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理学协会 www.ccaa2009.com 2012年08月29日
作者：小光
（该著作于2007年春在北京由家庭教会出版；2009年由中国基督教理学协会在美国波士顿出版）
第二章、建立正确的教会历史观
《马太福音》28：18-20中说：“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根据这段“大使命”的经文，以及耶稣在其它不同场合多次对“大使命”的说明和强调可知，[1] 耶稣交给我们一个中心使命：宣教。具体来讲，就是进行门徒培训。其中，实现这一中心任务的两项具体工作是：一、传福音领人归向耶稣基督并施洗；二、教导门徒遵守耶稣基督的真理。换而言之，上帝所关心的是门徒培训式的宣教，具体到操作中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和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培养。其中，传福音的工作关系到上帝整体计划的实现，而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则直接影响到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基督徒属灵的生命主要是受到神学思想的影响。
因此，我们总结一下可知，教会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环节应该是：宣教事业和神学思想。具体到实践中，这两个方面主要是通过教会这个母体进行的，因此“建立教会”是宣教事业的根本目标 [2]，并且最好和最高的表现形式是“教会的复兴”；“教会复兴”的结果通常是“教会的得胜”。此外，教会的体制对宣教事业和神学思想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而教会的体制包括属灵的职责制度和行政运作制度。需要注意的是，神学思想和教会体制决定教会是否复兴，而教会的复兴与否又决定宣教事业是否成功。这一思路是理解本章甚至本书观点的重要基础。
这里需要声明的一点是，神学思想是人类对《圣经》真理的接受、理解、诠释和应用，其本身并不是绝对标准，因此是可以变化和发展的，是可能出现错误的；而《圣经》本身才是绝对的权威和标准，是上帝对人类的最高指导，是神学、宣教和教会的真理基础。对于基督徒来说，明确这种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在《使徒行传》1：8中，耶稣又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这里面又包括两点：靠着圣灵的能力宣教；宣教的地理方向是自西向东。在初期教会发展中，“马其顿的异像”将使徒保罗的宣教路线带到西方。根据《使徒行传》16：6-10可知，圣灵纠正了保罗原计划向东的宣教方向，从而转向西方。
综合上述，既然宣教事业和神学思想是上帝所关心的重点，教会建立之后的教会体制是实现前两者的重要环节，那么这三个方面也一定是魔鬼撒旦所攻击的重点，因此在世界教会历史中，会反复看到有正义和邪恶两种力量在这三个方面的争斗。
首先，在教会历史中，上帝总是促使在宣教的过程中保持福音真理（神学）的纯正性，这一过程称为“同化”（Contextualization）；而恶者反对的力量则总是在福音真理的传播过程中误导和污染神学，这一过程称为“混合”（Syncretism）。
在引入“同化”和“混合”这两个宣教学的概念之后，就容易从教会和神学发展的历史看到，对于每个最初接受福音的民族来说，传统的宗教文化（包括无神论）总会对福音神学造成最大程度的“混合”；而实现“同化”的目标不仅需要清除当地宗教和（或）信仰文化对神学的污染，还要建立发展坚实的系统神学思想基础。在此基础上，圣灵才会大能地运作，教会才会复兴，宣教工作才可以有效推进。神学和宣教这两个方面的发展，主要依靠教会这个载体，这个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这个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的“挪亚方舟”。因此，要高度重视在新的人群中不断地建立教会。
其次，不可忽视教会体制对教会的巨大影响，以及对宣教事业和神学思想的直接影响。事实上，上帝的力量和撒旦的力量通过教会体制的较量，是漫长教会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旋律。而对教会行政制度影响最大的，常常来自教会所处时代的政治制度和世俗文化环境。在教会历史中，我们常常看到上帝对神学思想、教会体制和宣教事业的引导和纠正，而撒旦则竭力对这三方面进行误导和破坏。
在本章中，我们将简略介绍世界教会历史和中国教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避免纯粹的知识堆积，而是要从属灵的神学角度，看到上帝在教会历史中的大手笔，明白他设立教会和在教会中的计划和旨意。这才是正确的教会历史观，才是我们在本章的学习探讨中所需要明白的道理。这样，我们才能准确定位中国教会在上帝全盘计划中的位置，在世界教会中所应该扮演的角色，以及我们所需要确定的发展方向和承担的责任。
那么，如果我们注意，将上述的三个方面：神学思想、教会体制和宣教事业作为视角，就会在漫长而错综复杂的世界教会历史中，理出较为清晰的头绪，看到整体的框架蓝图，并且最为重要的是，这样能够让我们建立正确的教会历史观，从而准确地把握到教会发展的脉搏。
注意，在近2000年的人类历史中，神学思想、教会体制和宣教事业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改造，并不是本章所探讨的主题。
一、世界教会历史简述 [3]
1、初期教会的体制、神学思想和宣教事业（公元29—70年·中国东汉初期）
公元29-33年之间，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在耶路撒冷，圣灵在五旬节（七七节）降临到正在聚集的耶稣门徒们的头上（约有120位），并充满他们，基督的教会正式建立。第一天，通过彼得等使徒们的宣教，接受耶稣为救主为基督的人就多达三千多人，教会人数迅速加增；并且这些基督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
教会初期的特点是，因为采用家庭教会模式（徒1：13；12：12；16：40；林前16：19；西4：15），教会管理制度简单；神学内容简洁；信徒信仰单纯火热；圣灵的工作畅通无阻，教会圣洁而具有权威，宣教工作发展迅速。在《使徒行传》5：1-11中，有两个人因欺哄圣灵而死，由此就可以看出教会大能的属灵权威。“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
根据《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时间顺序，教会首先触及到的问题是关于教会的体制（行政运作制度和属灵职责的制度）。
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中，由于有基督徒抱怨教会中出现的问题，导致使徒们开始建立比较正式的教会行政运作制度。在6：2-4中说：“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教会的人数增加，宣教工作的拓展，行政制度的形成是必然的。这种必要的行政制度所带来的结果是可喜的，6：7中说，“上帝的道兴旺起来”。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次教会行政制度的形成，是在问题的压力下被动产生的，并且迅速被推广。根据《使徒行传》14：23，“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可见，这种制度在当时各地的教会中都建立起来。
根据保罗在《新约》中的系列书信可知，教会的体制在初期继续不断地发展。在行政运作制度初步建立之后，保罗《哥林多前书》12：28中阐述了较为详细的属灵职责制度，并且说明了这是上帝所设立的制度。“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
其次，我们来看初期教会神学的情况。最初的神学简明易懂，主要是以耶稣基督诞生、受死和复活为中心的救恩事实见证、耶稣基督再来的盼望和《旧约》神学为基础。
由于福音是从犹太人开始传起，教会也是首先在犹太人当中建立起来的。因此，基督教仿佛是一个新生的婴儿，从犹太教的旧约文化和信仰的母体中脱离出来，不可避免地遗传了犹太宗教文化的特点。但是，主耶稣基督希望基督教能够独立成为一件新衣服，以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的独立而崭新的真理信仰体系。因此，在教会新生阶段，圣灵的工作重点是将犹太宗教文化从基督教中剥离出来，避免“混合”的现象。可以看到，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的纷争和麻烦。
在《使徒行传》中，记载了基督教神学和犹太教神学的两次争论：第一次，在第10、11章中彼得通过亲身经历和见证，说明了上帝的救恩是面对全人类的，而不只限于犹太民族。第二次，在第15章中记载的耶路撒冷会议，这是基督教历史中的第一次宗教会议。在彼得、保罗、巴拿巴、和雅各的据理力争下，终于确立了纯正福音神学在普世教会中的统治性地位。
《使徒行传》中记载的这两次神学争论和结论，意义重大，标志着基督教信仰从犹太宗教文化中的本质性脱离，如同剪断了脐带的婴儿，在犹太人基督徒和一些外邦人基督徒当中开始了“同化”过程。同时，神学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摆脱了犹太化的色彩，为早期教会在犹太民族之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当然，这种基督教神学和犹太教文化之间的争斗，并没有停止，而是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表现出来，在教会和信徒当中产生了许多纷争和困惑。在《新约》保罗一系列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神学纷争的大致内容和情况。例如，争论最多的问题是基督徒是否遵行犹太教割礼的问题。
在《加拉太书》4：9-11中，我们可以看出保罗对此的态度和心情，他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上帝，更可说是被上帝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作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分。我为你们害怕，惟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工夫。”
可以看出，保罗有一种无奈的感受。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是多么容易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基督教早期神学的建立是多么艰难。事实上，历代各族直到今天的人们，在接受基督教的过程中，也是如此难以摆脱旧文化的“混合”干扰作用。然而，正是通过当时基督教神学和犹太教文化的痛苦碰撞，以及上帝通过圣灵默示保罗和其他使徒，写下了一系列的书信，才形成了丰富而完整的《新约》神学体系和内容。这个早期的启示性神学体系，让教会和信徒从此有据可循：即任何信仰模式和神学思想的发展，如果与《新约》的教导冲突，那就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上帝已经通过《圣经》为我们设立了基督教信仰和神学的基础和标准，让我们作为人的理性头脑，在属灵信仰生命的建立和成熟过程中，在认识和发展神学思想的过程中，需要《圣经》中永恒的真理标准作为参照。
