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理学协会 Chinese Christian Academic Association: 小光：警惕中国教会里的爱国主义异端—

编者按：最近中国各地的“抗日爱国”游行中出现的大量暴力事件，包括大学教授对不同意见的老人扇耳光，引起国人震惊。作为基督徒，在“爱国”主义的洪流中应当何去何从？下面转载的这篇2011年6月发表的论文，从基督教神学、伦理和教会历史的角度出发，论点清晰，论据确凿，论证精辟，值得基督徒们一读。

警惕中国教会里的爱国主义异端——就赵晓现象分析借鉴纳粹德国人民教会的历史教训

作者：小光 2011年

由于受到孔孟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洗脑的影响，爱国主义的异端在今天中国的教会中根深蒂固，并不断蔓延，官方教会和家庭教会都不例外。2010年8月5-6日，在美国芝加哥的柳溪教会举行的“全球领导峰会”中，来自中国北京的经济学家基督徒赵晓先生的演讲——《中国的领导力与有十字架的变革》，标志着这一异端在中国基督徒群体中的发酵，已经进入危险状态。

孔孟儒家思想源于本土，通过血缘亲属和种族身份来划分人际关系（即界定对人的尊重或不尊重的等级），将家庭和国家界定为人生的价值中心所依赖的两个社会单元和最高负责对象。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源自德国，受到黑格尔的“国家是神权在地上的最高表现形式”的概念影响，并通过无神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解析，将国家视为人类在这个世界中的最高负责对象。自1920年代，共产主义在中国与孔孟思想相见恨晚，通过爱国主义，迅速在深受儒家影响的知识分子当中传播兴起并得胜。自1980年代，共产主义和儒家再度联姻，还是通过爱国主义，不仅深化俘虏了中国社会，还严重腐蚀着正在中国蓬勃发展但还非常稚嫩的教会。正如在1930-1940年代，纳粹希特勒政府所提倡的种族爱国主义，不仅网罗了德国人民，还成功毒害了德国基督徒的思想，将德国教会俘虏到纳粹的第三帝国，其危害持续到二战之后。

今天，在中国的教会和基督徒当警醒悔改，团结齐心，全面清除“北京神学”的爱国主义异端的酵。

一、赵晓作为御用经济学家的优势：用爱国主义异化基督教

“……众先知一口同音地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 ——《历代志下》 18:12

赵晓在演讲之前，谈到自己作为这次会议的一名讲员，说：“中国人第一次有机会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向全世界说话，尤其是向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基督徒分享，”……“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用巨手托起了中国，因上帝要使用中国，上帝也使用象我这样卑微的瓦器。”[1]

在开场白中，他自豪地宣布：“但现在中国人已经站在这里，这表明：中国回来了！真的是很幸运。过去两千年，中国人从来没有机会在如此巨大的平台上向全世界说话，向全世界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来分享他们的看见。但现在，中国人来了。China come back!” 赵晓这番措辞的腔调颇为耳熟，让人联想起毛泽东在1949年开国典礼中的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作为公民，基督徒具有爱国情结，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爱国胜过爱主，爱国胜过爱人，爱国胜过爱教会和天国，并在教会中宣传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中心的神学，这就是异端了。这正是赵晓和他所代表的许多中国基督徒的问题所在。在赵晓的这次演讲中，其“爱国主义神学思想”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本文旨在对赵晓的言论进行批驳，无意针对其个人）：

1、虚报数据和事实，夸大中国文明领先的历史：赵晓一开场，就误以为在芝加哥柳溪教会召开的这次国际会议是世界舞台的中心，于是断言，作为一个中国人站在讲台上，是在“向全世界说话”，因此就意味着“中国回来了！” 接下来他解释说，人类五千年的文明，95%的时间中国都是领先的，只是在过去的500年里落后了（赵晓在这里可能是口算错了，因为5000X0.95=4750年，即250年），而如今终于重新成为强国，又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且不论赵晓在这里格调一致的呼应中国政府的宣传，赞扬了共产党政府的执政成绩，就他所说的中国在95%的历史中是领先的，这明显是误导的说法。

