会领袖人物成为教会的“皇”，耶稣基督作为“头”的角色被制度化排斥，圣灵的引导工作受到压制。
由于受到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影响，后继的教皇们继续促进教会的有形化特征，几乎消灭了属灵的无形化特征。因此，教会迅速被政治世俗化，并且不可避免地威胁到世俗政治实体的利益。于是，教会与政府、教皇与国王之间的权力斗争，成为中世纪漫长的主旋律。中世纪的教会观显然没有理清教会的行政制度和属灵职责的区别，忽略了教会的本质是无形化的。这就是神学思想的时代局限性，是难以摆脱的。因此神学需要不断发展。
1517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让许多教会摆脱了罗马天主教会政教合一的有形化体制。改革后的教会门派林立，神学观点百家争鸣，这种整体教会无形化特征的恢复，极大地解放了广大教会、信徒和神学思想。因此，圣灵在教会、信徒和神学中获得了宽敞的工作空间，直接导致了在教会和世界历史中产生深远影响的清教徒运动。
在1620年之后，大约100年的时间里，美洲新大陆的教会逐渐全面建立。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和南北战争（1861-1865）之前的两次基督教文化的“属灵大觉醒运动”，将改革后分裂的众教会通过圣灵的工作和生存的危机联合起来，实现了教会有形化和无形化特征的平衡。这种情况导致了美国教会的复兴和得胜，并且随之与英国教会一同承担了向全世界宣教的工作，后来又逐渐在宣教领域中取代英国教会的主导地位，成为世界第一宣教大国直到如今。
如今西方的正统教会有150多个门派，行政上彼此独立，仍然缺乏整体的无形化属灵联合。由于宗教改革后400多年的发展，许多门派在自己的内部，已经形成了健全的行政体制。然而，这种体制从根本上来讲，又成为罗马天主教体制的翻版，有形化特征压制了无形化的特征。此外，正统神学思想长期停滞不前，信徒的信仰普遍受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物质性思潮的影响。因此，西方教会如今在体制上已经完全倾向于物质性的行政化，失去了无形教会的特征和权柄；同时由于门派之间的彼此行政独立和不合作，力量分散，有形化特征的优点也失去了。
纵观历史，可以看到教会体制中的行政职责和属灵职责总是难以平衡，此伏彼起，因此教会和信徒或者受益，或者受损。可见，神学中的教会观确实需要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如今教会的全球化扩张形势下。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教会在历史中对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而社会也对教会产生过重大影响。
耶稣基督的教会仿佛是人类历史中一列高速运行的磁悬浮列车，同时在天国的无形轨道和这个世界的有形轨道上行驶。无形的轨道连通到天堂里，有形轨道连通着世界中的站台，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通过接受福音，得到免费车票，从站台上乘上这列火车，最后到达终点站——天堂。
5、有形教会的党性
尽管教会的本质是无形化的，但有形化的特征是必需的、重要的，是不可忽视的。这就好比作为一个教会，聚会和教堂都是必要的。根据《圣经》的教导和教会的传统及其历史可知，尽管属灵的职责制度是教会体制的中心，但行政管理制度对教会的影响常常是决定性的。由于《圣经》中没有说明教会行政管理制度的细节，因此可以说，行政管理制度的建设是教会中人的责任，是不可推诿的。
根据教会历史和中国教会的现状可知，教会的有形化特征是一把双刃剑，可能造就教会，也可能伤害到教会。给教会整体带来最大伤害的，常常是有形化教会的党性，这是需要尽量清除的。党性的有利面在于能够最大程度限制独裁的错误性，坏处在于阻挡教会的团结合一。
党派是人类罪性的果实，是难以避免的现象。在人类任何团体中，至少都会存在两种党派，彼此竞争和对抗。在教会和神学界，也是如此。有形教会的党性主要表现在不同门派教会之间的分歧和不合作，以及每个门派中的内斗。这种分歧和内斗严重消耗着教会的能力和权柄。如今，这正是中国教会的严重问题，除了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之间的斗争之外，还有各自内部的明争暗斗。这种状况严重伤害了教会的发展，因此是必须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这种有形教会的党性，通过宗教改革后各门派的出现暴露出来。到了今天，这种党性表现在各正统教会门派之间互不往来的关系上，从而成为西方教会衰落和宣教事业力不从心的重要原因。
在认识到有形教会党性的危害之后，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解决方法，最大程度地压制这种党性，如同压制我们每个人自身的罪性那样。这正是我们本章中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
6、教会的制度成本
当代经济学中有一项重要的成果，就是关于社会的制度成本问题。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成本是指，一个社会中的政治社会制度对经济发展构成的阻碍和消耗。例如，尽管中国人口最多，人均工作时间也几乎是世界中最高的，但是经济程度却在世界排名中倒数，这是因为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成本太大，人们付出的劳动和贡献，很大一部分是用来抵消制度成本，无法直接产生经济效应。
同样，由于教会的有形化，尤其是教会的党性以及许多人的罪性表现，都给教会发展带来了障碍甚至伤害。这些不利的因素以及有形教会所采用的体制模式，特别是行政制度模式，共同构成了教会的制度成本。教会的制度成本直接影响着工作效率、神学思想、宣教事业、人才的选拔、资金的使用等方面。如今，中国教会无论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由于行政制度的社会主义特色，导致制度成本惊人得高。这是我们急需重视解决的问题。
这些制度成本的降低，主要应该从教会的行政制度方面来考虑。其次，在宣教方面，也可以从培训、资金分配、团队工作、与众教会横向联合，等等方面，来考虑并实施降低制度成本。
因此，意识到并致力于最大程度地降低有形教会的制度成本，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7、教会复兴和得胜的重要性
教会的复兴和得胜应该是各时代教会追求的中心目标，《圣经》的教导和教会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前面提到过，神学思想和教会体制是教会复兴的基本因素，而教会的复兴和得胜会直接推进宣教事业的繁荣，同时也会产生与教会文明和谐的高度社会文明。因此，中国教会不仅要追求教会复兴，还要追求教会得胜。
教会的复兴导致信主人数激增，信徒的信仰生命旺盛而成熟，教会的属灵圣洁和道德圣洁程度空前提高。教会的复兴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圣灵的工作大能的彰显；教会内的基督徒们深刻认罪悔改；一次布道能够让数百人甚至数千人悔改归入教会；恶人在教会中无法站立；宣教事业迅速拓展；正统神学思想建立并发展；神迹奇事涌现，奇妙的见证无数，如同使徒时代的教会，等等。教会的复兴还能兴起上帝大能的教会工人和领袖，极大程度发挥出教会的权柄和影响力，胜过撒旦势力各种形式的挑战，彰显真理、公义和爱，影响、改造和升华社会文化，荣耀主耶稣的圣名。
教会的复兴还能够直接导致敌基督和异教社会的变革，引领全民族接受基督信仰，实现教会的全面得胜，建立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高度社会文化文明。例如，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日耳曼—汪达尔野蛮人的全民归主；欧洲的基督教化；清教徒运动导致美国的建立和基督教化；特别是韩国1970-80年代的教会复兴，用大约20年的时间就将整个国家从儒教和佛教的根基上，改造成为基督教国家，并且成为世界第二外宣大国。
教会的复兴常常促进神学院的建立和发展，促进神学思想的更新和发展。美国最著名的几所名校，大部分都是在美国教会大复兴中建立的，最初都是神学院。例如，哈福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同时，教会的复兴也会促进宣教事业的发展，异像的兴起、传递和实现。例如，非洲1970年代后教会的复兴遏制了伊斯兰教的宗教势力，收复了历史中教会大面积的失地。
教会的复兴不只是人数简单的暴增，不是信徒情绪的狂热和颠狂，也不是某个教会或某个地区教会的复兴，而是大面积甚至全国范围内的复兴。主要表现在每个信徒直接与主耶稣交流的程度和关系加深；常常被圣灵充满和感动；灵性、理性、信心、爱心和智慧一起增长；信徒的属灵生命丰盛而成熟；灵魂的圣洁程度极大地提高。教会的复兴还表现在每个基督徒在教会中，在个人生活和社会职业中，对身边的人和社会单元产生积极的灵性和理性的影响，如同一个畅通的管道，让圣灵真理的力量渗透到教会与社会中的人心和体制中，并塑造出全新的圣洁教会和文明社会。
教会复兴之后，还要追求教会的得胜。教会得胜不仅能够在人类社会中极大程度地实现上帝的真理、公义和爱，提升人类文明层次，而且还能够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教会的复兴，有力传递到其它民族的教会中甚至是异教和异国民族当中，并最终扩大教会得胜的势力范围，扩大上帝的国度，同时震动、压制、围剿撒旦的国度。
如今，中国教会需要各方面的工作，如同一张拼图中所需要的各种板块，而这张拼图的整个图案就是教会的复兴和得胜。因此，教会的复兴和得胜是所有教会工作的中心思想。