最后，我们来看早期教会的宣教事业情况。教会体制（属灵制度和行政制度）的形成、基本神学思想的确立，导致圣灵运作通畅，于是教会出现复兴局面，《使徒行传》19：20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些都为宣教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公元46—69年，保罗的四次宣教旅程（包括前往罗马的旅程），将福音的救恩从犹太民族带到外邦民族当中，实现了上帝拯救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也成为人类文明史中重要的里程碑。
在整个宣教过程中，保罗的工作方式是传福音、建立教会、教导福音真理并发展神学思想、设立教会体制、传递宣教使命。保罗宣教成功的关键是能够顺从圣灵的带领，当然这需要清楚知道圣灵的具体引导。正如主耶稣所应许的那样，圣灵会不断赋予基督徒和教会宣教的能力，正确理解《圣经》真理的能力，把握神学方向的智慧，以及战胜恶者、困难和各种挑战的权柄。此外，保罗坚持神学思想的纯正性，面对犹太教、异教和希腊哲学的挑战，毫不妥协，信心坚定，思路清晰，能言善辩，也是宣教成功的重要因素。
保罗在宣教中为福音和教会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在《哥林多后书》11：23-29中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
保罗无疑是中国基督徒、宣教士、神学家和教会领袖们学习的好榜样。
小结
总结一下可知，教会最初的神学思想发展和教会体制的建立，都促进了宣教事业的发展；而神学思想、宣教事业和教会体制的发展，都直接促进了教会的壮大、复兴和扩张，并为得胜奠定了基础。其中，保罗在神学思想和宣教工作这两个方面，遇到的阻力和挑战最大，尤其是竭力避免犹太教和异教文化对神学思想的“混合”作用。相比之下，教会体制的建立要容易一些。此外，在使徒时代福音的传播就到达了罗马，符合圣灵所确定的自西向东的传播策略路线。
在后面的世界教会历史中，我们会继续看到围绕 “神学思想”、“宣教事业”这两个中心，以及“教会体制”这三个方面而进行的斗争和发展，以及福音和基督教的地理中心不断自西向东移动的历史。
2、早期教会历史（公元70——476年）
公元70年，罗马军队将耶路撒冷攻陷，圣殿被毁坏，犹太人被掳走，开始了近1900年的流亡生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属灵意义在于，基督教因此完全脱离了犹太教的母体，仿佛脱离了母乳的婴儿，被迫独立成长。犹太宗教文化从基督教神学中被强行割裂出去，神学的纯度因此大大提高，对外邦人宣教的“同化”过程更加迅速有力。
此时，福音已经传到了罗马，教会在许多重要城市中建立，教会体制也摆脱了犹太教的许多传统，行政制度受到罗马帝国政府行政制度的影响。此外，上帝也为福音的广泛传播（宣教事业）提供了诸多便利的条件：发达的交通；通行的希腊语；和罗马文化中人们属灵的饥渴。
（1）教会发展的艰难时期
最初300年的教会历史是基督教受逼迫的时期，教会在信徒的鲜血浇灌下成长壮大。但是，福音在罗马帝国范围内的传播速度和教会发展的规模仍然是令人惊讶的。
与此同时，异端开始滋生，严重挑战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教义。护教理论因此产生，基督教神学思想在风雨中得到发展和成熟。在早期教会中，有一本著名的《护教书》（Apology），写于公元153年，作者是后来在罗马被斩首殉道的圣徒犹斯丁（Justin）。
在第二世纪后半叶，由于教会中出现了非常有影响力的异端，其中最严重的是关于基督位格（神人两性）的争论，导致基督教信仰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教会的领袖和神学家们开始致力于确立正统的教义，主要是用“信经”的方式指导教会和基督徒的信仰。同时，教会在与异端争辩的时候，需要大量引用《圣经》内容，于是在此过程中，《新约》的正典内容逐渐被确立，并列入正经范围，形成我们今天所用的《新约》版本。
为了对付异端理论和流派，教会的行政机制也开始完善，最初为主教制。公元200年，各教会开始联合，采用统一的信经、《新约》和主教制的教会体制。这种教会被称为大公教会（后来的天主教会），意思是普世教会。
当时教会的这种行政运作制度，是模仿罗马政府一统天下的行政管理制度。罗马帝国的行政管理结构是：罗马政府为中心（包括罗马皇帝和元老院），然后是各地的殖民地，由殖民地总督管理。当时教会采取的主教制也是如此，大主教及其所在地的教会是中心，然后是各地的教会和主教。由于这种行政制度的模仿，后来就导致了罗马教会成为世界教会中心，罗马大主教成为教皇。
在当时来说，教会的这种行政运作制度是先进的，适合那个时代和政治环境的需要。在教会受逼迫的时期，这种体制的缺陷不容易暴露出来。因为基督教信仰者需要冒很大的风险，所以，教会中的信徒和领袖们的信仰生命质量纯正和强壮，罪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压制。尤其是从事教会工作的领袖们，更需要强壮纯洁的信仰，权力的诱惑也降到最低程度。此外，当时世界上的政治制度普遍是独裁体制，社会文明程度比较原始，人们普遍接受并适应那个时代的这些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一统教会的主教制能够最大程度地联合教会，具有积极的作用，有利于教会的整体发展和宣教事业。
但是，教会一旦处于信仰自由得胜的时期，这种体制的弊端就会充分暴露。中世纪的教会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得胜的自由时期
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康士坦丁颁布了著名的《米兰诏谕》，规定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享有与其它宗教同样的权利。于是，对基督徒的迫害正式停止了。
教会面对世界和社会的这次重大胜利，并不仅仅是因为一个皇帝接受了基督教。事实上，在这个时期基督教已经在罗马社会中扎根下来。许多民众，以及上流社会人物，特别是一些女性家属对基督教信仰的接受，都让教会在秘密的状态中发展壮大，就如春雨绵绵，渗透了罗马坚硬骄傲的文化土壤。甚至，当一些罗马政府的要员们深夜醒来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妻子正跪在那里祈祷。可见，基督信仰已经广泛进入人心。当然，康士坦丁的做法，无疑加速了教会发展的整体进程。
教会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开始壮大坚固，其间召开了几次著名的宗教会议，分别是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公元381年的康士坦丁堡会议，公元431年的以弗所会议，以及公元451年的迦克墩会议。这几次会议对涉及耶稣基督位格、圣灵、人类罪性的教义进行了统一，确定了三位一体的重要神学思想教义。由于会议的代表是来自各国的国家级主教，教会的统一联合得到了空前增强。罗马帝国式的行政运作制度在教会中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
（3）战火废墟中的教会
公元376年，北部的日耳曼野蛮民族越过多瑙河侵略罗马帝国。后来，另外一支野蛮民族――歌德人，联合日耳曼民族，用了一百年的时间，终于在公元476年将西罗马灭掉。这个称雄西方世界800年的超级大国，竟然在蛮夷之族的刀剑下灰飞烟灭。
人们在震惊中目睹了罗马的悲惨结局，如同昨日繁荣的野花今日被扔在火炉中。当时教会的三位著名人物安波罗修、耶柔米和奥古斯丁都见证了这一历史巨变。在这场浩劫中，无数基督徒也惨遭杀戮，教堂等宗教设施被毁坏。
奥古斯丁在震惊中写下历史名作《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宣称罗马城可以倒下，但上帝之城必然屹立于各个时代，是任何势力所不能摧毁的。
小结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早期教会的结束，从此教会进入中世纪时期。这时候，教会体制、神学思想和宣教事业都在罗马范围内成熟强大起来。而西罗马的灭亡，则将罗马文化从基督教信仰和神学思想中强行割裂出去，让基督教神学独立走向一个更纯正的高度；同时，教会开始面临新的宣教机遇，为欧洲及其文明的基督教化预备了条件。
3、中世纪的教会历史（公元476－1517年）
在西方历史中，中世纪被称为黑暗的时代，主要是因为野蛮民族毁灭了罗马文明，以及期间教会的腐败统治。
（1）西罗马教会用福音改造野蛮民族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西罗马灭亡和蛮族们铁蹄蹂躏的恶劣环境中，耶稣基督的教会却巍然屹立。修道院保存并抄写了大量的书籍和经卷，使得古文明的知识得以延续下去。
更令人惊奇的是，教会开始在战火的废墟上向这些野蛮的异教民族传福音。500年后，整个欧洲由野蛮入侵者建立的国家都成为基督教国家。这些没有文字的野蛮民族终于被教会和福音真理所驯服，跨入文明社会的行列，建立起新兴的国家。
公元496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带领法兰克人（今法国人）在圣诞节归信基督，成为占领罗马的第一个接受基督教的野蛮民族。
公元561年，爱尔兰修道士克伦巴建立修道院，派出许多宣教士在苏格兰宣教，建立教会，还把福音传到了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民族。
公元697年后，教皇再次派出宣教士前往英格兰宣教，经过一百多年的工作，英格兰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后，英格兰人开始前往北欧大陆大规模宣教。日耳曼人和荷兰人接受基督教信仰。
公元1000年，福音工作在丹麦、挪威、瑞典和俄国都已有相当的规模。其中俄国的基督教化归功于东罗马教会的宣教工作。
公元八世纪，由于阿拉伯伊斯兰教军事势力的入侵，整个东罗马丧失了大部分领土，教会也因此失去了许多领域，东、西罗马教会被伊斯兰势力范围隔断；北非的教会被伊斯兰教势力完全铲除达几个世纪之久。直到19世纪，教会才借着殖民地的渠道进入北非宣教，至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宣教工作仍在激烈地交叉进行，争夺地盘；而西班牙则是经过近八百多年之久的持续斗争，于1492年才被基督教势力所收复。
（2）教会的政教合一
公元751年，教皇撒迦利亚加冕裴平（Pepin）成为法兰克国王，标志着教皇成为政教合一的角色，从此教皇与国王之间的权力斗争成为中世纪历史的重要特点。
公元858－867年，教皇尼古拉一世在位，由于受到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影响，尼古拉大大强化了教皇的地位和权势。整个中世纪都受到《上帝之城》影响，教会作为组织机构的行政权力得到空前发展，教皇的“神权”登峰造极。
从公元885－1049年期间，是教会被政府控制的时期。教皇由国王任意废立，教皇职位甚至被买卖，教皇的品行和名誉也令教会羞愧。
从公元1096―1291年，西方教皇和国王们发动了七次十字军东征，即针对伊斯兰教势力，旨在收回圣地耶路撒冷的“圣战”。
（3）东西方教会的分裂
自从西罗马灭亡之后，东西罗马教会就开始产生表面上的差异（以下称为东西方教会）。西罗马的教会最初是由说拉丁文的罗马人组成，但是经过教会的努力，野蛮的日耳曼民族接受了拉丁文及其文明，成为教会的主要组成部份。这就是西罗马教会的日耳曼化。
与此同时，东罗马帝国又持续了一千年，由于其教会行政体系与西罗马分离，再加上东罗马教会是采用希腊语，是希腊化的教会，从而导致东西方教会的分歧日益明显。公元1054年，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为二：东方的希腊教会（东正教），西方的拉丁教会（天主教）。此后，东方教会却不断衰落，几乎到了一潭死水的地步。
（4）教会体制和神学思想的腐败
中世纪教会的堕落来源于人的罪性和腐败的教会体制（特别是行政制度）。
罗马天主教会的领袖们不仅致力于政治和军事斗争，而且还设立宗教法庭(异端裁判所)，对不同意见和观点者进行刑罚甚至处死，手段异常残忍，常常是用火烧死。这种强制排除异端的作法，是因为当时教皇受到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勉强人进来”的观点影响。
在宗教信仰方面，罗马天主教会除了崇拜并向圣母玛丽亚、使徒彼得祷告的教义之外，还规定了四种圣礼：洗礼、圣餐礼、告解礼和抹油礼。告解礼的作用在于，信徒犯罪后可以获得神甫的宣赦，包括对罪的赦免和死后永刑的赦免，即宣布某个信徒重新得救蒙恩。