具备一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3200年（1200+2000）左右，5000年只是一种猜测和推论。此外，认为人类有5000年的文明历史，并不意味着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关于科技文明的发展，在公元前，苏美两河文明、西方罗马—希腊的文明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进入青铜器和铁器时代比西方晚几个世纪（铁器时代至少晚150年）。此外，曾经领先世界的还有玛雅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和希伯来犹太文明。公元后，罗马-希腊文明继续领先于世界。中世纪，阿拉伯世界的文明曾保持领先地位。中国真正领先于世界文明的时期，可能是在宋朝年间（960-1279），但同时也是半壁江山被北方异族金人侵略占领和统治的时期。并且，南宋还是中国妇女被强迫裹脚、地位迅速低下的时期，实在难以说明这是文明领先世界的标志。明朝（1368-1644）前半期，在欧洲基督教改革之前，中国的科技文明是领先于世界的，但很快就被启蒙运动兴起的欧洲文明远远超过。因此，即使认定中国在这两个时期的文明领先于世界，总共也不超过500年。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中总共有两次帝国崛起的时期，即汉朝和唐朝（这一点赵晓说的对），还有两次是异族殖民下产生的大国崛起（赵晓没有提到）。准确地说，是西汉时期（前206—公元25）和唐朝前半期（618-755），中国处于帝国强盛时期，总共时间大约368年。至东汉，由于信奉儒家自称大儒的王莽篡权后导致社会大动乱（王莽实行“王田制”，即共产主义式的土地国有化），被迫从西安迁都洛阳；而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后就衰落了，甚至“安史之乱”（755）还是当时北方蒙古草原上的维吾尔突厥汗国帮着平定的（维吾尔族，中国史书中的回纥，公元788年改名为回鹘，即维语名称Uyghur的音译，元朝开始译为畏兀儿，1934年起译为维吾尔）。即使将整个汉朝和唐朝都算上，也不过715年的时间，并且这两个朝代始终无法胜过异族的侵略和骚扰。另外两次是蒙古帝国和满族清朝帝国（1644-1911）殖民统治中国的时期，其中后者同化为中国的代表者，而蒙古人则始终保持民族文化独立。清朝帝国从嘉庆年间（1760-1820）就开始衰败了。这样，满清中国的强盛时期持续了约116年。因此，中国强盛的帝国时期，西汉231年、唐朝137年和清朝116年，总共484年，即不超过500年。

总结以上可知，不论是科技文明领先或者国力强大，中国在历史中的领先时间总计都没有超过500年（若有人坚持，可以认为500多年）。然而，赵晓说得正好相反，说衰落的时期是500年，其余4000多年一直保持领先地位。

在中国，总有一些御用经济学家，其思维方式长期受到政府虚报经济数据、经济报告造假的影响，在总体数据表达和整体形势评估时，习惯性夸大好事情，缩小坏事情。但是，作为基督徒学者，则当拒绝同流合污，坚持追求真理和真相。

赵晓还说，中国历史上已出现过两次大的文化变革，并支撑了两次大中国的崛起：一是汉朝时“对于儒家和道家的融合支撑了大汉的崛起”，二则是唐朝时“儒道文化与外来的佛教文化相融合，产生儒释道文化，支撑了大唐的崛起”。

赵晓的这种说法是牵强附会。首先，汉朝（赵晓喜欢用大汉）的崛起是因为继承了秦朝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并在汉武帝时期达到鼎盛模式。而秦朝帝国之所以能够结束长达5个多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建立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华帝国，是因为秦始皇通过“商鞅变法”接受了法家的思想，抛弃了儒家的仁礼之治和道家的无为之治，建立了法制国家的模式，才使国力强大，迅速征服战国诸雄，统一中国。因此，对秦朝帝国法制社会和法家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完善，才是汉朝强大的主要原因。赵晓怎么能够说是得益于“儒家和道家的融合”呢？岂不知正是汉朝末年著名的道教太平道发起的黄巾军起义，敲响了汉朝的丧钟吗？