二、中国教会体制的现状
如今中国教会的体制，从总体上来讲，分为政府认可的“三自教会”和政府视为非法的“家庭教会”。根据前面我们所学习过的中国教会历史可知，1954年，中国教会被共产主义北京政府全面控制，被迫成立“三自教会”，又被称为官方教会，并在信仰的原则上妥协让步。因此导致教会内部分裂，一部分教会领袖和信徒拒绝参加三自教会，但由于教堂被三自教会使用，于是在家庭中聚会，从而形成家庭教会。随后，家庭教会遭到政府大规模的严厉迫害。从此，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势不两立，结怨深深。
1、中国三自教会的体制现状
中国三自教会的发展经过五个阶段：教会被掳到北京、教会被逼迫、教会重建、教会发展、教会逐渐正名。如今，“三自教会”的直接上级管理部门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简称“两会”。这种三自教会的体制是以有形化为主要特征的，行政体制较为严谨，基本上是采取牧师负责制。神学思想主要分为两大阵营：唯物主义化的“北京神学”；西方教会传统的基要派神学思想。
（1）教会被掳到北京。1954年“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被迫成立，实际上实现了无神论政府对教会的领导。在“自养、自治、和自传”三自的称号中，只有“自养”是名副其实的。因此，这个时期称之为“官方教会”是比较合适的。由于政府任命了一批神职人员，安插了一些间谍和监督人员，并对信仰的教导进行有意地误导和控制，教会的信仰出现严重的自由化偏差，或者说是共产主义无神论化的“北京神学”思想开始主导教会。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信仰敬虔的神职人员和普通信徒，出于各种原因留在了三自教会。
（2）教会被逼迫。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三自教会受到大规模的破坏，信徒和神职人员遭受惨烈的迫害，大批信徒殉道。一些在50年代被逮捕判刑的家庭教会领袖和信徒，这个时期却因为在狱中服刑而幸免于难。这个时期，有形教会在全国范围内被连根拔起。
（3）教会的重建。1978年12月，中国政府开始经济改革。1979年1月，中美建交；2月，允许上海的三自教会首先恢复运作。1982年3月，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宗教政策的19号文件，正式提供一定的宗教自由。这个时候，由于宗教信仰在整个中国文化中被视为迷信、愚昧和落后的产物，教会中的神职工作人员基本上是老一代人，信徒群体也基本上是老年人和妇女，文化层次偏低，教会体制涣散。这个时期，政府对教会的监控是比较自信的。
（4）教会的发展。随着新一代人在改革开放中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和偏爱，尤其是对美国文明的崇拜，人们对基督教的看法转向友善。尤其是89·64之后，广大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绝望，导致他们开始从新的角度关注基督教。这个时期，许多年轻人开始接受基督教信仰，教会中的性别比例和年龄比例得到改善，同时由于管理和牧养方面的需要，教会体制开始发展。
（5）教会逐渐正名。1996年开始，政府允许基督教获得较大的自由空间，三自教会的发展进入黄金季节。这个时期，中国民众、政府人员以及知识分子，都对基督教有了进一步的正确认识，于是产生较大的好感和热情。尤其是年轻一代人，对基督教的接受态度非常开放。每年圣诞节，三自教堂里人满为患，商业运作也将圣诞节演变成为中国城市中新的盛大节日。自1980年至2006年7月，“基督教全国两会”所许可的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已经出版近5000万本《圣经》。[1]
此外，由于年轻一代（包括中年人）教会神职人员的参与，教会的领袖群体素质也发生重大变化。年轻一代基督徒对教会工作的参与，大部分是出于真实的信仰。因此，三自教会中信仰的教导质量也大有提高，行政制度和属灵职责制度更加健全。从整体神学思想的状况来看，三自教会从1950年代的自由化、共产主义无神论式的北京神学阵营中，逐渐被一批忠心于基督的教会领袖，带领进入西方传统保守的基要主义神学思想的阵营中。这是教会的美好得胜。
然而，三自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和忠于主的教牧人员还要警醒，“北京神学”是不甘心失败的，会不断炮制出新的“神学”理论来误导教会和广大基督徒。例如，前几年三自教会中出现的“天堂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或者是将美国说成是《启示录》中的“怪兽”；以及最近几年出现并推广的“因爱称义”理论，都是自由主义神学或“北京神学”的新面孔，这些也是更加危险的理论，需要认真坚决的抵制。
小结
如今，三自教会的优点在于，行政体制完善，神学思想比较统一，抵制异端有力，是基督教会在中国社会中一面公开的旗帜，对社会整体文化产生“松土式”的影响力。缺点在于教会的行政体制仍然从根本上受到政府的控制，也就是说，教会的监督职责主要是由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政府行使，这是必须要承认的羞愧。同时，教会发展、神学思想和宣教工作也受到政府的限制、刁难和干扰。
此外，政府还在教会领导层和信徒当中，通过可观的工资手段，招募安插一些“内线”进行监视，或者充当“打手”。也就是说，政府对三自教会基本上是不信任、不放心的。如今，政府对三自教会的控制收紧，除了设立对讲道内容审查等诸般“不可这、不可那”的枷锁，还通过严格限制神职人员的工资，令真正重视信仰教导的神职人员长期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甚至还采用各种阴暗的手段来排挤、迫害和驱逐一些忠于基督的神职人员。一些被政府完全控制的三自教会，甚至还充当政府的分支机构，对家庭教会进行破坏和迫害。此外，一些小地方的三自教会还存在着独裁体制，腐败情况严重。
总而言之，三自教会信仰状况的质量，基本上是取决于教会的主要负责人，特别是主任牧师和教师们的个人信仰及其属灵的生命质量。三自教会的致命弱点在于政府的控制和限制，其中教会发展和宣教工作受到最大程度的限制。因此，怎样在现有的体制中避免这样的弱点，发挥教会应有的职责，是当务之急，也是三自教会中忠于主基督教会的领袖们和广大信徒们责无旁贷的使命。
2、中国家庭教会的体制状况
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经过了逼迫、重建、再逼迫、发展、壮大、混乱几个阶段。中国的家庭教会如同黑暗中的灯塔，又如燃烧的真理之火，席卷中国的乡村与城市，将福音传到大街小巷，千家万户。但是，在令人鼓舞的形势下，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弊端，这是我们在这里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最近这些年来，由于教会体制的严重混乱甚至错误，神学思想的门派林立、海外教会势力的介入、异端和邪教的搅扰，家庭教会的总体情况是相当混乱的，再加上政府的逼迫，令教会处于进退维谷的艰难时期。我们可以用195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后作为四个阶段，来探讨家庭教会及其体制的发展。
（1）1950年代的家庭教会。中国家庭教会在1950年代开始被迫成形，以家庭聚会为主要方式，没有正规的行政体制，教会领袖靠个人威信领导教会，属于传统大家庭式的管理体制。家庭教会主要是因为神学思想和政治原因与三自教会彻底决裂，随后遭到惨烈逼迫。其中，一批教会领袖被逮捕监禁甚至长达二十多年，许多人死于狱中，壮烈殉教。
（2）1980年代的家庭教会。据说家庭教会在中国个别的地方，一直没有停止运作。在1970年代末，这些家庭教会在一些基督教属灵传统比较浓厚的地区重新活跃起来。浙江省温州地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个时期，家庭教会主要是在农村地区发展，教会负责人主要是老一代人，因此也将对三自教会的敌视态度保持下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曾经因此饱受苦难的老一代教会领袖，对三自教会的成见是有充分证据和理由的。这个时期，家庭教会的行政体制涣散，也属于大家庭式的管理体制，以无形化特征为主。这个时期，圣灵的工作空间宽敞，教会的成长快速而健康。
（3）1990年代的家庭教会。由于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开始进入教会，城市家庭教会开始发展壮大，并在1996年之后进入高潮。这一期间，全国的基督徒数量激增，基督教会发展风起云涌，令人兴奋。同时，由于海外教会开始涉足家庭教会，并进行大规模的影响，带来了五花八门的神学思想和教会机制。此外，由于大量海外资金不合理的介入，导致家庭教会失去“自立、自养”的模式，逐渐被海外教会深入控制甚至误导。例如，由于大量的资金支持，来自美国和香港的灵恩派传统在中国城市教会中发展迅速。
这个时期，由于实际的需要和海外教会的影响，家庭教会开始形成行政机制，主要是采用金字塔式的独裁管理制度。由于处于秘密状态，缺乏自我监督职责，这种机制让一些地区的教会，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帮派或堂会的模式，有形化特征日益明显，仿佛许多独立的小王国，组织机构甚至跨越省区，引起了政府的高度不安、严密监控和打击。