到了宗教改革的前夕，告解礼制度有了新的发展。教会开始发行一种教皇票，称为“赎罪券”，信徒只要用钱购买就可以赎罪，不需要苦修。不仅如此，信徒还可以为已故的亲人朋友购买赎罪券，说是这样可以减少他们在炼狱中的时间。
面对教皇和教会机构种种的腐败和恶行，许多坚持上帝真理的人痛心疾首，大胆站出来进行抨击，呼吁改革，甚至建立新的门派以示抗争。
小结
总结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在教会的最初500年里，教会在逼迫的血雨腥风里，最终征服了高度发达文明的罗马帝国和希腊文化。在第二个500年里，西罗马教会在战争的刀光剑影中征服并教育了占领欧洲的野蛮民族，将欧洲全面基督教化。在第三个500年里，这些基督教化的国家发展出各自独特的文化特点。
整个中世纪由于教会机制的缺陷和神学思想的误区，导致教会走过了最为腐败和黑暗的死荫幽谷，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教会的机制出了问题。错误的教会体制滋生了许多神学思想的严重错误，而错误的神学思想又加强了错误的教会体制。显然，在教会得胜自由的时期，罗马帝国式的教会行政制度已经不适合教会的发展，因为这种制度导致教会领袖的罪性有太大的膨胀空间。特别是当教会领袖面对权力和财富的诱惑时，由于教会体制中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腐败和罪恶就泛滥盛行。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圣经》中特别强调了教会中的监督职责。
中世纪的神学，或者是人们对某些神学的理解，同样也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不能清楚区分上帝之国和世界之国的界限，不能区别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之间的不同，在教会的属灵职责制度和行政运作制度之间失去了平衡。这种神学思想的误区在于，企图在这个世界建立有形的上帝之城，忽略了上帝之国（或称天国）的属灵无形性和超越物质世界性。这是人们容易陷入的误区，用血气之勇建立上帝的国度。这也是在耶稣时代，为什么犹太人心目中的弥赛亚和真实的弥赛亚之间会有着极大的区别。犹太人通过对《旧约》中关于弥赛亚预言的理解，认为上帝将要兴起一位象大卫那样的政治君王，将犹太人从罗马帝国的手中解放出来，并重建大卫和所罗门时期那样的以色列王国，然后解放被罗马统治的“世界”。
显然，犹太人忽略的恰恰是弥赛亚的属灵内涵。来到这个世界的耶稣基督，是为了实现上帝面向全人类的属灵救恩计划，在人间建立上帝的属灵国度。作为在这个世界中生存的人们，从物质世界的角度关心和理解问题，是非常自然的。基督徒们也是如此，不容易养成从属灵和理性的两个角度同时看问题的习惯。即使是那些使徒们，跟随耶稣朝夕相处数年，仍然不能完全理解这一概念，甚至在耶稣升天之前，他们还幼稚地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使徒行传1：6）
4、教会改革时期
（1）文艺复兴
由于十字军近200年的东征圣战，打通了连接东罗马和西欧的通道，不仅刺激了经济的发展，更使尚处于落后和野蛮气氛中的西欧看到了古罗马的文明。真正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于十字军东征之后，也就是14世纪初期，一直持续到16世纪。
最初，一些资本家出钱资助文人学者恢复古罗马的文件和书籍。在意大利，早期的文艺复兴人物道德名声不好，因为人们急于想从中世纪的宗教禁欲主义中摆脱出来。因此，文艺复兴的主旋律是反基督教的。
后来，文艺复兴传到北欧，掀起了学术运动。因此使得一大批宗教领袖们成为学者，不仅研究古代神学文献，而且还积极思考研究当时教会的神学思想错误，从而大大促进了基督教神学理论的健康发展，为宗教改革的到来和成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改革的风暴
公元1512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威斯堡的斗室中研读《新约》中的《罗马书》，当看到第1章17节中“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时候，圣灵的感动充满心灵，顿时洋溢出难言的喜乐，灵魂的重担完全脱落。1517年10月31日中午时分，马丁·路德将声讨赎罪券的《九十五条》钉在威斯堡教堂的门上。
马丁·路德没有想到，这一举动和这一时刻，竟然成为基督教的重大历史转折点。由于这一天是天主教的万圣节，许多前来过节的人们都看到了《九十五条》，这一新闻立刻如刮风般传开了。
正逢当时印刷术发明不久，用拉丁文写的《九十五条》以惊人的速度传遍德国，并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印刷。一个月之内，整个西欧人都读到了。于是，教会改革的浪潮迅速席卷欧洲，并且还另外出现了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和乌瑞奇·茨文理（Ulrich Zwingli）这两位重量级的改革家。
基督教改革运动中所形成的三大基本神学框架是：因信称义、《圣经》的绝对权威性、信徒皆祭司。改革中形成的许多门派都认可这个框架，但是在其它方面的教义和神学上，例如在圣餐、洗礼等宗教礼仪方面，教会的行政制度方面，特别是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宗教改革最有影响力的几个人物当中，以及一些教会领袖当中，开始产生分歧。因此，随之形成了不同的宗派。
（3）改革运动中所兴起的宗教派别[4]
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直接形成了脱离天主教会的新教（Protestant）教会，也被称为复原教会（或更正教），意思是将教会恢复到教会最初使徒时代的样式，并非创立新教。当今在中国人们所说的基督教，其实主要是指新教。
在路德进行宗教改革的初期，几乎各国的新教都属于路德宗（Lutherans）。在华人教会中，路德宗也被称为“信义宗”。1536年当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出版后，影响深远，于是加尔文派很快占居主流，形成改革宗。事实上，改革宗是瑞士苏黎世的改革家乌瑞奇·茨文理所开创的，只是在日内瓦约翰·加尔文的带领下走向了成熟。
除了路德宗和改革宗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新教派别是重洗派（Anabaptists）。大约于1525年起源于瑞士的苏黎世，创始人是茨文理的学生。由于不满茨文理政教结合的主张，这几位学生分道扬镳，建立了重洗派教会，这就是著名的“瑞士兄弟会”，但很快就遭到残酷迫害。
16世纪后半期，在荷兰宗教改革家孟诺（Menno Simons）的领导下，建立了重洗派的代表性门派，被称为孟诺派，长期受到逼迫。孟诺重洗派的主张是：政教完全分离；反对婴儿洗礼，坚持成人洗礼；强调基督徒必须依靠圣灵的能力和工作归正而获得重生；基督徒的本质是耶稣的门徒；基督是生活的中心，教会的本质是信徒与基督之间的团契联合；提倡不抵抗的非暴力伦理观；呼吁宗教宽容。如今看来，孟诺重洗派的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但是因为没有占领政治舞台而无法进入当时教会的主流。
值得一提的是，教会改革运动在英国是相当特殊的，并且形成单独的一支改革宗派——英国圣公宗教会。在英国，改革不是来自教会的内部，而是英国国王主动对教会进行干涉性改革，并且不是出于宗教热情或神学动机。当时，由于国王亨利八世无法从罗马教廷获得离婚的许可，就与罗马教廷决裂，并于1534年自称为“教会最高的元首”，但是仍然采纳天主教的基本神学教义。由于这样的政治行为打破了天主教对英国神学思想的禁锢，改革的思想开始进入英国，主要是通过剑桥大学。于是，英国宗教改革的第一次浪潮开始。圣公会具有独特的色彩，兼顾罗马教会和新教教会的许多特点，既继承了教会的一些传统，也吸收了改革运动的神学思想。1552年出版的《基督教祷告书》是圣公会信仰的代表性著作。
总结一下，16世纪的教会改革运动，一共产生了四大新教宗派：路德宗、改革宗、重洗派和圣公宗。除了重洗派之外（仍然存在），其余的三个宗派，至今仍活跃在世界范围内的教会中。
（4）清教徒运动的伟大属灵意义
1558—1603年期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英国，采用折衷的手段，试图同时迎合天主教和新教两种势力。但这一宗教政策并不成功，一些基督徒站起来反对，并号召清洁和复兴教会，主张以《圣经》为中心，这些人因此被称为清教徒。清教徒运动又被称为英国宗教改革中的第二次浪潮。在中国，清教徒约翰·班扬的著作《天路历程》广为人知。
清教徒重视的不仅是教会的纯洁，还提倡信徒内在信仰生命的纯洁和质量，这是上帝最为关心的。这一点，也直接导致了后来美国教会的复兴和全国性的文化大觉醒。
1630年代，由于受到英国政府的逼迫，清教徒开始大规模流亡，跨越大西洋，蜂涌移民到美洲大陆，将改革后的基督教会带入新的大陆，并在200年之后，开始深刻影响太平洋对岸的东方古老的民族——自称“龙的传人”的中国人。
小结
16世纪的宗教改革打破了罗马天主教持续1000年的教会体制，纠正了神学思想的错误，将整个教会和众基督徒解放出来。同时，在神学思想相对自由的环境下，发展出许多教会的宗派，极大降低了教会之间有形的行政联合的程度。但是，改革中三大神学思想框架观点的确立和普及，实现了教会之间令人鼓舞的属灵联合。而英国教会中的清教徒运动，使这种属灵的教会联合在美洲新大陆达到高潮。
改革运动还让教会和基督徒们重视属灵的信仰生命质量，因此也在西方世界带来了教会的复兴，其中高潮仍然是发源于英国而在美洲大陆兴旺的清教徒运动。
尽管宗教改革运动旨在清除罗马天主教的腐败体制和神学思想，但是作为改革者本身及其教会，却也同样犯了他们所反对的一些错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路德派、茨文理派和加尔文派对重洗派信徒的联合逼迫剿杀，并且手段也是血腥的，主要的原因是重洗派强调政教严格分离和成人受洗的观点。可见，尽管天主教制度的腐败根源在于政教合一，但是改革者们却无法完全从这种教会观神学中脱离出来。
改革者热爱基督教会和《圣经》真理的动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由于受到罗马天主教思想的影响，他们仍然认为教会应该通过政府统治社会，教会本身就是政府，或者说，政府是教会的工具。路德对当时德国农民起义的严厉镇压态度，以及加尔文在日内瓦作为教会的领袖，带领教会和政府进行的行政运作，就是相当典型的例子。这种问题主要还是因为神学思想中，不能清楚区分上帝之国和世界之国的本质和形式，以及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概念，也不能透彻理解属灵的教会制度和行政的教会制度之间的平衡，从而难以把握政教关系的合理界限。当然，这种时代的局限性是人们最难以摆脱的。
作为重洗派教会，由于长期处于被残酷逼迫的状态，其神学思想反而跳出了时代局限性。这是因为在逼迫环境中，基督徒和教会更容易完全依靠主耶稣基督，更容易从上帝和《圣经》的角度看问题，更容易站在教会传统之外看教会。因此，中国教会目前所处的逼迫环境，应该被教会领袖和神学家很好地利用和珍惜，尽管我们盼望信仰自由的环境早日到来。
5、近现代美国教会的历史
欧洲教会改革胜利后，英国教会中的清教徒由于被逼迫，很快就跨越大西洋，来到美洲大陆，并在200年的时间里，就将基督教的地理中心，从欧洲移动到美洲大陆。于是，教会在自西向东的宣教地理方向上，又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在近现代西方的教会历史中，美国教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从中英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到如今，都与中国教会有着密切的属灵关系和外交关系。
（1）殖民地时期的教会状况（1620－1720）
1607年，第一个进入美洲大陆的教会—圣公宗教会（Anglican）在弗吉尼亚建立。
1602年，在英国的教会改革中，公理派教会脱离英国国教教会，于是又被称为“分离派”（Separatists）。在逼迫中，他们逃往荷兰。