其次，唐朝（赵晓的大唐）的崛起，是因为作为汉族-突厥民族（可能是维吾尔族）混血的后代——唐太宗皇帝，头脑开放，欢迎多民族和多种宗教进入唐朝，包括基督教（景教，或大秦教）、摩尼教（穆护教）、索洛亚斯德教（祆教）、佛教、伊斯兰教；同时，开放经济市场，吸引大量的国际商人前来经商。当时首都长安的总人口100万，外国人就多达30万。[2] 因此，多元文化社会形态的“贞观之治”所带来的“大唐”崛起，主要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开放移民和宗教自由政策所带来的结果。事实上，在上述的新文化形态中，唐朝的儒学相当衰微，当时的科举制度是以诗赋取士，并不根据儒家经典考试。儒家在中国的复兴，是北宋后期的事情，伴随的却是异族的入侵，国家的败亡。而科举制度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本，是明朝太祖朱元璋设立的。因此，赵晓说，是儒释道文化融合所导致的大唐崛起，根据何在呢？

此外，作为一个基督徒中国人，难道不知道基督教在唐朝持续宣教200多年（635—845年），根据《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的记载，唐朝曾出现过“于诸州各置景寺……寺满百城、法流十道”，甚至皇帝一同庆祝圣诞节的繁荣时期？景教在中国存在并繁荣的这两个世纪，正好是唐朝最强盛的时期。因此，为什么不认为，大唐也曾因基督教的支撑而崛起，和繁荣呢？

根据媒体的报道，在演讲之前，赵晓博士也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让观众“只见耶稣，不见一人，” 而他个人也要警省祷告，切莫窃取神的恩典成为个人的荣耀。在演讲后，他兴奋地表示：“从来没有在如此巨大的讲场，面对如此多国的听众，从来不紧张的我真的感到非常紧张，从来不写演讲稿的我这次居然事先写了演讲稿——当然并没有照本宣科。没想到，神的保守，结果倒是出奇的好，全场掌声和笑声不断；结束时，全场长时间起立鼓掌。”

2、“中国中心论”的宣教学：上帝在为中国打工，基督教 Made in China

赵晓在谈到为什么中国会重新崛起，点出了谜底：“谁能做到这一点？当然是他！他用神奇的手托起了中国，祝福了中国。他还要让中国人来宣讲他的工作。让全世界特别是基督徒弟兄姊妹们更加清楚『他』在哪里，“where we are”，以及应该如何领导？” 赵晓似乎在因势利导地说明，是上帝让中国重新崛起的，并且让全世界的基督徒都知道，上帝如今不在耶路撒冷，不在罗马，不在华盛顿，而是在北京。这种世界宗教史中常常被政客使用的“神权政治逻辑”，确实起到了为北京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背书的效果。

令人欣慰的是，赵晓提到了对西方宣教士的感谢。他说，“中国自1814年出现第一个新教徒，直到1949年全中国约有数十万基督徒。1949年时所有西方宣教士全部离开了中国。” 这里，赵晓的数据还是不准确。需要澄清的是，广东人梁发是第一个新教徒，1816年在马六甲（今马来西亚境内）由一位英国-苏格兰的宣教士带领归主，同年11月3日同地受洗，时年37岁。1949年受洗的新教基督徒约有78万4148人（其中牧师2323，传道人7963），19个教会门派体系，共6928个教会，5728个聚会点；[3]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951年初3000多西方宣教士被迫离开中国，剩余约4、5百人，惨遭逼迫，至1952年底才基本撤离完毕。[4]

赵晓接着说：可是，上帝从未停止在中国的工作（完全同意这一点），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出现了世界教会史上最快的信徒增长，1978年到今年，中国经济增长了数十倍，而中国基督徒人数增长了100多倍，生命的变革远胜过轰轰烈烈的经济变革”，他称之为“十字架的变革”。赵博士肯定，“基督文明将大大祝福中国”。