同时，由于借鉴海外教会的体制，或者是在海外教会的鼓励下，家庭教会的职业化侍奉团体迅速膨胀，资金需求日益庞大，迫使对海外资金高度依赖。因此，教会的神学思想模式和发展模式也受到海外教会的影响性控制，总体上是严重不利于中国教会发展的，还导致门派和山头主义充斥着教会。这样，中国家庭教会迅速走向组织不断庞大，但是神学思想和教会体制却问题百出的尴尬局面。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家庭教会因此开始失去独立运作性，渐渐要回到1949年之前的危险模式：中国教会被海外教会所养和所领导。
当然，大部分的海外教会本意都是好的，为了帮助中国家庭教会，而且许多方式在海外都是可行的，但是事情的发展结果却难以收拾，甚至还让家庭教会和海外教会彼此都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4）2000年后的家庭教会。这个时期，许多年轻一代的教会领袖开始清楚意识到，家庭教会的发展已经严重受挫。教会机构臃肿庞大，效率低下，教会领袖腐败；信徒尽管渴慕真理，却在各种神学思想的门派漩涡中挣扎或跌到，或变得麻木不仁；异端、邪教趁虚而入。许多教会的全职侍奉者经过几年的热心工作，由于收入的严重不足，或因此被资金提供者所辖制，已经明显力不从心，心灵枯竭，体力不支，健康受损，并对前途感到迷茫；甚至在政府的逼迫下如同惊恐的麻雀，惶惶不安，丧失勇敢的心。
随着灵恩运动在中国教会中大范围地走向低潮，改革宗思想和加尔文主义开始在家庭教会中流行，并大有主导之势。于是，中国教会的神学方向，仿佛一个钟摆，从一个（灵性）极端摆到了另一个（物质性）极端。造成这种新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许多信徒开始对灵恩理论失望，认为其真理根基不扎实，理性体系薄弱，同时大量的知识分子开始从事教会工作，对系统神学的学术知识理论感兴趣；此外，台湾的归正宗神学和韩国长老会对此的推动也是重要原因。虽然改革宗神学能够让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从整体上对灵恩运动带来的影响进行良好平衡，但是，由于许多从唯物主义背景中出来的知识分子基督徒，仍然倾向于物质性主义的思维模式，再加上信仰和神学思想尚未成熟，缺乏信仰的实践体验，所以，改革宗的神学并不利于他们的灵性成熟和神学思想的健康成长。
我们还必须承认，正宗的灵恩派神学对圣灵角色的重视，让中国教会和基督徒先入为主地树立了比较牢固的圣灵观。这是很好的信仰灵性基础。而改革宗神学，作为中国教会的第二堂神学课，在真理的理性知识上，带来了美好的造就。从这种整体局势上来看，我们不得不感叹上帝的奇妙安排和带领。但是，我们需要理性和灵性平衡合一的神学思想体系，这是神学在中国教会中发展的当务之急，需要教会的广大基督徒们，特别是教会领袖和神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和努力工作。
2000年后这个时期，家庭教会中圣灵的工作是令人惊异的，尽管有形教会的问题多多，但是无形教会的生命却在不断旺盛和强壮。主要表现在一大批素质全面的、优秀年轻的教会领袖被上帝兴起，城市家庭教会发展迅速，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教会，福音真理对社会的渗透层次深刻而广泛，年轻一代人对福音的态度开放，基督教已经成为社会中不可忽视同时又是令人敬畏的新生力量。
小结
正如耶稣呼召彼得那样的渔夫，成就教会的伟大事业，上帝在中国兴起了许多普通卑微的“没有学问的小民”（徒4：13），广泛传播福音，在各地建立家庭教会，开创了教会在中国的历史新局面。家庭教会对于基督教会在中国的扎根，福音的广泛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完全是上帝的亲自带领、支持和赐福。家庭教会对中国传统宗教和当代信仰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并将继续改造和更新整个国家和民族。尽管家庭教会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但圣灵的大能工作是明显的，灵魂的得救数量与日俱增，神迹奇事证明着主耶稣基督的同在。此外，正如主耶稣亲自呼召保罗那样的知识分子教会领袖，上帝在中国家庭教会（特别是城市教会）中，已经兴起一批年富力强、具有高水平的知识文化、高素质的领袖和工人，形势是明显的，圣灵正在教会中酝酿着新的突破和发展。
中国家庭教会如今的致命弱点是，教会体制严重不适合国情，需要尽快被淘汰，庞大臃肿的王国式的家庭教会团队需要彻底解体[2]。根据我们对教会历史的回顾和对教会观的探讨，可以看出，中国家庭教会的根本出路在于解决体制问题。这是家庭教会中，那些忠实于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领袖们和广大信徒们的伟大使命，相信这也是主耶稣基督所期望的。
3、何去何从，谁主沉浮
无论人们持有怎样的态度，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否定的：1980年至今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不计其数灵魂的得救，是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尽管这两种有形教会是对立而缺乏合作的。也就是说，我们有理由承认，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在中国，通过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中的无形教会，成就着天国圣洁的事业。
尽管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各有自己的羞愧，但两者都是“世界之光”。三自教会如同一面公开的基督教旗帜，如同“山上的城”、“台上的灯”。而家庭教会则如同黑暗中的明星，照亮大大小小隐秘的角落；又如燃烧的真理烈火，在中国的大地上自由蔓延。三自教会中所有基督真正的仆人们，主耶稣岂能不知道你们的敬虔、忍耐和勤勉？家庭教会所有基督真正的仆人们，主耶稣岂能不知道你们的忠心、牺牲和勇敢吗？
在整体上，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都需要悔改，谦卑下来，寻求圣灵的带领，公正客观地评价对方，并彼此在圣灵和爱的里面宽恕接纳。当家庭教会看到有些三自教会充当政府的工具，就当知道，他们不代表如今所有的三自教会。当三自教会看到一些家庭教会的混乱和异端思想，也当明白，这并不是所有家庭教会的情况。总之，要有上帝国度的意识和普世教会的胸怀，不要中了撒旦和恶人的诡计。
三自教会是天国与世界势力公开交战的地方，是凯撒和上帝势力碰撞的平台，三自教会最终将得胜成为真正的三自教会。当然，这需要家庭教会的合作。家庭教会是默默传播福音真理的场所，能够将基督教信仰渗透到社会机体中，将失落的羊从各个角落中找到。但是，家庭教会要尊敬三自教会中那些主耶稣的肢体及其工作。
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一样，都面临着巨大的禾场，庄稼已经发白，急待收割，但是两者都因为体制的缺陷和神学思想的幼稚而被捆住手脚，因此急需自我改革，重新组合，并在整体上进行无形的非行政性联合，共同承担教会在下一个时代中的伟大而荣耀的使命。下面，我们就要探讨这个最为关键和棘手的问题，并提供可参考的教会体制模式。
三、在中国教会中推广以“无形化特征为主”的体制
如今，为了生存和发展，中国教会应该采用并推广以“无形化特征为主”的教会体制，可以简称为“组织无形化”。
这种无形化特征为主的教会主要是从整体上来看的，如果具体到每个单元教会，其内部仍然具有严谨的有形化特征，即具有严谨完善的行政制度。前面已经根据多处经文探讨过，这里，即使只根据《提摩太前书》3：1-13和5：17，我们也可以再次看到，教会中的这些行政职责包括监督、管理和执行三个板块，可以对应称为“监督会”、“理事会”和“执事会”。同时，教会中也要具备严谨完善的属灵职责制度，包括牧养、教导、联络和宣教四个板块，可以对应称为“牧师”、“教师”、“联络人”和“宣教士”。
因此，当我们探讨这种教会的具体机构和操作模式的时候，需要分别从具体的单元教会和整体教会两个方面来探讨。发展无形化教会的大方向是正确而必要的，但是具体的模式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中不断修正。下面所提供的具体模式仅供参考。
（一）单元教会的行政体制
第一、家庭教会的行政体制
家庭教会的当务之急，是需要化整为零，清除“教主”、“教霸”和“教棍”。由于家庭教会规模小，处于非公开状态，所以行政制度可以将三大职责板块合成一体，但是必须要同时具备监督、管理和执行三种职责。在属灵的职责制度上，由于家庭教会的这种不公开的优势，可以确保牧师、教师、联络人和宣教士这四种领袖角色的存在。总之，我们可以参考采用下列的总体结构和操作模式：
1、控制每个教会的人数。根据实践经验，对于城市（包括县城和乡镇）家庭教会来说，人数最好控制在7—12人，人数超过就分开，成为分会。对于农村家庭教会来说，人数可以根据当地情况灵活掌握，但是要将教会分成许多团契小组，每个小组的人数最好控制在12人之内。
2、教会采取牧师负责制。让教会的建立者和牧养者担任教会的领导角色，这种牧者的角色称为牧师，全面负责行政制度和属灵职责制度。当教会的人数发展，需要分开的时候，教会的牧师就指定一位助理牧师，负责新分开的教会分会。一位牧师最多只能同时负责五个教会分会，并且这五个分会最好都是从自己教会里分出去的。
3、教会的发展、监督和管理的行政模式。五个教会分会的助理牧师都是由第一个教会的牧师指定的，然后，这五位牧师组成管理委员会，在行政和属灵的职责上具体分工，共同管理这五个教会分会。在农村中，如果一个村庄里成年人数众多，根据需要，就可以设立教会分会。如果一个村庄人数少只需要建立一个教会，创立教会的牧师需要指定每个小组（团契）的组长，并与小组长共同组成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同时行使教会中的属灵牧养、监督和行政操作的职责。