1620年9月6日，流亡荷兰11年的公理派（Congregationalist）信徒回到英国，从普利茅斯港口乘坐“五月之花号”轮船前往美洲大陆，于11月11日抵达今天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鳕鱼角（Cape Cod）,并把上岸的地方命名为普利茅斯（Plymouth）。在抵达美洲大陆之前，他们在船上签订了美国历史中的第一份政治性文件——“五月之花号公约”。这批人被称为天路客（Pilgrim），此举也被认为是美国历史的开端。
1630年代，英国清教徒开始大批移民到北美洲大陆，他们到达波士顿港，并在撒冷（Salem）城建立马州湾（Massachusetts Bay）殖民地，称其为新英格兰地区（后来扩大为包括美国东北部的六个州）。受到公理派的影响，清教徒也开始建立公理派制度的教会。
1636年，教会在马州波士顿港口附近的剑桥镇建立哈佛大学。1701年，教会在康涅狄格州建立耶鲁大学。
1631年，英国浸礼派牧师罗杰·威廉姆斯带着妻子来到波士顿港。1647年，他买下印地安人的一块地，建立罗得岛（Rhode Island）及其政府，颁布规则：政教分离，信徒投票自愿，实行宗教自由。这些原则后来成为美国政府的基本原则。
1649年，马里兰（州）议会在巴尔迪摩爵士的敦促下通过《信仰容忍法案》。这是美洲宗教自由史中的一个里程碑。
1683年，爱尔兰的福朗西斯·马科米来到马里兰，建立长老派教会。1729年，长老派教会通过决议，采纳威斯敏斯特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
1727－1745年期间，大批德国人移民美国，其中路德宗（即信义宗）的团体最大。
循道派或卫理公会（Methodist）到美洲的时间较迟，由英国的菲利浦·恩波利（Philip Embury）于1766年带来。1771年，约翰·卫斯理之子来到美洲，推进循道派教会发展。但是，直到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循道派才建立第一所教会。
（2）美国独立战争前后的教会（1720－1820）
在独立战争之前，美国开始了第一次文化大觉醒，或称为基督教属灵的大觉醒（Great Awakening），主要表现是教会的复兴以及对社会带来的强大影响，从1720年开始，持续50年。
大觉醒运动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基督教信仰与属灵的大复兴，同时也引起了殖民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从而成为美国教会史和政治史中的重大事件。大觉醒运动之后，新英格兰地区的神学思想得到发展，削弱了传统加尔文主义在教会中的影响。同时，教会开始分裂；自由主义神学在波士顿地区高涨。
大觉醒运动之后，紧接着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大部分教会的牧师支持美国独立。1776年，当《独立宣言》签署时，美国有75％的人持守清教徒主义的宗教观和伦理道德观。独立战争初期，浸礼派站起来领导“取消州立教会”，再次宣扬政教分离的思想，获得成功。于是，取消州立教会被写入宪法第一修正案。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独立战争爆发期间以及胜利后，美洲的教会基本上都切断了与欧洲教会的联系，正式独立运作。
1796年，美国的第二次教会属灵大复兴从西部开始；1802年，耶鲁大学全校三分之一的学生接受了耶稣基督，同时波及东部其它院校。在这次属灵的大觉醒中，教会建立了许多神学院和大学，包括1812年建立的普林斯顿神学院，成为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
1810年，公理派建立“美国公理派国外宣教会”，在三十年之内派遣694位宣教士。1816年，“美国圣经公会”机构成立。
第二次属灵大觉醒之后，美国爆发了内战，即废除奴隶制的南北战争。
（3）美国内战前后的教会（1820－1900）
19世纪的美国教会受到三件大事的影响：西部大迁移，新移民浪潮和内战。
在此期间，大批移民从美国东岸向西迁移。1820年，美国因此增加了十个州。长老派教会是西部大迁移的先锋，但是在西部最为成功的是循道派教会，其次要属浸礼派教会。
新移民的浪潮对教会影响非常大，仅1865－1884年期间，美国就增加700万移民，几乎一半是来自德国和爱尔兰。1830－1870年，超过100万德国人移民到美国，大多数是路德宗（即信义宗）的信徒。1847年和1856年，来自荷兰的改革宗信徒两次并入美国改革宗教会。
1830－1870年期间，由于德国移民中有三分之一的是天主教徒，爱尔兰中也有数千天主教徒，并在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迪摩形成中心。罗马天主教因此在美国形成较大的影响。
美国内战（即南北战争）爆发于1861年，结束于1865年，对教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独立战争开始前后，仅在马萨诸塞州就有六千名黑人奴隶。当时美国南北方教会都开始强烈反对奴隶制度。但是，当1792年怀特尼发明轧绵机和纺织机后，棉花成为主要的经济产品，南方开始认为奴隶劳工是不可缺少的。
与此同时，北方反对奴隶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与南方形成敌对状态。1845年5月，南方浸礼派宣布与北方浸礼派断绝关系。同年，南方循道会也如法炮制。长老会也是如此。1861年，南方的圣公宗教会却开始支持被释放的奴隶，为他们提供学校教育和宗教教育。黑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教会。
内战期间，有一位著名的随军牧师名叫慕迪（Dwight Moody）。1865－1869年，慕迪放弃经商，担任芝加哥基督教青年会的会长，筹款建立美国青年会的第一栋建筑。晚年在芝加哥创办慕迪圣经学校。1899年离世。
19世纪美国的教会处于混乱时期，教会分裂再分裂，一些著名的异端教会得到建立和发展。例如，摩门教（The Mormons）、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s）、属灵主义或降神会（Spiritualism）、基督教科学会（Christian Science）、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
1837年，长老派教会中的自由派和传统派发生分裂，持续32年。自由派在纽约市建立协和神学院，至今仍然是“自由主义神学”的基地。
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战争后，教会开始推进和平运动。1909年，举行第一届海牙会议，旨在促进世界和平。
（4）现代美国的教会历史（1900-1980年）
1908年，美州基督教联合会（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 of Christ in America）成立，采纳“社会信条”，教会开始将社会工作放在首要位置，慈善工作代替了宗教工作，忽略了教会首要的福音教义和属灵责任。这就是社会福音派（Social Gospel）的开始。
1910年，基要派运动出版《基要信仰：真理的见证》一套小丛书，开始反对现代主义，号召持守《圣经》和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真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经济快速发展，大批富裕起来的人捐赠教会，建立了豪华的教堂，崇拜仪式越来越花样化，但是却渐渐失去信仰生命的内涵。于是教会人数越来越少，反而被自由主义神学和社会福音神学占领了市场。
1916年，教会内部的基要主义和现代主义发生激烈的争论，持续至今。1880－1926年，25个圣洁派和五旬节派（灵恩派）团体成立，对抗教会中的现代主义。
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大危机；同年，在麦臣（Gresham Machen）的领导下，威斯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Seminary）在费城建立，和主张现代主义神学的普林斯顿神学院对抗。
1935年长老派的大会中，加尔文主义被现代主义击败。1940－1944年，全美福音派协会和美国基督教协会成立，宣称持守基督教正统信仰。
1946年，改革宗普世会（The Reformed Ecumenical Synod）成立。1948年，普世基督教协会成立（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这是新教教会最有成就的联合。
1950年，美洲基督教联合会改为美国基督教联合会（National Co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 in The U.S.A.）。
在1962－1965年召开的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中，罗马天主教进行重大改革，并邀请新教观察员参加，表达了与新教之间进行交流的兴趣。
二次大战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效法苏联，建立共产主义国家，一时间全球刮起红色风暴。
1960－70年代，是美国人和西方信仰危机的年代，“上帝死了”的敌基督神学理论开始挑战传统基督徒信仰。教会处于荒凉和低落的时期，西方社会开始进入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时期。冷战的对抗、核武器的威胁，给人们带来深刻的感受。
1980年，美国华盛顿举行百万基督徒大游行，旨在掀起基督教大复兴。这或许可以称为第三次基督教文化大觉醒。
在接下来的20年中，美国的经济和科学高速发展，成为遥遥领先的世界超级大国。同时，基督教会有所复兴，在此期间派遣大批宣教士前往中国和世界其它各地宣教。
小结
从上帝属灵的角度来看，清教徒受到逼迫逃往美洲大陆，并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在解决了神学错误、教会体制腐败的问题之后，上帝兴起了清教徒运动，不仅重视教会的圣洁，还让信徒通过广泛重视个人内在属灵生命的质量，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保持亲密，这两个方面是导致教会复兴的关键性因素。这种教会的复兴，是在清教徒摆脱了传统的欧洲文化，是在来自各国的民族汇集到美国后，经过100年的时间，形成清教徒主义为中心的移民新文化后，才在美国的土地上开始出现的。这种复兴的表现是，从教会的属灵复兴开始，蔓延到整个社会，促进了教育，形成美国历史中属灵的文化大觉醒。教会的复兴还极大促进了美国教会的宣教事业。
正是经过了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之前两次的基督教文化大觉醒，美国才形成了独特的基督教文化，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价值观都是在这种清教徒神学思想的基础上建立的。这是教会复兴之后进一步得胜的表现。
作为美国的第一份政治契约性文件，1620年11月11日在船上签署的《五月花号公约》中说：“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们漂洋过海，在维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作为美国的第一份宪法性文件，又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份人权宣言”，1776年7月4日签署的《独立宣言》在开始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被创造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有深切体会，美国价值观的根源是基督教信仰，政治制度的自我监督体制在世界上是最为优秀的。