这里有三个问题。首先，中国的信徒增长很快，但绝不是世界教会史中最快的。例如，公元496年的法国国王带领全民在圣诞节归主，公元988年俄罗斯王子带领全民归主，甚至，都比不上过去四、五十年里非洲基督徒和拉丁美洲基督徒的增长速度。其次，中国经济增长了数十倍，与信徒增长有直接关系吗？赵晓看起来还受到了成功神学的影响。那么试问，中国2010-2011年大规模的水灾和旱灾，以及持续多年的惊人失业率和犯罪率，又是什么原因呢？最后，作为赵晓这个年龄的经济学家，难道不知道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是建立在奴隶式的廉价劳动力、面向美欧倾销式的高额出口贸易顺差、因缺乏基本社会福利而导致人民疯狂储蓄、地方和中央争先恐后地虚报经济数据、大规模的色情产业（这可能是世界史中增长最快的）、以及惊人的贫富差距，等等这些基础上的吗？

赵晓说，“中国现在提出要建构和谐社会，而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是博爱文明”；他还倡议基督徒要“从教会走向社会，推进中国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是胡锦涛政府提出的口号，但是，中国社会这些年来却越来越不和谐，因此，“和谐”（河蟹）二字早已成为中国人茶余饭后的笑料。赵晓在教会里举办的这次国际会议中，却以此“宣诏”，多此“讨好”一举。至于，基督徒要“从教会走向社会”，这是很好的倡议。例如，自今年2011年4月10日以来，北京守望教会被政府所迫，只好坚持在户外举行主日敬拜活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面对威逼、利诱、软禁、侮辱和拘捕等一系列的逼迫，信徒们坚守不可停止聚会的信仰底线；同时还有北京的30多个家庭教会联合起来，通过代祷等方式进行声援和支持，共同实践了基督教独特的非暴力抗争的伦理原则，对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而美好的影响。令世界瞩目。

赵晓又说：“现在国际上对中国的恐惧本身是最令人恐惧的。”领导了世界500年的西方不能一下子适应中国的归来，人本能的会有恐惧，“但基督徒们可以本着基督的爱心克服恐惧。” 赵晓的这番言论，呼应了中国政府在世界舞台上的自我辩护：中国是大国和平崛起，中国威胁论是虚构的。赵晓难道不明白，今天的世界对于中国的恐惧，不正是出于对任何专制独裁暴政国家的恐惧吗？苏联共产党帝国才解体没有多少年，美国的中年人还没有忘记核警报的恐怖声音。中国今天的崛起和其政权的特点，还自然让人们联想起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甚至，中国2008年奥运会面向世界的宣传模式和宣传用词，都和纳粹德国1936年的奥运会宣传惊人地相似。赵晓似乎精辟地说明，中国成为基督教国家，基督徒人数增加，就能够避免这种悲剧发生。那么，二战时期的德国岂不是基督教国家吗？从马丁·路德在德国发动基督教改革，至全民投票拥护希特勒上台时，已经有400多年基督教的新教传统了。

赵博士最后作总结说：“种什么得什么，播撒爱就得到爱。上帝给全世界的基督徒们一个机会，去影响今天的中国，即是影响明天的世界；祝福今天的中国，即是祝福明天的世界。”这句话后半部分的逻辑实在奇怪。看起来，赵晓不仅说明了上帝是中国的一个大能的打工仔，而且还借上帝的名义，号召全世界的基督徒都要爱中国，并致力于祝福中国，因为“今天的中国”决定了“明天的世界”，也是天国的宣教中心。那么，非洲呢？中东呢？中亚呢？南亚呢？岂不也需要全世界基督徒的爱、影响、祝福和宣教吗？

种什么收什么，一点都不错。种下爱国主义的神学异端，必在教会中收获种族主义，在社会中收获帝国主义。

作为经济学家，赵晓在这次演讲中谈到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以及神学，漏洞百出。他的言语措辞和演说风格，也与中国政府的宣传风格一脉相承。例如，称赞中国的经济奇迹，反驳中国威胁论，还兼有基督教三自两会的宣传特色——即体现“爱国爱教”的神学，以及频繁使用“大国”、“崛起”、“和谐”、“经济快速增长”，等中宣词语。