4、设立健全的教会财务制度：教会从两三个人发展的一开始，就需要设立资金捐赠（奉献）制度，并设立会计、出纳和审计，任期一年，专门在管理委员会中指定一人（不是牧师），开设私人银行帐号储蓄教会资金，期限视情况而定。在城市教会中，会计、出纳和审计可以由委员会成员轮流担任，如此循环。农村教会中人数较多，可以由每个组长轮流担任。在教会中，每个分会的财务制度是独立的。
某些地区的家庭教会，由于实际情况的不方便，可以建立临时性捐赠的制度。这种制度在平时不捐赠，但是在需要资金的时候进行临时捐赠，并一次性使用完捐赠资金。例如，这个教会需要帮助一位生病需要治疗的贫穷基督徒，或者是进行印刷出版等教会工作，需要资金。这时候就可以在教会委员会进行调查决定后，做好明确的资金预算数目，然后号召全教会信徒进行临时性捐赠，所得的资金全部投入既定项目的使用。在平时，要教导信徒个人要坚持私下储蓄捐赠（奉献）资金，这样当教会发出号召的时候，就会有足够的力量捐赠。
5、设立正式的基督教礼仪制度：除了敬拜赞美唱圣歌之外，教会从一开始就要设立正规的圣餐和洗礼制度，由牧师负责主持。在洗礼的时候，除了牧师和受洗信徒所在教会（或小组）的助理牧师之外，还应该让带领这位信徒信仰走向成熟的基督徒也在场，共同施洗。还可以邀请另外一些基督徒在场祷告，并作见证。
6、教会捐赠（奉献）资金的使用：教会的捐赠资金（包括外来捐赠资金）的具体用途，在城市教会中，由每个教会的全体成员决定（80%的人同意就可以执行）；在农村教会中，由管理委员会决定。这些资金的用途包括教会自身运作活动所需的基本消耗资金、教会工人的补助、设立基督徒学生的奖学金和助学金、支持神学生的奖学金和助学金、支持宣教的资金、支持基督教出版物的资金、支持贫困孤寡残疾人士等方面的慈善资金，等等。
每个教会可以根据自己在基督里的领受和兴趣，决定资金的用途。每年要有具体的资金预算，每年剩余的资金最好是在10%左右，除此之外要尽量用完。捐赠资金的总数和用途要通报教会全体成员，但是一些敏感细节不必公开。例如，所帮助之人的身份是宣教士或学生，或敏感身份的人士，为了避免给他们带来麻烦，需要保密。这一点，需要在信徒捐赠之前就给予清楚的说明。
第二、三自教会的行政体制
对于三自教会来说，当务之急是尽量在合法的地位中，最大程度避过和摆脱政府的干涉和控制，开展各项教会事工。三自教会的行政制度健全，活动公开，具有许多家庭教会没有的优势。三自教会可以建立完善的行政制度，即拥有“监督会”、“理事会”和“执事会”这三大行政板块。在属灵的制度方面，由于被政府干涉的被动处境，宣教士和联络人的角色无法公开存在，但是，牧师、教师的角色是容易公开建立的。最重要的是，三自教会应该有意识地进行自身调整，获得更多的无形化特征，从而拥有更自由的事工空间，在圣灵的辅助下，发挥出充分的潜力。下面的几点建议可供参考：
1、建立更多的教会分堂。如果条件不允许建立更多的教堂，就可以想办法扩大教堂能够容纳的座位，或者增加聚会崇拜的次数，例如在星期天可以多举行几场聚会，平时多开办各种形式的聚会，包括祷告、传福音、敬拜、神学培训。
2、重视神学建设和普及教育。要从资金方面充分支持神学生，建立雄厚力量的教会图书馆和阅览室，举行定期的教会领袖神学培训班；利用教会网络、光盘、磁带等进行福音传播和神学思想教育。甚至，大型的三自教会可以挂靠国外神学院，建立小型的神学院，相当于分院，课程和文凭全套引进，再根据当地教会的需要，添加合适的特色。这需要国外神学院通过政府渠道，公开主动地与中国的三自教会建立神学交流项目。
3、在教会中建立聚会小组（团契）。将教会的信徒根据地理位置、文化层次、年龄层次、教会中的侍奉层次分成众多的小组，让这些小组每个星期在家庭里聚会一次，进行祷告、敬拜、赞美、学习《圣经》、分享见证、交流信仰、培训神学思想，等等活动。这些小组还能够在私下传福音，带领许多新人的信仰稳步走向成熟。具体模式也可以采取7-12个人一组，每个小组一个负责人，然后每五个小组再设立一个总负责人的管理方式，或者按照城市的分区设立教会小组的区长。
4、教会资金的充分使用。因为三自教会的财务制度是正规的，有公开合法的教会帐号，并且参加聚会的人数集中，流动性大，所以资金充足，特别是在大城市教会中。这些资金应该用来扩建教堂，对外宣教，增加教牧人员的工资和福利，充分支持神学生，建立或支持神学院、建立基督教养老院、孤儿院、幼儿园、学校和医院，在此之余，还可以投资一些其它方面的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二）中国教会需要建立无形化的整体网络
根据上述的内容，当单元教会的属灵和行政运作制度确立后，教会的有形化特征得到了保证，从而能够正规而稳定地发展。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考虑作为中国教会的整体，采用怎样的运作模式才能够最适合生存和发展，最有利于实现众教会最大程度的团结合一，从而实现教会的复兴和得胜。下面，我们可以推荐中国教会采用“无形化网络”的运作模式。这一模式的采用，将会大大强化中国教会整体的无形化特征，为圣灵的运作提供巨大的空间，并且对单元教会的有形化特征不会产生任何不良影响。具体的建立和操作的参考模式如下：
1、建立家庭教会的无形网络
（1）教会的分化与联合的机制：当教会由于人数的增加而不断分出更多教会时，由于一个牧师最好只管理五个分会，因此超过五个之后，就需要按立新的总牧师负责。这样，当教会分成十个、甚至二十个的时候，教会的总牧师需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委员会的人数最多不超过七个。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机制，就可以保证最多35个教会之间的密切联合，信徒总人数可以达到300人左右。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委员会的作用不是行政的联合管理，而是属灵职责的联合：在统一基层神学思想方面，在彼此监督方面，在面对逼迫或其它困难挑战的时候，在宣教的统一方向和策略上，在资金的汇集方面，能够联合起来，统一行动。也就是说，除了五个分会组成的单元教会之间具有彼此的行政约束力之外，其余教会之间的行政是彼此独立的，可以在正统信仰的基础上保持各自的门派特色。
（2）确立教会联络人（Church Net-worker）的角色。当教会超过一定的数量，需要实现跨省区甚至全国性的联合，就需要出现一个特别的教会领袖角色——联络人。这种角色往往不是教会推选和设立的，而是上帝亲自培训和兴起的，中国教会中已经有不少这样的角色。联络人没有行政职位和权力，但是却受到众教会和信徒的尊敬和接受。联络人在敬虔、祷告、信心、爱心、勇敢、牺牲精神、知识、智慧、能力、神学思想、属灵的见识、教导、带领、鼓励、劝勉等方面，有着较多的恩赐，从而具备上帝赐予的属灵权柄，并且这种权柄会被众信徒和教会领袖认可和心悦诚服。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使徒式的人物，例如保罗，或者是巴拿巴那样的角色[3]，只是，为了避免神学上不必要的争论，我们最好还是使用“教会网络联络人”这个称呼，简称“联络人”。这个角色是实现教会大面积无形网络联合的关键。上帝必将兴起许多这样的联络人，或者联络一个小地区，或者联络一个大地区。
“联络人”作为一种教会领袖职责新角色的概念，应该正式在神学理论上得到确立和发展，尤其是在教会管理和宣教学领域中。
（3）教会联络人之间的联合。教会无形网络的运作采取没有行政约束力的联络人负责制。大范围内的多位联络人应当联合，这种联合主要是通过建立私人的朋友关系而进行。也就是说，教会联络人需要形成属灵的团队，并且彼此没有行政约束力。在教会中，也会出现联络各地联络人的联络者。通过这样的联络者，教会网络就能够在没有行政约束力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并网，从而最大程度实现大范围内教会的无形联合。这种教会网络的联合是偏重于属灵的无形机制，能够给圣灵留下充分的带领、扶助和保护教会的空间，因此是威力无比的。
2、建立三自教会的无形网络
由于三自教会公开合法的优势条件，实现跨地区甚至全国范围内的联合会更加容易。
（1）建立教会领袖之间的关系网。这种联合不是已经形成的那种政府控制的模式，而是一些信仰纯正、志同道合的牧师和教会工人们之间私人关系的建立。这种友谊的关系，能够将这些牧者在基督里合一；同时由于三自教会的牧师负责制，就容易形成所牧养教会之间的无形联合。
（2）建立全国性的教会资源信息共享网络。利用各省教会以及与海外教会之间的互访，建立人员通讯、神学思想培训、资金捐赠、《圣经》等书籍的分配网络，这种网络可以公开建立，但是运作时需要保持无形的低调方式。
3、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之间的无形化并网
当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建立起各自的无形网络之后，就可以进行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之间的并网。注意，这里需要特别强调和声明的是，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之间的并网联合是无形化的，不是体制性和机构性的有形联合，而是通过教会领袖和联络人之间私人关系的一种无形合作和联合。由于政治环境的不自由，这种并网不可能是大面积的，只能是区域性的，但是却意义深远，因为这才能够实现中国教会整体的无形联合，形成属灵合一的局面，为教会的复兴和全面得胜，奠定坚实而广泛的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之间，在相互选择并网之前，应当确保所选择的是教会领袖信仰纯正的教会。对于三自教会来说，需要避免接触邪教、异端、极端性质和黑社会式的所谓的“家庭教会“。对于家庭教会来说，要避免接触信仰不正、被政府完全控制的、类似于政治机构的三自教会。
（1）家庭教会需要主动握手。尽管有长期的积怨，但是在教会合一与复兴的愿望面前，这都算不得什么。首先，家庭教会的负责人、信徒和联络人，应该主动进入当地的三自教会，熟悉里面的情况，通过祷告、聆听讲道、私下交谈和朋友推荐，等等灵性和理性的途径进行判断，最终选择信仰纯正、敬虔、胆略、见识、能力都比较全面的牧师等神职人员和信徒，并与他们建立私人关系。