这样的属灵文化觉醒将美国在200年的时间里，推上了世界最强国的位置，同时也成为基督教的第一外派宣教大国。1980年的第三次基督教文化的觉醒，[5] 将美国的发展推向了高潮，教会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这个时候，中国正好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开放，学习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明，并给基督教会一定的自由。于是，美国教会的复兴、政治的文明、经济的发达和军事的强大，为上帝教会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进一步发展，宣教事业自西向东的前进，提供了有力的平台。同时，伴随着教会前进的步伐，基督教给美国带来的政治、文化、经济和科技的文明成果，也一同传播到了中国和世界许多地方。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全世界和整个中国，无论是社会或者基督教会，都已经清楚而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美国和在美国的教会，都被上帝所赐福和使用，影响着全世界的教会、政治、经济、教育、人权价值观、科学、文艺、体育和军事，等方面。
6、当代西方教会的情况（1989年至今）
如今，西方教会作为整体正在迅速衰落，主要表现在神学思想的发展停滞甚至自由化，宣教事业的人才和经费短缺，教会体制的陈旧迂腐，异端和异教信仰的迅猛发展。总之，教会的属灵光景十分惨淡，属灵的羞耻随处可见。相比之下，美国的教会情况仍然是最好的。令基督徒痛心的是，野蛮的异教文化开始在欧洲复辟，那里的基督教阵地已经岌岌可危。下面，我们从神学思想、教会体制和宣教事业三个方面来说明其中详细的情况和原理。
（1）神学思想： 改革时期的主要神学思想框架，被众教会所持守，一直持续到17、18世纪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兴起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主旋律是反宗教，提倡科学理性主义，号称理性的时代。之后，19世纪产生了三大著名思想家（都是德国的）：康德、黑格尔和施莱马赫，其中以施莱马赫为主，开创了自由主义神学，严重挑战了传统神学思想。1910年代教会内部爆发的基要真理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斗争，严重削弱了教会的整体力量。1920年代，基要派一败再败。1960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思想对西方社会和教会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后现代主义其实是希腊哲学的反叛，将神学掳到了雅典；又仿佛是文化的革命，直接的结果就是将基督教的真理价值观从社会中不断排挤出去。
1930年代，因为不满教会中基要派的迂腐和落伍，福音派从基要派中分离出去，形成对抗自由派的另一个阵营，并在1940年代初具规模，在传统的基要神学和教会体制中发展出新的内容，并在半个世纪里成为保守基督教的主流和中坚力量。西方世界中的华人教会大多数都是福音派的。
如今的西方正统教会普遍不重视神学学术思想的发展和建设，只满足于基本的信仰理论教导，缺乏属灵的内涵。神学院的经费缺乏，无法吸引优秀的人才成为教授和学生。神学院的财政贫穷，是教会属灵贫穷的典型表现。正统的神学院普遍只重视培养牧师，不重视培养神学家。但是那些自由主义神学院正好相反，经费充足，培养出优秀的自由主义神学家。更有那些打着“社会科学”旗号的学术领域，用雄厚的资金和诱人的名誉地位，来招揽许多优秀的学生和学者，研究出大量的学术成果。尽管其中有许多成果也不乏高质量的学术价值，但其主旋律是抵挡宗教尤其是排斥基督教的无神论思想，而且在学术界和社会文化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用。总之，种种这些情况，都导致了传统教会在西方社会中的不断衰落，传统神学在西方学术界的节节败退。
此外，神学中属灵生命内涵的缺乏，导致教会中的信仰教导干涩，神学理论空洞抽象，缺乏可实践性，信徒们得不到灵魂的饱足。灵恩派的兴起和迅速发展，正是这种群羊饥渴的局面所导致的现象。
（2）教会体制：马丁·路德发起的改革运动导致教会分成了许多派别。于是，这种神学思想稍有不同就导致教会分裂，或另立大旗的情况不断持续下来，一直到如今。美国新教的教会如今有大约150多个门派。这种门派林立甚至对立的局面，导致了教会整体力量的严重削弱，以及资金、人才和时间上的浪费。例如，大约在30年前，美国教会中的不同门派是老死不相往来的，而这些门派是不包括异端的，并且许多门派之间的观点差别甚小。我们知道，门派的出现是无法避免的，也不完全是坏事情，但是问题在于，这些不同的门派却具有强烈的政党意识，如同相互竞争的党派，严重缺乏基督教会的整体团队意识和上帝国度的胸怀。
此外，西方教会的体制偏重于行政运作制度，并且普遍是模仿政治制度和商业公司的行政制度。同时，属灵的职责制度明显被忽视，教会的方向往往不是由属灵职责的领袖把持，而是由行政管理人员把持。例如，牧师如同商业公司的经理，可以随时任免，长老会或委员会如同商业公司的董事会，可以是终身制。这种制度的优点在于容易管理教会的机构性运作；缺点是缺乏对行政管理机构的监督，同时，将圣灵运作的空间最大程度地压缩了，而这种缺点是致命的。
（3）宣教事业：宗教改革之后200多年的时间里，西方新教教会几乎没有从事任何的宣教工作，主要是因为神学思想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1792年，在英国浸礼派宣教士威廉·凯瑞（William Carey）的推动下，现代宣教事业才开始启动并蓬勃发展，尤其是以英美两国为主，借着殖民地的方便将宣教士送到了世界各地。
西方的宣教方式，注重对异教徒进行系统的神学思想的理性灌输，常常忽视属灵生命的培养，因此在西方世界之外以非理性思维模式为主导的世界中，这种宣教效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例如，北非的教会曾经被伊斯兰教势力连根拔出1000多年，直到19世纪宣教士才借着殖民地的方便重新进入，但是效果并不好。但是到了1970、1980年代，灵恩派的教会大举进入非洲宣教，结果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收复大片的基督教阵地，肯尼亚和乌干达就是很好的例子。此外，同一时期内南美洲教会的兴起和繁荣，也是灵恩派宣教运动的结果，特别是在巴西。从这一点来看，恰好说明宣教应该重视属灵的内涵，依靠圣灵的工作。注意：我在这里并不是推崇灵恩派的理论，而是在提醒，我们需要重视并明白怎样依靠圣灵大而可畏的作为，并急需建立真理性、学术性和实用性都非常强的系统圣灵论。
由于教会门派的强烈党派色彩，教派之间在宣教方面的合作更是令人羞愧。不同的门派各自派出自己的宣教士，采用自己门派的宣教策略，因此出现不同门派的宣教士重复出现在同一个地区。这样做的优点是百家争鸣，被宣教的民族有多种选择。但是缺点在于人才的浪费、资金的重叠花费、不能统一宣教具体策略，力量分散，最糟糕的是，这样还导致在宣教地区的当地教会中，重新上演西方教会门派的分裂和内斗。最近几年，根据比较权威的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每年花费在宣教事业的资金高达百亿美元，但是浪费率却高达90%。
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宣教士当中缺乏优秀的人才，教会低效率的体制和对灵性的忽视，直接影响到对宣教人员任人唯贤的选拔、宣教计划的制定、对宣教策略和神学思想的采用，以及宣教资金的分配。
从神学思想、教会体制和宣教事业三个方面探讨了西方教会衰落的原因之后，我们还需要客观的承认，由于教会领袖强调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信仰体系，不重视“上帝的真理和属灵的圣洁”这一信仰中心思想的平衡，再加上常常扮演上帝的角色来论断和审判信徒和民众，而自己却在伦理道德和属灵圣洁方面一败涂地，导致人们普遍对有形教会和基督徒尤其是教会领袖的反感和蔑视，从而令基督教在世人当中受到普遍排斥。中世纪有形教会及其领袖的可怕形像，至今还在人们心目中留着阴影；启蒙运动后由于人们理性思维的自由和政教关系的进一步分离，导致教会领袖们“神权独裁”的权威一落千丈。当人们认为自己一直被有形教会和许多教会领袖所欺骗后，随之产生的叛逆和报复心理，就被那些有意识反对基督教真理的知识分子和政客们所利用，这样，反基督教的浪潮就假借着科学的名义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甚至全世界。（在末日的时候，谁会因此受到审判呢？）
总之，西方教会正在继续衰落，其中美国教会的情况仍然是最好的。欧洲的情景最不容乐观，一些数据就可以说明：在最近几年里，欧洲一年中有几百座教堂关闭，同时有几百座清真寺建立，一些清真寺就是利用关闭的教堂而建立的。一个数据显示，仅仅在法国，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就达600万人。英国的问题也是如此；美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尽管如此，教会在南美洲、非洲、亚洲的发展却是令人鼓舞的。
二、中国教会历史简述
1、基督教第一次传入中国（公元635年·唐朝）
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记载，公元635年（唐·贞观9年），时值波斯萨珊帝国（226-651年）面临伊斯兰阿拉伯人（中国称之为“大食国”）的威胁，[6] 波斯帝国的基督教涅斯多留派（Nestorian）传教士阿罗本来到唐朝首都长安（今西安），受到皇帝唐太宗的欢迎，正式将福音传入中国，[7] 被称为景教，“景”的意思是“大而光明”。到了唐玄宗时期（公元713-755年），景教得到重视，并空前繁荣达到高潮。皇帝甚至庆祝圣诞节。[8]
至唐武宗皇帝，由于道士赵归真进言，皇帝于会昌五年夏四月（845年）下令灭佛，下诏“毁天下佛寺，勒令僧尼还俗”，称为“会昌灭法之年”，主要是打击外来宗教。因此景教也被取缔，被驱逐出境的宣教士达2000多人，[9]
该派的创始人涅斯多留，原是康士坦丁堡的主教，在罗马教会中具有非常高的地位。他的神学观点反对将玛丽亚称为“上帝的母亲”，同时他的基督论认为耶稣是“神人两者”的合一，不是“神人两性”的合一，这显然是错误的；换句话来说，他认为耶稣基督不是一者，而是由上帝和人两者组合的，尽管他强调敬拜的对象仍然是耶稣基督一者。[10]
公元431年，罗马皇帝狄奥多二世敦促“以弗所会议”召开，最终宣布涅斯多留的观点为异端，并产生了《以弗所信经》，确定了耶稣具有“神人两性”但是“一者”的正统基督论。
景教在中国历史中还被称为波斯教或波斯经教，或弥施诃教、迷诗诃教（是叙利亚语“基督”的音译）。
2、基督教第二次传入中国（公元1279－1368年·元朝）
1279年，元朝统治中原后，景教被称为“也里可温教”，受到元朝皇帝的支持，再次传入中国，并且迅速传播。至1330年，景教徒已经发展到三万多人。[11] 据说皇帝忽必烈也接受了洗礼。
1294年，天主教传入中国，该教与景教统称“也里可温教”或“十字教”。天主教在元朝传播不广，主要集中在元大都（即现在的北京）。
1368年，元朝灭亡，明朝汉族政府出于对蒙古文化的憎恨，在中国范围内清除了也里可温教和天主教。
3、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公元1583－1724年·明－清朝）
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宣教，以传播西方知识为手段，将天主教教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进行宣教，得到明朝皇帝的赏识。次年，在广东建立第一座教堂。明朝末年，天主教在中国已拥有信徒15万人。[12]
清朝初期，德国天主教来华宣教士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等人继承利玛窦的宣教策略，使天主教在中国进一步发展，信徒人数增至30万。
1692年，康熙御准信仰自由。[13]1715年，俄国沙皇政府正式派遣俄罗斯东正教宣教士到北京宣教，先后在北京东直门内和东交民巷建立两座东正教堂。[14]