赵晓的动机何在？是有意策划，还是真诚的无意，目前还是个谜。有人怀疑他是中共政府的代言人，或者是宗教局和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宣传员，或者是通过科举高考制度由社会底层提干晋身到骑士阶层而愚忠于党和国家，也许，是被爱国主义的洗脑教育异化了信仰和神学观的基督徒？此外，看看那些听了赵晓的演讲后激动不已、热泪盈眶的爱国主义大汉基督徒们。他们奔走相告，网上热议，传发帖子，唱赞美诗，赵晓一夜之间成了中国制造的中国基督徒的英雄。

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有许多的中国教会和基督徒，并没有在这种爱国主义的异端洪流中迷失方向。他们冷静观察着，竭力发出不同的声音，正如在70多年前的纳粹德国，那些抵制德意志种族爱国主义异端的基督徒们。

二、神学家迪特里奇·邦何华作门徒的代价：爱主胜过爱德国

“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不再有先知……。”

——1938年11月9日，迪特里奇·邦何华（或潘荷华）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对双胞胎，多有滋生偏见和暴力，少有激发正义的举动。德国纳粹时期的教会，因接受种族爱国主义异端所犯的历史性错误，今天的中国教会正要开始重复。

1933年1月，天主教徒希特勒（奥地利人，1932年2月才设法加入德国籍 [5]）通过竞选成为德国首相；当时的德国已经是民主社会制度（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犯国，被迫废除君主制）。3月，纳粹党（意思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议会大选中获胜，希特勒随即组阁，建立并领导纳粹社会主义新政府，受到德国人民的热烈拥护。1935年9月，纽伦堡法案通过，依法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异族婚姻被禁止。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暴乱，纳粹分子公开对犹太人实施暴力，标志着种族灭绝行动的正式开始。在德国的帝国人民教会中（即支持纳粹政府并甘心被其控制的教会），许多基督徒认为1933年纳粹党的竞选胜利，是基督教在德国发展进入黄金阶段的标志。[6]

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面前，民主制度显然是脆弱的，宗教也是如此懦弱。需要澄清的是，纳粹的法西斯主义和种族灭绝罪行，属于受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本质上是一次科学主义催化的唯物主义的世俗运动，并不是基督教所导致的。有人说纳粹提倡的是社会进化论，这是误解。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理论所采用的是生物进化论的核心理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才是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论，尽管其唯物主义哲学中采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注意：纳粹是反对共产主义的。

19世纪创立“伦敦人类学协会”的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亨特（James Hunt），认为深肤色的人种是不同的物种，头脑次于白人，无法通过教育成为文明人。他曾在1866年4月的《人类学回顾》（Anthropological Review）期刊的撰文中，指责基督徒宣教士们抵挡人类学的那些“真理”，坚持其宗教信仰的原则，认为“人类从起初就是绝对平等的”。[7]

德国人自认为雅利安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是有所谓的“科学”依据。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德国的科学家们由于受到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影响，已经认可种族优劣之分的“科学”观念。例如，德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兼哲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 1834-1919）在德国推广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例如，他认为白种人是进化最发达和完美的人种，在其著作《创造的历史》中将黑人划归为猿猴、狗和大象一类的聪明动物。[8]

海克尔还认为那些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没有价值，是社会的负担。他在《生命奇迹》的著作中这样写道：“在我们的文明国家/社区，人为地养育着成千上万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比如神经病者、麻风病人、癌症病人等等，精心延长他们的痛苦，这对于这些人本身和整个社会没有任何好处。”[9]

在这幅1938年纳粹党政府的“种族优劣”的宣传画中，主题是关于“发育健康的德国人承担了有严重遗传疾病者的社会包袱”，把担子右边的画成猿猴模样的进化不到位的侏儒人。[10]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认为，进化有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两种方式。按照这种逻辑，灭绝所谓的“劣等种族”，是人工选择的进化方式，是符合科学的。这就是纳粹党政府灭绝犹太人的“科学依据”。