如今家庭教会中的个别领袖在对待三自教会的认识观念上，已经走入极端化的政治路线，并怀有严重的个人利益目的。通过炮制一些缺乏神学根据的批判性口号和理论，误导一些幼稚信徒的观念，煽动家庭教会对三自教会盲目的仇视，导致同根相煎，让魔鬼和恶人渔翁得利。更有甚者，以此为手段来讨好海外的一些教会和政治力量，并获得资金支持。这是需要尽快在家庭教会当中肃清的“酵”。
（2）三自教会要支持家庭教会。三自教会有许多政治和法律上的优势，因此作为那些忠心于主的教会领袖们，应当与一些家庭教会的领袖和普通信徒建立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私下的。三自教会由于站在明处，不方便主动联系家庭教会，因此可以通过有私人交情的家庭教会牧师、联络人和信徒，对家庭教会的信徒和事工，进行暗中配合、帮助和保护。
（3）基督徒以个人身份互相融入。三自教会是福音公开传播的有利平台，家庭教会应该鼓励信徒适当参与三自教会的聚会和活动，[4] 同时仍然以参加家庭教会为主。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要与三自教会中的基督徒进行信仰交流，彼此代祷，并与性情相投的建立朋友关系。同时，家庭教会基督徒也可以私下邀请所信任的三自教会的领袖和基督徒，偶尔参与家庭教会的聚会和事工。这些活动是需要谨慎而低调的，要高度重视并顺从圣灵的带领。
4、实现并运作教会无形网络的几点关键因素
在确立上述的单元教会的有形体制和整体教会无形网络的模式之后，不难发现，要想实现这种理想的模式，需要理解几点关键的因素。
（1）家庭教会系统中单元教会的行政制度：根据《圣经》的教导，教会中容易建立属灵的职责制度，同时，由于单元教会是以有形化特征为主的，因此必须要重视并确保行政制度的有效建立和运行。这些行政制度，还要包括任免和奖励惩戒措施。前面已经提到过，这种行政体制是牧师负责制，“管理委员会”辅助牧师进行监督和管理。对于牧师、助理牧师和委员的任免奖惩，以及对某些普通会员的除名，需要进行投票表决。
单元教会采取牧师负责制，因此牧师具有一票否决权：任何议案（不包括对牧师的惩戒和罢免），只要牧师一人否决，就不可以通过。在通过某项议案的时候，则需要80%的投票通过，其中牧师一票可以占总票数的25%。例如，如果管理委员会有五个人（包括牧师），通过一项议案需要至少4票，其中牧师一个人可以算两票。如果牧师投反对票，就不可以通过。
由于牧师的权力比较集中，因此需要建立平衡机制。首先，需要确定牧师的任期，例如，可以规定牧师的任期是三年或五年。如果找不到比这位牧师在属灵教导上更加有恩赐的人，这位牧师在退下来后可以继续在教会中从事教导工作。否则，这位牧师最好离开，再去建立新的教会。在未来，这位牧师还可以担任这个教会的牧师，但是一次任期不可持续太久。或者，可以兴起有教导恩赐的教师来承担主要的信仰教导，而牧师负责把握教会的整体属灵方向和行政运作，这样的话，牧师任期可以增加到七年。如果既从事教导的工作，又从事行政运作，一般到了三年就是牧师的疲劳极限，往往就会出现属灵和体力的干枯，因此需要重新休息，进行加油充电，并思考确定下一步的事工方向和策略。
其次，确立牧师的罢免制度。如果委员会中有任何成员认为需要惩戒和罢免牧师，或者认为需要惩戒和罢免某位委员或教会成员，那么这人就需要公开提出议案和理由，如果委员会中超过80%的票通过罢免，即五个人中有四票通过，牧师就应当被罢免；如果没有通过，提名罢免的人就应该被免去委员职务。在罢免机制中，牧师的一票否决权无效。在任何情况下，牧师和教会工人的辞职都是必须要接受的。
设立牧师的任期和惩戒任免制度，是为了避免牧师的权力独裁化和罪性的腐败。如果某一个牧师不能够尽职尽责，并且形成的利益集团坚固，那么这个教会的信徒就可以离开，选择加入其它的教会，或建立新的教会。这样，不称职的教会领袖就会被自然淘汰。或者，如果行政制度运作畅通或众人齐心，教会信徒可以通过公开投票的方式，否决不称职的牧师或管理委员会，并重新选择新的委员会和按立新的牧师。
重要的一点是，所有的投票表决都必须是公开的，要让全体教会的成员知道每个投票者的姓名和投票结果，坚决杜绝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无记名投票是不敢行在光明中的表现，是缺乏自信、不敢负责、畏惧监督的表现。
牧师负责制的意图在于，最大程度地发挥牧师的属灵权柄；而罢免制度的意图在于，最大程度地限制牧师的错误、罪性和腐败。因为教会是属灵的实体，同时兼备有形和无形特征，最高的领袖是耶稣基督，而教会的运作和发展必须依靠圣灵的能力，因此，教会体制不仅要考虑发挥人的能力和职责，更要给圣灵的带领和工作铺设通畅的管道。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在这种体制中，牧师的人选是关键性的。
（2）牧师的角色：由于在教会中采取牧师负责制，因此牧师的角色是非常关键的，是单元教会内部团结合一的重要保证。在《以弗所书》4：11中提到牧师这一角色，并且是与教师这一角色连在一起的。从字面来理解，牧师包含牧者和教导者的意思，是这两种角色的合一。因此，牧养众基督徒应该是牧师角色的具体职责。在《约翰福音》第21章中，主耶稣告诉彼得，要牧养他的羊。可见这也是使徒的职责。
根据传统教会的模式，尤其是马丁·路德改革之后，在新教的教会中，牧师的角色是完全职业化的，并成为一种终身制的职务角色，仿佛是一种爵位。因此，尽管从表面上废除了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的终身职业制度，但是在牧师的角色上，却依然残留了天主教权力制度的实质性特点。严格狭隘的牧师按立制度，形成了集团权力的集中和职业特权的控制，削弱了这种职责的属灵特征。
根据中国教会当前的情况，尤其是家庭教会的情况，我们有必要重新确立牧师角色的定义。根据《圣经》，既然牧师是牧养信徒群羊的，是一种需要具体工作的属灵职责，而不是一种名称，并且这种职责是行出来的。因此，如果一位基督徒担任着教会中的牧养工作，那么他就是牧师。如果他停止从事牧养教会工作，那么他就不再是牧师。
换而言之，只有正在牧养教会的基督徒才是牧师，这是自动形成的职责性角色，是上帝的亲自选择，而不是人为授予的称号。在家庭教会中，第一个建立教会的人就是牧师，不需要被人按立，因为圣灵的按立是最具有权柄的。然后，这位牧师指定并与众信徒一同按立助理牧师，让其负责分会，超过五个分会之后，一些助理牧师所负责的教会就独立出去，因此就自动形成新的总牧师，并如此类推，指定自己管理范围内的助理牧师。
我们应当尊重传统的牧师按立制度，如果有人认为需要传统的按立方式，我们也须尊重。但是要明白，在中国的实际国情和教会处境中，需要避免这种传统按立制度的弱点，取消牧师终身制的做法，采取更适合教会发展的制度。保罗的使徒身份也曾受到别人的争议，对此他说：“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作使徒的印证。”（林前9：2）这样看来，你所做的属灵工作及其属灵果实，就是你属灵职责角色的最好证明。在中国教会中，我们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在圣灵和真理中常常更新头脑，避免那种竭力用人为的办法控制和领导教会的思路，要给圣灵留下足够的运行带领的空间，从而实现教会和每个基督徒最大程度地被上帝直接带领。
牧师职责的特殊性在于，牧师不仅需要具备出色的行政能力和为人处世的恩赐，还要有属灵的权柄和洞察力，在教导培养信徒生命和带领教会的发展方向上，具有从上帝直接而来的多种恩赐。因此，许多时候，在教会工作的大方向上，圣灵的感动可能只是针对牧师一个人，而许多来自上帝的指示不一定是合乎人的想法和道理。在这种情况下，牧师负责制就能重分发挥这种特殊的属灵权柄。
最后还顺便提一点，我们应该在中国教会范围内，杜绝将牧师的妻子称为“师母”，这个称呼是传统文化的产物，是违背《圣经》教导原则的。此外，还要尽量避免牧师的妻子参与教会的具体工作，这是非常有利于牧师家庭和教会健康的做法。
（3）教师的角色。助理牧师和团契负责人（组长），主要是担当教师的角色。《提摩太前书》4：11-13：“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直等到我来。”可见，作为使徒保罗的助手提摩太，就是担任助理牧师或教师的角色。
牧师和教师还可以进行合作性分工，分别负责属灵教导和行政管理这两项职责。当教会分会数量的单元教会人数较多的时候，这种团队工作方式就会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4）联络人的角色。在单元教会体制运作良好之后，教会通过无形化网络的联合就势在必行。实现这种网络联合的关键是联络人的角色，这种联络人在中国教会中有许多，只是没有具体的称呼而已，或者是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角色。
真正的联络人大多数是上帝亲自呼召出来，并且经过圣灵多年的培养、带领和教导才获得这种非常有价值的恩赐。联络人本身没有任何行政职位，如果没有上帝亲自赋予的这种权柄，那么联络人的角色就无法建立起来；如果失去了这种权柄，这种角色就会自动消失。联络人的具体角色是这样的：
第一、在一个地区，当上帝悄悄兴起这样的联络人后，这个联络人就需要致力于教会的无形联合工作；这种工作主要是通过建立私人关系和友谊而进行的。上帝会亲自辅助他所选召的联络人，用大能伴随他的工作，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会充满丰富奇妙的见证和属灵的鼓舞。联络人还要从教会领袖和普通信徒当中发现、选拔和培养新的助手联络人，形成核心比较稳定的当地网络。例如，可以在每一个地区都挑选一个当地的教会联络人。
第二、联络人必须要有自己的教会生活，最好是有自己所带领的团契或教会，从而确保不脱离具体的教会实践，并满足自身的属灵喂养。联络人不可以脱离社会，需要保持一种社会职业身份，在经济上完全独立，同时最好是比较自由的工作。联络人要精通当地的教会和社会。联络人最好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因为需要大量的体力奔波、脑力劳动、心志的消耗和冒险。