18世纪初，由于罗马天主教会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和祭孔，导致与清政府发生礼仪之争。1724年，康熙皇帝下令禁止西洋教传播，之后雍正皇帝继续禁止。于是，天主教受到严重的遏制，信徒人数锐减；禁令直到1842年才被废除。《大清律例》中规定：欧洲人违反传教禁令的，得以吊死；中国人违反传教禁令的，则被处死或者流放等。[15]
4、基督教第四次传入中国（公元1807年·清朝－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16]
（1）清朝时期
1807年，英国伦敦会的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arrison）来华宣教，属于基督教新教，是继天主教和东正教两教派之后来到中国的。由于清政府的海禁法令依然有效，马礼逊的宣教活动冒着生命的危险。
1822年，马士曼《新旧约》全书中文译本在塞兰坡出版。1823年，马礼逊《新旧约》全书中文译本在马六甲出版。1827年，梁发被按立为第一位中国人牧师。
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签订《南京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沿海五个通商口岸（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自由传教。清朝自1724年以来的传教禁令从此被废除。于是，欧美教会纷纷差遣宣教士来华。
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宣教士被允许在中国全境自由宣教，并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
1860－1895年，基督教宣教士受到官绅和百姓的强烈反对，史称“教案”。在此期间，基督教的传播受到严重的打击。
1865年，英国宣教士戴德生（Hudson Taylor）创立“中国内地会”，影响深远至今。
1877年，在中国召开第一次全国宣教大会。1890年，第二次全国宣教大会召开，时有外国宣教士1296名，中国传道人1675名。
1898年，清朝光绪皇帝发动“戊戌变法”运动，仅仅持续103天就告失败。期间下令保护西方宣教士，促进了宣教工作。
之后，梁启超主导的立宪改革运动，得到不少西方宣教士的帮助。中国知识分子对宣教士的友善态度一直维持到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基督教宣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极大。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口号是“扶清灭洋”，大肆屠杀西方宣教士,后被清朝政府所灭。同年，清政府被八国联军打败。
（2）中华民国时期
1911年，清朝灭亡。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基督教拥有合法地位。在1920年之前，这九年间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1919年，国语和合版本新旧约《圣经》全书出版，一直使用至今。
受到民国革命精神的影响，中国教会开始发起自立运动。教会领袖们建立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教会机构，其中著名的有1927年成立的“中华基督教会”，遍及北京、天津、济南、青岛、南京等大城市。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在华中、华东地区发展，特别是在浙江、河南两省。另外，山东兴起了“耶稣家庭”会，不久就发展形成全国性的本地化教会。1928年，倪柝声建立家庭聚会所，又称“小群”聚会处，在江浙一带兴起，传遍全国。
1949年之前，还有著名的巡回传道人如宋尚节、王明道、计志文、赵世光等，在全国建立独立自治的教会。
民国时期，超过130多个基督教宗派在中国宣教，推广各自派别的教会组织机构模式、管理模式、神学理论、宗教仪式、宣教方式等。
1919年5月4日，由于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中，将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激起了中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强烈的敌视外国的情绪，“五四运动”爆发。同时，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知识分子开始反对基督教，强调理性主义，从而形成了反基督教浪潮。
1922年，中华基督教全国会议在上海召开，与会人员中西代表各半。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成立，简称协进会。1927年成立的“中华基督教会”标志着中国境内的“教派联合”形成。
1930年代，由于福音传播的初期已过，本地教会和信徒的信仰成熟，神学的分歧和论战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神学的辩论分为两大派，基要真理派和自由派。这种冲突几乎是同一时期国外神学界的翻版。中国本地的教会领袖们都站在基要真理派这一边。
1940年代末，西北圣经学院的学生在马可牧师的带领下，组成“遍传福音团”；山东潍坊灵修院在张古泉牧师的带领下，组成“西北灵工团”，前往新疆宣教。这是中国教会独立发起的第一次旨在针对外族的宣教运动。
1949年之前，89.5％的中国教会神职人员接受外国教会的薪水，神学和教会管理模式几乎是全盘西化。
至1949年，天主教在中国拥有信徒320万人；东正教在中国拥有30万人，其中大多数为俄罗斯侨民。[17]新教教徒，即现在中国人所说的基督徒，在1949年有83.5万多人（834909），[18] 教堂7千所，这些都是受洗的基督徒，还不包括基督徒聚会处、耶稣家庭等独立教会的信徒。1950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中国官方宣布基督徒人数为70万。1950年，全国共有62所神学院。
（3）中国教会行过死荫的幽谷（公元1949－1979年）
1949年10月，起源于德国经过俄罗斯人注解的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大获全胜，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于是，中国教会进入被严酷逼迫的历史时期，仿佛当年以色列人在埃及全地为奴，哀声不绝于耳。
1949年9月23日，中共第一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宗教代表共8人，其中基督教代表五人，佛教代表两人，伊斯兰教代表一人。基督教的五名代表分别是：吴耀宗、邓裕志、刘良模、赵紫宸和张雪岩。
10742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打败国民党，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严酷统治。1950年5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以政协基督教代表为主体组成的基督教访问团的19位基督教领袖（以原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主任吴耀宗为首），指示宗教界要切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同时也表示宗教界是政府的统战对象。周恩来总理还特别指出，不欢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7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这份统战文件指出：“……在天主教、基督教内部，利用各种机会，和通过有爱国心的教徒，向其进行爱国主义宣传……要把那里教徒的大多数团结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一同反对帝国主义和特务分子。”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吴耀宗等人于1950年7月28日发起了“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宣言”的全国签名活动。1950年 9月26日，中共中央颁发文件指示，支持以吴耀宗为首的所发起的基督教三自革新签名运动。1951年，中央再次发出文件，说明“要推动天主教、基督教中的进步人士对宗教教义作某些正确的合乎实际的诠释，说明爱国与信教并不矛盾，一个善良的教徒首先应热爱自己的祖国，以打击反动分子和顽固分子的所谓宗教是超政治的’，‘革新就是裂教’等等谬论，以达到争取广大教徒的目的。”
1951年初，受到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三千多西方宣教士被迫离开中国，他们当中有些人遭受了残酷的逼迫；1952年底，所有外国宣教士离开中国。中国教会与西方教会的联系彻底被切断。
1951年，中国共产党政府接管包括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等在内的许多至今还非常著名的19所教会所办的大学，两百多所教会中学，1700多所教会小学。
1954年7月22日-8月6日，“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将1950年所成立的取代“协进会”的“三自革新运动”改名为“三自爱国运动”，并成立“中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吴耀宗出任主席。
1954年1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1953年人口普查结果，全国人口总数为6亿零193万8千零35人，其中城市人口占13.26 %。
“三自运动”之后，一大批拒绝参加三自教会的基督徒被捕，包括著名的教会领袖王明道、林献羔、袁相忱、谢模善，等人。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3日，在北大学生的带领下，各地学生纷纷起来造反，红卫兵组织在各地出现。
8月，在“反帝”、“反修”、“破四旧”的口号下，北京红卫兵关闭、捣毁教会、焚烧圣经和基督教书籍，信徒被侮辱，此举迅速蔓延全国。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开始了残酷的政治革命运动。
文革期间（1966-1976），三自教会受到严重摧毁，教会领袖和信徒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期间，大批基督徒光荣殉道。
三、中国教会现状（1979—2007）
1976年10月，邓小平在幕后执政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运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1月28日—2月4日期间，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在会晤中，美国总统卡特提出，希望中国的基督教能够自由，主要包括三点：在中国印刷《圣经》、重新开放敬拜场所、接受外国传教士。邓小平当即表示，前两点可以接受，并将很快会在中国进行，但是不允许外国宣教士进入。[19] 4月9日，中共政府允许上海的一处三自教会重新运作。1982年3月31日，中共政府签发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正式允许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享有一定范围内的自由。
1985年1月，政府颁布宗教法令，强调七个“禁止”：禁止家庭聚会；禁止秘密祈祷；禁止政治的涉入；禁止跨县区传道；禁止跟外国联系；禁止私自转让《圣经》等宗教信仰类书籍；禁止私下建造会堂。
爱德基金会于1985年11月7日在南京成立，[20] 作为中国政府承认的《圣经》印刷指定单位。据中国基督教协会统计，至2006年7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简称“全国两会”，累计印刷《圣经》近5000万册，除了汉语版之外，还用盲文和八种少数族裔语文出版《圣经》。[21]
此外，截止2005年底，中国三自教会中的基督徒已超过1600万人。全国共有神学院校18所，在校神学生约1800人，位于南京的金陵协和神学院是唯一的全国性神学院，也是中国基督教的最高学府。[22]
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人数不详，但可能是超过这个数目的。此外，家庭教会还设有众多的地下《圣经》出版社和神学院。
中国教会在最近20多年的发展中，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1、第一阶段—继承传统：1980年之后，三自教会在城市中逐渐发展，同时家庭教会在农村中兴起并繁荣，教会领袖主要是老一代的基督徒，灵命旺盛，信仰坚定，但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知识欠缺，做事风格腐朽。他们对教会的管理和信徒的带领，主要是靠个人威信，以及采用当年从西方宣教士那里学习来的模式，包括教会的体制和基要派为主的西方神学理论。
2．第二阶段—分裂和迷茫：1990年后，教会开始在城市和知识分子当中迅速发展，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政治、社会和共产主义无神论信仰的彻底绝望，开始寻求新的信仰或精神寄托。与此同时，其它传统宗教儒释道，包括气功在内的新宗教运动，也已经在知识分子中普及。这一时期，西方宣教士，尤其是美国宣教士对城市教会开始产生重大影响，这与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仰慕态度有关。此外，灵恩运动也对城市教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原因是传统基要派信仰模式无法满足信徒的属灵追求。同时，异端邪教在整个中国教会中蔓延壮大，对中国教会产生严重的冲击和伤害。于是，教会分裂，许多信徒感到迷茫，因此也开始反思并重视神学思想和教会体制的作用。
3、第三阶段—第三条路线的兴起：2000年后，由于对现行教会体制、神学思想和教会领袖素质的不满与失望， 一批年龄大约在30－40岁之间的基督徒，开始思考并寻求理想的中国教会模式和神学体系。并且，在沉重地怀疑中国和西方的传统教会模式和神学体系之后，他们开始建立实践一种新的教会机制，主要是在城市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并积极学习探索新的神学思想框架。有人称这种教会为“第三波”，或“不三不四”，但是为了避免产生误解，如今也被称为“第三条路线”，或“第三工场”。在这个阶段中，灵恩运动急剧衰落，改革宗神学（加尔文主义，或归正宗）开始流行。
如今，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上帝希望在中国发展怎样的神学思想和教会体制，才能实现教会复兴和得胜的局面，并承担通过教会传递的福音真理火炬的接力，自西向东继续宣教，推进上帝的国度呢？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问题，是当务之急。
四、正确的教会历史观
根据本章所探讨的世界教会历史和中国教会历史可以知道，上帝总是在引导神学思想摆脱世界时代文化的“混合”影响，保持基督教信仰在各民族当中纯正的“同化”过程。同时，上帝还不断引领教会采用适合环境和时代发展的体制，让教会出现复兴和得胜的局面，从而胜任宣教的大使命。并且，耶稣基督始终按照他的应许，用圣灵的大能，带领教会按照自西向东的地理方向发展传播福音。
上帝在教会历史中，为了引导神学思想、教会体制和宣教事业，实现教会的复兴和得胜，或者是为了让一个民族接受福音真理并建立教会，主要采用下列一些手段：
1、兴起使徒式的教会领袖、神学家、布道家和宣教士
在使徒教会时代，上帝不仅能够将渔夫出身的彼得塑造成伟大的布道家和教会领袖，而且还兴起了使徒保罗这样对世界教会影响深远的神学家和宣教士。上帝通过这样的角色在属灵的质量、神学思想、教会的体制和宣教事业方面，极大程度地巩固了新生的教会，并使教会强壮到能够承受近300年之久的血腥逼迫和异端挑战。
在之后的时代中，上帝总是根据教会及其宣教事业的需要，兴起使徒式的教会领袖、神学家、布道家和宣教士。例如，早期教会的犹斯丁、爱任纽、居普良、特土良、奥利金、奥古斯丁，中世纪教会贵格利（590－604）、托马斯·阿奎那，然后在教会处于最黑暗的时期，兴起马丁·路德、乌瑞奇·茨文理、约翰·加尔文、孟诺·西门这样重要的改革家、神学家和教会领袖。
到了美洲新大陆时代，上帝又兴起了一系列的奋兴家、布道家和教会领袖，在清教徒思想的激励下，在美国建立起复兴强壮得胜的教会，并影响世界教会直到如今。到了现代，尽管还有葛培理这样的著名布道家，但是由于缺乏重量级的正统教义神学家和使徒式的教会领袖，西方教会仍处于严重的衰落状态。
根据世界教会历史可知，似乎每隔四、五百年，上帝就会兴起伟大的神学家和教会领袖来坚固和促进教会的发展，从而让教会能够胜任一个历史时期中划时代的使命。
在中国教会最近这200年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上帝先后兴起了马礼逊、戴德生、宋尚节、王明道这样的教会领袖、布道家、奋兴家。在宣教方面，上帝还兴起了张古泉牧师和马可牧师这样的，面向异族宣教的先锋异像家。
当然我们不可忘记，教会主要是由普通的基督徒所组成的。正是因为上帝在每个时代都兴起信仰生命纯洁旺盛的普通基督徒，尽管他们默默无闻，但是却成为主耶稣基督尽忠的仆人，构成了基督教会最基本的肢体和职责。这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2、逼迫和异端烈火的提炼
从教会历史中来看，福音在每一个民族中最初的传播，教会在每一个新地区的建立，似乎都要经历逼迫的过程，这已经成为福音传播和教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早期教会的领袖和神学家特土良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正是因为逼迫的代价，才容易保证在最初建立的教会中，信徒的群体纯洁，信仰坚强，并且被迫在最大程度上依靠上帝的保守看顾，同时容易从敌对的角度来脱离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影响，形成纯度较高的基督教思想文化。作为每个民族中的早期教会，信徒属灵生命的纯洁、坚强和成熟是最为重要的，直接影响到未来的教会质量和发展。在历史中，教会经历了几次历史性的大逼迫：犹太教的逼迫、罗马政府的逼迫、日耳曼—汪达尔民族的逼迫、罗马天主教廷的逼迫、英国政府和国教对清教徒的逼迫、共产主义政府对基督徒的逼迫。
中国教会在历史中，前三次都是因为政府的逼迫而被连根拔出。只有最后这一次的建立，虽然经历了200年的风雨，如今却终于在中国大地扎根下来。期间经历了“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的反基督教浪潮、共产党政府的血腥迫害，其中最后这次逼迫经历的时间最长，情况最为惨烈，但教会却成长最快。如今中国教会所处的阶段，与早期教会受到罗马帝国逼迫的末期情况类似。
在《圣经》的基础上，神学系统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在对付异端挑战的过程中发展成熟的。在很多情况下，异端、异教或敌基督教学说总是首先挑战神学，然后神学出于自卫，开始在反击中发展壮大。这个世界对基督教是憎恨的，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基督教不受攻击的时间实在不多。尽管如此，教会总是在不断取得胜利和发展，世界敌对基督教势力的领土范围在不断缩小。如今，全世界已经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基督徒。中国的情况更为典型，尽管黑暗势力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但是魔鬼撒旦的势力却在教会的面前不断崩溃。
早期教会的神学，基本上都是在对付异端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中三位一体教义的确立，为基督教神学确立了坚实的核心理论。中世纪神学的腐败，在改革运动神学的冲击下得到纠正。近代以美国教会为主的西方神学界中，又出现了几个著名的异端，但是对教会的整体冲击不大。如今对西方乃至世界教会和神学思想冲击最大的是自由主义神学和世俗的后现代主义思想。
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中，前三次的基督教传播都是异端性的神学思想，例如景教（涅斯多留）和天主教，只有最后这次传播属于新教的神学思想，并且真正扎下根来。1949年之前，出现过一些极端和异端的神学思想，如倪柝声的“小群聚会处”（“地方教会”），还有后来随之发展出的“呼喊派”（聚会所），在“教会论”和“基督论”方面出现深刻严重的错误，整个理论体系带有浓厚的传统宗教的思维模式和灵界认识论，而且带有共产主义式的虚假幻想特色，灵界背景不纯甚至败坏，以至于后来在中国教会中，特别是在海外华人教会和神学界，导致了许多麻烦、问题和伤害，对华人教会的破坏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令人放心的是，如今这两个派别已经被排斥在华人正统的主流教会之外了，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范围内。
顺便提一下，面对许多的极端、异端、邪教的挑战和挑衅，海外华人教会的总体表现是懦弱而蒙羞的，不敢或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并且教会之间严重缺乏合作性。这主要是传统儒教和佛教的处世方式，缺乏基督徒勇敢光明的作为，因此常常羞辱主耶稣的名。海外华人教会的问题主要是出在教会领袖的团体中，许多教会领袖缺乏牧者的品质和能力，神学肤浅，且灵命不纯，特别是胆小怕事，在恶势力面前不敢公开捍卫圣洁教会的利益。这真是奇怪而悲哀的事情。当然，也有许多优秀而忠心的教会领袖，但总体情况是令人担忧的。
1979年教会重新开始在中国大陆启动后，由于家庭教会的秘密式运作，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新异端和邪教的滋生和蔓延，情况令人担忧，例如由一些呼喊派信徒创立的“东方闪电”秘密邪教组织。但是，正统神学思想在挑战中却不断强化和成型，信徒们的神学思想也开始趋向系统性和知识性，并更加重视神学的属灵方向和质量。
3、通过世俗文化的冲击
这种现象在教会历史中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世俗文化对一个民族异教信仰的冲击，总是为福音的传播和教会的建立提供非常有利的跳板和桥梁。世俗文化常常通过难以抗拒的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对非主流的劣势传统文化进行无情的冲击，这也是最为有效的冲击。上帝利用这样的方式，拆除了许多民族信仰文化中敌基督的意识形态堡垒和骄傲顽梗的民族心理，在一个民族文化中拓展出属灵的空白地带，从而让福音和教会能够较为迅速容易地进入。
在耶稣之前和之后的时代，罗马帝国对犹太人的殖民统治，以及整个帝国范围的希腊文明化，都实现了这种世俗文化的冲击效果。在中国教会历史中的第四次建立之前，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将西方的世俗文化大规模带入中国，1949年开始的共产主义无神论文化的统治，以及1979年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俗文化再次进入中国，都严重冲击和拆毁了传统的中国信仰文化体系。