第三、联络人不仅应该是耶稣的门徒，也应该是牧师和神学家，同时必须要有一份社会职业（除非已经退休）。联络人要深入社会，不断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精通《圣经》和神学思想；谦卑而自信，勇敢而智慧，精明而果断；成熟而老练，敢于牺牲，心理坚强，善于交际；是众人信心、爱心、能力、属灵圣洁和道德圣洁的榜样；祷告要常有奇妙的见证。还要擅长与其他联络人之间进行交流，建立联络人之间的人际网络。
第四、联络人要成为属灵的导师和守望者。联络人需要有别的教会领袖或联络人作为自己属灵的导师，同时也要成为别人属灵的导师。尤其是要注意影响和培养教会领袖，利用联络人的角色在众教会领袖当中，统一神学思想和许多方面的理念观点，共同探讨建立许多重要的教会工作策略和模式。此外，联络人可以带领一些具体的大范围内的事工合作，例如对付异端邪教的攻击、资金的一次性汇集使用，等等方面。
第五、联络人要始终寻求主耶稣的亲自带领，建立适合自己的、能够准确鉴别并领会圣灵感动的稳定方式。联络人之间彼此没有行政约束力，但可以在属灵的共识基础上达成一些团队工作的规则，并随时可以退出团队。联络人之间和教会领袖之间需要建立彼此的信任，如果不能够信任，就不要合作。如果合作，就必须完全信任。尽管必要的监督是需要的，但是这样的信任和信誉联络机制，能够省去许多复杂的程序，大大提高工作的效率和安全性。
由此可见，联络人是圣灵在中国教会充分运作的有利管道，因为没有行政制度的约束和管理，是直接向主耶稣基督的无形教会和上帝的国度负责，而不是向人或组织机构负责，所以，这种联络人的角色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深厚的属灵潜力。教会大范围的无形化联合，需要联络人之间的密切沟通和交流。为了提高效率、节省资金、保证安全，教会要尽量避免召开跨地区的教会领袖会议，最大可能地减少会议次数和规模。通过联络人在各教会领袖之间的走动串访，就能够实现会议的许多功能。此外，要多多利用电脑互联网和电信资源，也可以利用传统的书信方式。
总之，教会联络人所侍奉的是耶稣基督的无形教会和上帝的国度，同时从事的是教会和天国的事业[5]。因此，具备上帝国度的宽广胸怀和对教会整体事业的远见卓识，是联络人不可缺乏的重要品性。
顺便提一下，其实在海外的华人教会和西方教会中，也需要兴起这种教会网络联络人的角色；其实他们也有一些这样的角色，只是不属于一种教会共同认知的职责，尤其是在神学理论上。当然，在传统落后的教会体制、神学和门派文化中，这是不容易实现的。
（5）宣教士的角色：尽管中国教会当务之急是对本民族传福音并建立教会，但是不可忘记在中国范围内有上百个非汉族的民族，其中许多是拥有独立的语言、宗教和文化的民族群体。因此，中国教会如今就应该开始进行针对本国内的不同民族群体进行跨文化宣教工作。这种宣教工作，必然会给未来中国教会向国外民族宣教提供宝贵的经验。
当然，向国外民族宣教应该是在中国教会全面复兴和得胜之后，才能够全面启动的。同时，我们并不排除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上帝亲自明确的呼召下，有个别教会和基督徒个人，如今就已经前往国外进行跨文化宣教。但这只是属于中国教会中的特殊现象，是个别的，不代表教会全局的动向。
教会一旦派出宣教士，就要尽力提供充足的工资和相关经费，以及其它方面的支持。有些是个人蒙上帝呼召自己成为宣教士的，不是教会所差派的，就需要亲自依靠上帝的供应和带领；或者与有相同异像和策略的宣教机构或教会建立联系，获得资助等方面的支持。
（6）提倡非职业化侍奉：最后这一点，将是最有效的方式，来确保上述的教会机制按照理想的状态运作。职业化侍奉是指教牧人员从教会领取工资，并且依靠这种收入而生活的侍奉工作方式。注意，这里的意思不是指教会不需要全职侍奉者。“全职侍奉者”是指为教会进行全时间工作的教牧人员，只要不是从教会领取工资并依靠教会而生存的，就属于非职业化侍奉。
有一点是需要明白的，在中国教会的现实情况中，特别是在家庭教会中，如果按照本章中所建议的教会体制模式，那就只需要极少数的全职侍奉者。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4-19中，清楚说明了“主也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然而，他和一些人却从未使用过这种权柄，而是自谋生计，“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我们知道，保罗的职业是制作帐篷。这里，使徒保罗为后人立下了非职业化侍奉的美好榜样。
从教会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神职人员的职业化侍奉带来了许多问题。由于依靠从教会领取的工资收入为生，神职人员就难免会努力讨好众人，不敢坚持真理。由于这种共产主义式的铁饭碗职业，神职人员还容易懈怠懒惰，不求上进，倾向于对人或有形教会机构负责，逐渐忽视了领会上帝属灵的带领，忘记了自己将来要向耶稣基督亲自交帐。
另外，职业化侍奉必然导致小团体和帮派意识的膨胀，看待其它教会如同竞争的商业公司；重视教会的人数和捐赠资金，容易忽略信徒的生命质量。职业化侍奉还会导致教会领袖和信徒们，过于注重有形化教会的铺张建设，如大量投资于教堂、设施和机构的建设。这样的资金浪费，不仅会导致教会容易忽视教会复兴得胜的属灵内涵和目标，还会影响对宣教事业和神学院的投资。
当然，由于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一些福音工作者确实需要得到报酬。因此，为了避免职业化侍奉的弊端，在如今的中国教会，我们不妨采取这样的方式进行平衡：提倡非职业化侍奉；实行有偿补助；避免依靠教会而生存。
教会的牧师和工人，必须要保持一份社会职业（最好是比较自由的职业），这一点应该纳入教会的行政制度。这样，神职人员不仅拥有一份社会职业的工资收入，还能够不脱离社会，与广大的信徒和非基督徒有许多共同语言，深刻了解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文化，这对于从事教会工作和宣教事业，尤其是对教会和基督徒的社会责任的理解和把握，都有直接的帮助。
如果在城市中采取上述的小单元家庭教会的模式，就可以不需要全职侍奉的教牧人员。根据笔者在中国教会的经验，许多非职业化、非全职的教会领袖的工作方式，是非常高效率的。这是中国教会当前需要大力倡导和推广的侍奉模式。当然，一些大型的三自教会，确实需要全职和职业化侍奉的神职人员，但是人数应当尽量控制。
如果个人的经济实力雄厚，从事教会工作就不要任何报酬。如果经济实力单薄，就可以领取教会的补助性工资，具体的数目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工作规模。对于退休的、家庭有重大困难的牧师等神职人员，教会则需要进行长期而足够的补助。也就是说，一旦决定进行补助，最好是负责到底。
联络人如果经济力量单薄，同样也是需要补助的；联络人的资金应该充足，保证旅行交通的费用。联络人要尽量避免从所联络的教会中直接获得补助，可以通过其它渠道获得资金，也可以接受信徒个人的资助。此外，只有跨文化的宣教士，神学院中的教授和学者，才应该采用全职业化的工作方式，并且需要高薪制，资金由教会联合供应，直接交给宣教机构和神学院。
在如今中国的教会中，教会领袖要大量挖掘并使用在社会中有稳定职业的基督徒，特别是中青年人，通过向他们合理分配和调度教会的工作任务，将这些基督徒的才能和热情在他们的业余时间里充分激活并运用起来，从而给教会领导层带来健康而新鲜的血液，这样必将给教会整体带来不可估量的活力，极大地促进教会各项工作（包括资金捐赠奉献）的高效发展。这是立竿见影和事半功倍的策略。
（7）建立无形的信誉机制。由于教会网络无形化的特征，没有行政约束力，许多具体的操作过程缺乏监督，因此有必要建立无形的信誉机制。例如，教会神职人员和联络人在进行许多工作的时候，都是单独面对上帝，没有人可以监督，因此，除了依靠个人信仰的生命之外，还需要通过重视个人信誉，来限制懒惰和其它方面罪性的发作。也就是说，教会领袖和联络人需要注意自己的个人信誉，并且彼此催促监督。
这些信誉特征包括：尊敬服从真理、弃绝谎言、诚实无伪、行事为人光明磊落、责任心强、办事效率高、自觉的团队配合意识、服从整体安排、说话表达清楚准确、善于交流沟通；不轻易承诺，承诺必行，宁可吃亏；勇敢坚强、敢于为群羊冒险牺牲、坦率承认错误；不骄傲嫉妒，有丰富的爱心和宽容，等等。
建立这些信誉素质，最大的障碍仍然是传统和现行的中国文化中，那些腐朽和错误的内容所导致的不良习惯和思维模式。但是，我们要决心学习具有基督真理特点的为人做事风格，建立并实践这种能够达成共识的信誉机制。
四、中国教会走向无形的大联合
中国教会走向属灵的无形联合，这是中国教会复兴和得胜的捷径，也是必要的趋势。在中国今天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中，通过单元教会行政制度的模式和教会之间无形网络的建立，这一点就能够得到实现。需要注意的是，最重要的是理解这种模式的整体思路和理念，这样在具体的操作细节上，不同的教会就可以灵活调整，最佳程度地适应不同时期中当地的实际情况。
因为三自教会在信仰的传播上采取被动的工作方式，主要是守株待兔，因此教会信徒人员的流动性强；同时由于单元教会中信徒人数庞大，严重缺乏细致到个人的信仰培养和带领，导致信徒个人的信仰质量不容易获得快速的提高，对一些有影响力的社会阶层，也不容易用福音触及到。所以，三自教会要避免这种弱点，充分发挥合法的优势，这样，在对社会进行公开影响、神学思想统一，等等方面，就能够大有作为。而家庭教会由于地下隐蔽性，人数的有限性，能够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进行持续而深刻的影响，信徒的信仰生命容易得到深度的栽培。同时，由于这种方式具有冒险性，能够自动筛选出高纯度的信仰群体，尤其是教会领袖团体。（当然，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都需要提防那些秘密潜入教会的，尤其是在领袖层的奸细。）