当基督教信仰和教会在一个民族中建立后，仍然会不断受到世俗文化的冲击，从而使教会和神学思想能够不断发展，适合新时代宣教事业的需要。在世界教会历史中，例如公元5世纪西罗马的灭亡，野蛮民族文化的入侵；200年的十字军东征，导致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17－18世纪的西方启蒙运动和科学、哲学的发展；现代世界科学的发展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都属于这样的情况。
在世俗文化的冲击下，教会的反应通常有三个方向：一、用保持传统神学思想和教会体制的方式抵抗世俗文化；二、发展调整神学思想和教会体制，胜过世俗文化的挑战，并引导塑造世俗文化；三、放弃信仰的真理性原则，迎合世俗文化，形成自由化的、甚至是异端的神学思想和教会体制。
世俗文化对教会的冲击，常常是上帝在发出警告的信号，提醒教会体制和神学思想已经落后了，教会已经不冷不热了，教会和神学都需要更新发展，与时俱进；教会需要复兴，在所处的时代有效地履行大使命：培养耶稣的门徒，向各民族宣教和教导基督的真理。
4、外科手术式的手段
这是一种疼痛的手段，是上帝被迫采取的措施。通常上帝总是先用温和的方式向一个民族宣教，或者是耐心地带领已经建立的教会和神学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是，如果情况总是不能令上帝满意，上帝就会采取比较激烈快速的手段，将干扰教会、神学和宣教的宗教、信仰、政治和经济等文化因素切除，如同进行外科手术一样。
根据《使徒行传》可知，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受到罗马帝国的殖民统治，犹太教的许多政治权力被剥夺，为福音的最初传播和教会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自由空间。根据教会历史可知，公元70年，罗马消灭以色列，从此犹太人散落在世界各地，犹太教文化从教会中消失。公元476年，野蛮人消灭了西罗马，罗马文化对教会的影响最大程度地减少。如果西罗马没有这样的遭遇，教会的情况最终就可能落入东正教会的结局。17、18世纪由于逼迫，以英国清教徒为主的新大陆移民，他们所建立的教会，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切断了与欧洲教会的联系，摆脱了许多传统的欧洲文化，建立了美国新文化。
中国的教会历史更是如此。前三次宣教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传统宗教文化没有被切除，导致新建立的教会扎根不深，最后被异教文化的杂草和荆棘挤死。但上帝先礼后兵，耐心等待了将近1200年，期间教会三次被中国政府清除。最后一次，上帝于1807年派遣英国宣教士马礼逊，冒着危险来到广州宣教，仍然遭到清朝政府逼迫。于是，1840年，西方英美等国用军舰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除了军事和政治的失败之外，清朝政府还被迫同意开放一些通商地区，让基督教的西方宣教士自由宣教。
随着宣教大门的不断打开，戴德生内地会的不断深入中国内陆，教会的发展在中国仍然非常缓慢，主要是因为传统宗教文化在人们心灵中的根深蒂固。当教会刚有点规模，就遇到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血腥屠杀中国基督徒和外国宣教士，教会遭到严重摧残。中华民国建立后，基督教获得了完全的自由，进入发展的黄金阶段。但是很快，“五四运动”的思潮，相当于西方的“启蒙运动”，再加上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情绪渲染，基督教在1930年代再次遭到大范围内的敌对，教会遭到属灵的重创。这完全是中国人民自由的选择。
于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奇迹般的胜利，传统的“中国”被驱逐出境，共产主义无神论信仰的铁幕统治，政治上的血腥迫害，“文化大革命”对传统宗教文化的大清洗，仿佛是在中华民族身上一次流血不止的外科大手术。1980年后，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经济和科学开放，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再切除和清洗，其效果是有目共睹的。此外，大规模近乎疯狂的土木工程，仿佛在外表上也要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一刀切断。于是，那些怀念传统文化的中国人，在高楼大厦和灯火阑珊中，再也找不到童年记忆里的中国。在超时代的电视节目里，在令人心跳加速的文化中，在日新月异的科技产品消费中，在唯物主义进化论的生存原则下，在集中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者缺点的经济制度中，中国文化的传统仿佛是昨日花草，一转眼就在新文化的烈火中消失了。
在将传统信仰文化切除之后，上帝就要进一步预备人心了。
5、消化人心的方式
人心若不悔改，就无法接受福音和承受天国。人心若不谦卑，就会刚硬而不悔改。人心若不绝望，怎能谦卑下来呢？
尽管上帝让福音自西向东传播，但是他对普世的眷顾从来就没有偏爱。公元635年，基督教正式传到中国，稍后才是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正式传入。但是，中国政府和人民自己选择了佛教，甚至伊斯兰教这个同样发源于中东却远远晚于基督教的宗教，也被人民接受下来，一直到如今，而信奉伊斯兰教的中国汉族人被称为回民。作为那些西方国家，除了法国比较早一些，基督教正式传到英国、荷兰、日耳曼民族的时间，要比基督教传到唐朝中国晚几十年甚至将近100年的时间；而基督教传到北欧的丹麦、挪威、瑞典，甚至俄国，更要比传到中国晚300多年。唯一不同的是，西方这些国家的国王和人民接受了基督教，而中国皇帝及其人民却没有。
公元845年，唐朝将基督教赶出中国；公元1370年明朝建立，将基督教赶出中国；公元1724年，清朝将基督教赶出中国；1900年，中国普通百姓试图将基督教赶出中国；193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试图将基督教赶出中国；公元1950年代，共产主义政府将基督教赶出中国。而最后这一次，无疑是撒旦最后的疯狂。
于是，1949年之后，中国人民在共产主义政权的统治下，仿佛被关在一座巨大的监狱中。期间无数人被迫害和屠杀，无数人被饿死、无数人自杀。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残酷的政治斗争将中国人的人性和人格尊严彻底剥夺并践踏。终于，人民对政府和共产主义开始失望了，但还是对自身民族抱着希望。
1979年之后的经济改革运动，迅速满足了人们基本的生存温饱，人民的心理满足达到了历史新高度，在希望的田野里尽情复辟着传统的儒释道文化。1980年开始从资本主义美国引进的科学文明，极大满足了人们的共产主义物质欲望。同时而因此，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绪开始注入新的活力，自信而自豪，尤其是知识分子，仿佛吸足了民族主义的鸦片，在天安门广场上摇摆起舞。这个阶段，传统宗教的复辟，气功运动的风起云涌，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当中的普及，将民族带入属灵的黑暗、罪恶和羞耻中。
1989年6月4日（89·6·4），在天安门广场上演的那幕血腥惨剧，将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民主幻想无情击碎。1992年之后的商业化浪潮，将全中国人的盼望和视线导向对金钱的狂热崇拜和追求上。经过10多年的实践，贫富急剧分化，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人暴富起来。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在赌场老虎机式的经济制度下，在奴隶制度式的法律体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绝望和屈辱中。同时，高度发达的色情行业和全民的道德沦丧，将中国传统的孔孟道德伦理体系，彻底地羞辱并撕成碎片。
整个民族终于绝望了。如今，中国人仿佛是迷失在沼泽地里的群羊，异地寄人篱下喂猪的浪子，“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记7：5）
在社会的邪恶浪潮中，在人心的败坏洪流中，基督的教会在中国巍然屹立，仿佛是高处的灯塔，照亮五千年的漫漫长夜；又仿佛是明亮的晨星，预示着天国黎明的到来。
主耶稣基督通过圣灵和教会对中国人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启示录3:20）
[1] 大使命的相关经文还有《马可福音》16：15-16;《路加福音》24：46-49;《约翰福音》20：21；《使徒行传》1：8。
[2] 建立教会是宣教事业的根本目标，这是宣教学中中反复强调的观点。
[3] 本部分的历史事件内容，除了《圣经》中提到的内容，其余的主要是参考《历史的轨迹：两千年教会史》（汉文版）而进行的缩写，作者B .K. Kuiper，译者李林静芝，校园书房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八刷（1964年Christian Schools International of USA版权），多处是直接引用原文语句。
[4] 这部分参考美国一所神学院的教会历史教授的授课内容。
[5] 关于“第三次基督教文化的苏醒”，这并非是公共认可的说法。
[6]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63页。
[7] 陈怀宇：《景教在中古中国的命运》，2003。
[8] 乐峰：《简论中国基督教》，2003年。
[9] 同上。
[9] 同上。
[10] Bruce L. Shelley, Church History in Plain Language, updated 2nd Edition, Copyright 1982, 1995 by Word Publishing,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Nashville, 112.
[11] 《简论中国基督教》，作者乐峰，2003年。
[12] 同上。
[13] 《基督教会简史》，作者梁应安，节自http://jamesyengonleung.org
[14]《简论中国基督教》，作者乐峰，2003年。
[15] 《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作者赵天恩，莊婉芳，《导论》第八页，中福出版有限公司，台北市北投区育仁路113号6楼，1997年7月初版一刷
[16] 本部分内容主要参考《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多处引用原句，作者赵天恩，莊婉芳，《导论》第11－17页，中福出版有限公司，台北市北投区育仁路113号6楼，1997年7月初版一刷
[17] 《简论中国基督教》，作者乐峰，2003年。
[18] 《中国教会历史年代表》，作者佚名，节自《基督家园网》，版权2003。
[19] 参看中国基督教网站：www.chinaprotestantchurch.org，文章：《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在亚特兰大展区举行开幕式·美国前总统卡特先生出席》，2006年5月20日。
[20] 参看新华网站：www.xinhuanet.com，文章：《爱德基金会20年募集资金8亿元》，2005年11月8日。
[21] 参看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amityprinting.com/new/sj.htm
[22] 参看《北京周报》中文版网站：http://www.beijingreview.com.cn，文章：《交流的伙伴》，作者：倪延硕，06－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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