因此，我们提倡“无形化特征为主”的教会体制，主要的思路和意图是这样的：在中国如今政治和宗教不自由的环境中，让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利于生存和发展，避免弱点，发挥优势，并且能够进行风险最小而效率最高的无形联合，从而早日实现教会的全面复兴和得胜。下面，我们要进一步说明几个方面的问题。
1、这种体制模式的优点和必要性
（1）能够最大程度避免有形教会党性的不良作用。前面提到过，对整体教会团结合一影响最大的是党性，党性表现在门派的立场上，以及职业化侍奉的竞争上。尽管党性无法完全消除，也有正面的作用，但是可以尽量避免其缺点的影响。
教会的门派主要是因为神学思想的分歧而导致，任何教会都难以从神学上避免门派特征，但是却能够在行政上脱离门派的系统。神学思想的流派和教会的门派特征能够将异端和邪教显露出来，能够清楚的表达信仰立场，这是必要而有利的方面。因此，教会应该在行政上通过加入无形教会网络，而摆脱门派的行政体系局限性，但是在信仰和神学思想上，却有必要声明自己的派别倾向。
在正统信仰的教会范围中，无形化的教会网络能够在不干涉行政的前提下，容忍甚至忽略神学流派上的分歧，通过基层神学来统一信仰的核心观点，实现教会最大程度的属灵团结。
（2）最大程度地降低教会的制度成本：“无形化为主要特征”的教会体制，尤其是其中“非职业化侍奉”的推广，能够极大地降低中国教会的制度成本。中国教会领袖不仅因此能够感到教会工作负担的减轻，也能带领教会从经济压力的泥潭中摆脱出来，从而轻装上阵，事半功倍，并重新获得久违的平安喜乐。
教会制度成本的降低，不仅能够大大促进宣教事业，让神学思想的正统性容易保持，还能够在行政制度中出现任人唯贤的局面，牵制有形教会的党性，促进教会之间的联合对外，直接让众信徒和众教会受益，并因此如鹰重新得力，展翅高飞。荣耀归于主耶稣基督。
（3）最大程度地避免“教皇”、“教主”、“教霸”和“教棍”的出现：家庭教会如今的腐败主要表现在教会的山头主义，小王国林立，一些如同皇帝、山大王和黑社会头目一样的“教主”、“教霸”和“教棍”控制着教会。他们大量骗取海外资金，生活腐败，大搞个人崇拜，甚至鱼肉教会，欺压信徒，成为撒旦重用的仆人，严重破坏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并在世人面前羞辱主的名。这些现象主要是出现在家庭教会中，一些地方的三自教会中也有。因此，家庭教会的化整为零和整体无形化网络的建立，三自教会中的行政财务管理和投票惩戒任免制度，能够最大程度地肃清这种教会中的流毒。
（4）容易在逼迫的环境中生存。共产主义信仰的中国政府和无神论为主导潮流的中国社会，对基督教充满了敌意和排斥。政府的逼迫和限制，让中国教会无法按照传统的教会模式发展。以无形化为主要特征的教会体制，能够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避免直接的对抗；流动性强，隐蔽性强，不招人耳目；在相对安静的状态下成长壮大，如春雨润物，悄然无声，具有超强的社会渗透性。
这种无形网络联合的教会机制，容易形成较大范围的教会团队合作，机动性强，随时组合，随时解散；根据需要而进行，合作可以是一次性的，也可以是短期或长期，没有行政约束机制。
（5）给圣灵留下极大的运行空间。无形化特征为主的教会体制，能够较好地避免人的做事弱点和罪性，给圣灵留下充分的运作空间，让主耶稣亲自选拔、培养和呼召教会工人、牧师、宣教士和联络人等领袖，如同旧约时代上帝选择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在新约时代选择彼得、保罗、巴拿巴那样。同时，上帝会亲自用大能的手帮助、培养、引领和保护这些教会领袖。
在这种机制运作下的教会，容易令主耶稣基督满意，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教会属灵的圣洁和道德的圣洁，促进信徒的信仰纯正，因此教会就会具有大能的权柄和威力，能够胜过任何属灵的挑战和恶者的攻击。这种体制还能够将有恩赐的人及时显露出来，并向其提供应有的职位。
最重要的是，在这种体制下，教会的发展方向能够最大程度地被圣灵所带领和引导。
（6）有助于神学思想和宣教事业的统一。尽管神学思想无法完全统一，但是无形化为主要特征的教会，神学思想能够获得最大程度的统一。神学思想的分歧导致教派的产生，而行政制度规范下的教派进一步夸大神学的分歧，导致不同派别教会之间的互不往来，没有联合的意识。教会的无形化网络体制，能够有效避免派系竞争，促进合作程度，容易让不同的正统教派之间求同存异。
此外，这种体制模式还有利于促进教会宣教事业的策略统一，资金的汇集；能够有效减少人才、资金和时间的浪费；还容易让上帝所呼召的新人选及时成为教会的领袖。
2、中国教会体制革新面临五个阶段
（1）改革重组：这个阶段大约需要三至五年的时间。第一步是需要统一教会领袖们的理念和思想，要开放头脑，运用智慧，并且认真祈祷，在圣灵中寻求印证和鼓励。和所有的改革一样，教会的这种改革也会触动许多人的权力和物质利益，一些“教主、教霸和教棍”式的人物，会极力破坏阻挡这种改革；而那些思想保守僵化的教会领袖和信徒们，也会迟疑不敢进行改革。但是，即使许多教会不愿意进行改革，也没有关系，只要在新建的教会中进行这种改革，经过几年的时间，整个局面就会迎刃而解。也可以在某些地区和省份首先试验这种改革，然后再将经验加以推广。
（2）稳定成熟：这个阶段需要大约五年的时间。经过第一阶段的实践和经验总结，在第二个阶段中，就可以在具体操作细节中不断完善这种改革后的教会体制。期间，神学思想的统一性普及教育，就能够借助新的教会体制得到相当大程度的实现。由于教会新体制运作已经走上正轨，教会领袖对这种体制的操作也得心应手，如鱼得水，教会的发展就会进入高速时期。主要表现在对社会渗透性增强，信徒人数激增，教会的属灵权柄空前增加。
（3）与世界教会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教会在新的教会体制运作成功后，就会实现初步稳定的无形联合，以及教会的独立运作自治。也就是说，在进入第二阶段后，中国教会就可以重新定位与世界教会的合作关系和模式，从而与海外教会、基督教机构和基督徒个人，进行崭新而高效率的交流合作，并且这种交流合作的关系可以长期持续下去。
这种交流合作关系的主要特征是，海外教会和基督教机构的角色一定是辅助性的，中国教会要始终保持行政和属灵上的独立运作。要注意与海外的华人教会和西方教会同时进行交流合作，特别是与美国教会的合作，更具有属灵的重要意义。交流合作的方式有多种，例如，海外教会可以提供一些有优势的资源，包括书籍、教师、信息、资金、培训、教育，等等。总之，这种合作和交流的宗旨是取长补短、资源共享、大范围地连接基督的属灵肢体，较大程度地实现普世教会的无形联合。
在过去的大约20年时间里，中国教会与海外教会之间的交流合作出现了许多问题和痛苦，但这并不能成为中国教会自我封闭、拒绝交流合作的理由，因为我们需要高度重视普世教会的概念和实践。只是在与海外教会接触的过程中，要注意选择一些优秀的教会和宣教机构，尤其是直接打交道的那些人，更要注意选择信仰敬虔、有智慧、谦逊、灵活、理性和灵性平衡、有国度胸怀、性情相投、灵里相通的基督徒。
（4）教会的复兴：这个阶段大约需要十年。期间，适合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体系基本形成并成熟，教会群体将会急剧增大，信徒个人的信仰质量和影响力提高，教会的权柄空前提高，有识之士纷纷加入。基督教影响下的社会文化、家庭伦理道德，将初具规模；期间教会的新体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如果这时高质量的基督徒人数能够占到中国总人数的30%，教会就开始进入得胜阶段。
（5）教会的得胜：教会的复兴会带来得胜，导致中国的政治、社会、宗教、法制、教育、经济、文化的总体情况出现重大变化，耶稣基督的圣名将会得到荣耀和高举。教会得胜之后，由于政治环境的自由和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善，因此需要建立适合新时代的教会体制。之后，主耶稣基督交付给中国教会的重大使命——“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才能够正式全面启动。
3、在教会中建立对突发事件和危机处理的应变机制
《路加福音》10：19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在教会全面得胜之前，尤其是家庭教会，将会面对许多挑战和危机，特别是针对大规模的暴力逼迫和内部斗争等突发性事件，教会应该建立形成强大的应对机制。这种机制的形成，主要是依赖单元教会的行政体制和教会整体无形网络的建立，其中联络人将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在这些事件中，除了教会领袖的团队精神，祷告依靠主耶稣的带领帮助，对圣灵宝剑的运用，敢于为真理和群羊而奉献牺牲的心志之外，寻求并接受海外教会和政治力量的帮助也是非常必要的。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事件的立案需要真实的调查证据，确保信息的准确无误，同时要进行理性和灵性的论证过程，必要的时候需要有基督徒公开站出来做事。此外，还要征求参考并尊重教会联络人的意见，发挥联络人的角色作用，下面是具体的参考步骤。
（1）首先，行使教会的属灵权柄。耶稣在《马太福音》18：18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主耶稣基督赋予无形教会极大的属灵权柄，但是这种权柄常常被限制或忽视不用。当出现危机的时候，教会常常采用人的血气之勇或者求助政府的法律手段，而不是去拿起圣灵的宝剑争战，这是属灵策略上的严重错误，从而大大限制了圣灵的工作，错过了许多得胜的结局。因此，如今的有形教会常常无法显明：教会要比其它世俗机构组织更有威力，并且这种威力不是来自人的能力和智慧，而是来自圣灵大能的工作和神迹奇事，是足以让这个世界敬畏的。
对于教会内部出现的问题，要根据《马太福音》18：15-17中耶稣教导的方式进行操作。对于升级到需要告诉全教会的严重问题，管理委员会在公开投票表决通过之后，首先要以教会的名义通报这件事情，并提出制裁措施。对于重大的事情，例如，对付政府、异端、邪教安插进来捣乱教会和欺骗信徒的恶人，或者是魔鬼兴起的“教棍”和“教霸”式的人物，应当以教会的名义通报各地教会，宣布将其逐出教会。
对于来自教会外部的问题，也应当以教会的名义通报，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决定通报的范围。例如，如果教会受到个人或者当地恶霸、土匪或异端邪教的攻击，就应当以教会的名义向对方发出谴责，同时在教会的范围内通报。如果教会受到政府行为或政府中的个人行为的攻击时，也要进行正面谴责，必要时采用书面形式；同时也要通报教会范围。在勇敢捍卫基督教会和信仰真理的前提下（徒5：29），同时要运用智慧，竭力避免与政府和政府人员发生直接的对抗和正面冲突，尤其是要杜绝肢体性的冲突；同时要尽量从心理上宽恕那些实施逼迫的个人，至少是需要进行宏观的宽恕。教会通报的范围要根据事情严重的程度，可以在一个教会内部进行通报，也可以通报一个地区、一个省，甚至全国范围内，必要时也可以通报全世界范围内的教会。
也就是说，根据中国的当前情况，通报机制的建立是行使教会权柄的主要方式，这其实是一种属灵的宣告，从而让圣灵通过无形教会进行工作，保护教会信徒，击打甚至击杀教会的真正敌人。正如上帝在《使徒行传》5：1-11为教会树立的案例。但是在教会历史中，由于神学中对教会权柄的属灵性，以及这种权柄是存在于无形教会中的这一原理不清楚，竭力通过有形教会的行政机制行使教会权柄，造成有形教会的腐败和教会领袖罪性的发作，甚至导致政教合一，变成行使人的属血气的独裁权柄。漫长的中世纪教会就是陷入这种可怕的误区。
（2）其次，借助国家法律手段。在以教会的名义进行通报宣告之后，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或者是问题非常严重，有必要上升到国家法律诉讼层次，这时候就需要借助国家法律手段。根据《圣经·罗马书》13：1-7，政府的权柄是上帝所赐的，无形存在于政府机制内。尽管有形政府可能是腐败的，滥用这些权柄，但是，教会和基督徒诉诸国家法律手段中所隐藏的部分无形的正义权柄，是名正言顺的，也是智慧的。只是，诉诸国家法律手段一定是第二步，第一步永远都是直接行使教会的属灵权柄。世界上没有任何势力和权柄能够与无形教会的属灵权柄对抗，问题在于，有形教会的错误体制和神学思想，常常限制了无形教会权柄的发挥。实在可惜。
（3）最后，借助普世教会和海外正义的政治力量。如果借助国家法律手段不能解决某些非常严重的问题，尤其是针对一些来自政府公开的严重逼迫，中国教会需要将应对机制上升到更高层次，即寻求海外教会的力量。通过严谨的书面通报方式，寻求普世教会的帮助，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法律手段。通报信息要精确，以事实为凭据，避免感情用事的言词，并翻译成为多种语言，借助各种通讯手段进行传播。必要时，也有必要借助海外正义的政治力量。
一位中国南方的家庭教会领袖认为，中国教会在遇到逼迫时，不要从心理上依赖海外力量；并且，要将事件分类，明白哪些是需要默默忍耐的，哪些是需要进行属灵宣告的，哪些是需要上升到国内法律的手段，哪些是需要海外教会的帮助，哪些需要海外政治力量的帮助。这无疑是非常好的思路。是的，我们需要帮助，但决不是依靠在别人身上。最稳定和根本的依靠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山寨、避难所和磐石，信靠他的必不致羞愧，必会得胜有余。
（4）宽恕、和好与重建的机制。在教会行使属灵权柄的时候，特别是在看到当事人主动认罪，认真悔改，或是受到惩罚后，教会要根据实际情况实施宽恕和怜悯的工作。教会需要采用“律法和恩典、公义和怜悯”的平衡性原则。的确，教会摧毁和击败抵挡者的权柄是令人敬畏的，但是在废墟上进行重建工作是教会更伟大的责任。毕竟，教会属灵的权柄所摧毁和击败的，是这个世界和人类背后属灵的恶者及其邪恶势力，而对全人类和世界所进行的，是属灵的救赎和修复重建工作。因此，我们要常常怀有耶稣基督的心志，“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实行公理，叫公理得胜。” （马太福音12:20）
此外，中国教会要建立和实践“和好”的概念，这是《圣经》的教导，但却是中国文化中非常缺乏的内容。“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林后5:19）在许多个人之间或群体之间伤害和冲突的悲哀结局中，“悔改和宽恕”总是“和好”的基础，而“和好”总是“重建”的前提条件，是教会的重要责任之一，不论是在教会内部，还是在社会中，都需要提倡并致力于这种“和好”的工作。
最后，要特别重视的是，教会和基督徒个人在遭受政府的逼迫时，要竭力避免与政府人员的正面冲突，要尽量躲避逼迫。若不能躲避，那么就当存着为主耶稣受苦而为荣的心志，勇敢面对现实，坚强而智慧，不怕牺牲。
本章小结
本章所探讨的教会体制模式，是一种宏观性的思路和理念，具体的操作细节需要众教会和领袖们在圣灵的带领下，结合当地和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灵活应用，探索发展出最适合教会生存、发展、复兴和全面得胜的具体模式。这是需要读者明白的一点。
如今，中国教会已经从血与火的洗礼时代，进入约书亚的时代，这将是教会复兴的时代，教会得胜的时代。上一代中国教会的基督徒们在逼迫、患难和牺牲中，用鲜血和眼泪浇灌着教会的成长；如今新一代基督徒已经成长起来，正在进入迦南地，在圣灵大能的运行中，开始进行得胜的争战。
中国教会如果能够实践本章所探讨的革新的体制，释放的潜力将是难以估量的，其前景是充满希望的，是必然会复兴和全面得胜的。或许，16世纪马丁·路德的教会改革并不是彻底的，因此需要第二次改革，并且这次教会改革应该是在中国教会中首先完成的。这种改革主要表现在教会体制和神学思想的新发展。这也许是上帝迟迟不让中国获得宗教自由的原因，因为中国一旦自由，国外的教会体制和神学思想体系就会蜂拥而入，如同1840—1949年那个时期，中国教会就没有改革的自由空间；然而，这并不是上帝所期望的。
毫无疑问，上帝期望在中国教会中兴起更加有生命力的教会体制和神学思想，能够将教会的地理中心正式移动到亚洲大陆板块上，最终让中国教会能承担起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伟大使命。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让我们有一个梦想，一个天国的梦想，一个教会复兴和得胜的梦想。教会复兴和得胜的梦想是这样的，当五旬节的圣灵如火一样降临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获得了天国的公民身份，成为上帝高贵的儿女。教会复兴和得胜的梦想是这样的，当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湖边的脚印还依然清晰，马其顿的呼声已经将使徒们的脚步带到了罗马。教会复兴和得胜的梦想是这样的，2000年来天国的战士们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从中东、罗马、非洲、欧洲直到美洲，自西向东，跨洲越洋，到了亚洲韩国、中国，今天又到了中亚，并最终会到达耶路撒冷。教会复兴和得胜的梦想是这样的，不论黑人、白人、棕人、黄人，等各种肤色的人们，都在基督里成为圣洁发光的新人类，并将自己的心灵彼此连接成为天国广阔的无形领土。
教会复兴和得胜的梦想一定会在中国这块苦难深重的古老土地上实现的。从最晚看到太阳落下的西部边陲，到最早看到清晨阳光的东海之滨，我们将会听到天使所奏响的凯歌。一定会有那么一天，教会复兴和得胜的梦想将在中国人的心灵中实现，从北国的冰雪之都到南海的热带岛屿，我们都将看到十字架的高高耸立。一定会有那么一天，天国的梦想将会在中国教会和普世教会的宣教事业中实现，因为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传遍地极万族的伟大使命，正在或已经成为中国教会和全球教会及其每个基督徒生命中神圣的追求。
“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启示录22：16）
[1] 参看中国基督教网站：www.chinaprotestantchurch.org，文章：《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在亚特兰大展区举行开幕式·美国前总统卡特先生出席》，2006年5月20日；同时参看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amityprinting.com/new/sj.htm 。
[2] 这是中国北方家庭教会中一位年轻领袖的精辟见解。
[3] 美国一个宣教机构的负责人Brent Fulton博士在与笔者探讨这个角色的时候认为，巴拿巴也是属于这种联络人的角色。这是非常精辟的见解。有理由相信，在世界教会历史中，任何处于逼迫和信仰不自由状态的教会当中，都迫切需要这样的联络人；他们可能是与使徒相似的人物，也可能只是一位有联络恩赐的普通信徒。目前在中国，这两种类型的联络人都已经出现。在自由环境中，这样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4] 这是中国南方一位家庭教会领袖的精辟见解。
[5] 这种从国度的角度来看联络人的职责，是来自北方一位教会领袖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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