[clip_image0043.jpg] 这种人工选择的“进化方式”，还强加于德国人当中有遗传性疾病的人（智障、残障，等无法自我发展的类型）。不同的是，清洗“劣等种族”是由军队执行，而消灭雅利安民族当中有遗传性缺陷的“次等人”，主要是由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医疗单位执行。这项“人工选择工程”的总部设在首都柏林。1939-1941年，德国大约20万这样的人类当中的最弱者，通过医疗“安乐死”的手段被处死。（参看图：最后一位被图中的这位护士长处死的有遗传病的小孩）[11]

然而，德国大多数教会和基督徒却因为爱国主义的异端思想、自由主义神学和科学主义，选择支持了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并默认其暴行，这是需要深刻悔改和引以为鉴的，正如美国的南方教会曾经支持过奴隶制。当然，在教会认罪悔改的同时，有一点也需要客观的承认，即，美国的奴隶制是其世俗政府支持的合法制度，支持奴隶制的那些教会同时也是在服从于政府的法律。此外，非洲那些提供奴隶和经营奴隶市场的当地黑人奴隶主和统治者们，也需要承担责任和认罪。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美国最早公开反对奴隶制的也是教会，并且成为废奴运动的主要力量。19世纪初期，在非洲殖民地的一些宣教士们最早开始上书母国，呼吁废除奴隶制。例如，英国的宣教士发起了大规模的“立即废除奴隶制”的英国基督徒签名运动，震动英国议会，导致英国于1834年废除了奴隶制，并向其它一些国家也施加压力废除奴隶制。[12]

下面，通过三个主要人物及其事迹，我们就可以了解在纳粹德国时期，爱国主义异端是怎样毒害教会的。中国的基督徒们，必须要翻开德国教会历史中沉重黑暗的这一页，来默想上帝对我们的警告和呼召，并警醒和悔改。

1、第三帝国教会的大主教——路德韦格·穆勒（Reich Bishop Ludwig Muller）

1933年夏（4月），作为统战政策的一部分，德国纳粹政府将全国29个区的新教教会合并为“帝国教会”，即“人民教会”，隶属纳粹党政府的管理。作为一战时期曾担任德国军牧的路德韦格·穆勒，希特勒的老战友，纳粹的早期党员，于同年9月成为帝国教会的大主教。[13] 这个职位相当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基督教管理机构——三自两会（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的主席/会长。1935年7月，希特勒又建立了帝国的教会事务局，对教会进行最后阶段的“重组”，汉斯·科尔（Hanns Kerrl）担任局长。[14] 这个单位相当于今天中国政府的宗教局，只是中国要管理五大宗教。汉斯·科尔曾经这样对纳粹党表达过忠心，说当他第一次接触到党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明白了“信仰是怎样让一个人成为新造的”。[15]

在大主教穆勒和教会事务局长科尔的领导下，帝国教会，又称雅利安教会，德国教会，或人民教会，主要持有三个神学异端立场和特点。

首先，通过种族爱国主义来敌挡犹太人。路德韦格·穆勒在1934年曾经这样指出：“我们必须坚决强调基督教不是从犹太教中产生的，而是在与犹太教的对抗中产生的。我们今天谈论的基督教和犹太教，两者从最本质上是彼此鲜明对立的，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却只有针锋相对。”[16]

当时德国的基督徒受到一个特定爱国主义词汇概念的误导影响，即德语中的Volkstum或Volk。[17] 这个词的含义是“日耳曼民族-德国政治实体”，在当时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合成术语，是不可挑战的一个政治正确的概念。这个单词及其内涵相当于今天中国人常说的“我国”或“我们中国人”，最精确的对应是“中华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特定术语，无可非议，只是经过德国纳粹党宣传机器和中国共产党中宣部的反复使用，就成了令人尴尬蒙羞的贬义符号。最危险的是，这个词开始通过政治宣传而绑架基督徒的神学观，与上帝争夺信徒的忠诚。

1933年4月，在帝国大主教穆勒的领导下，帝国教会，即德国人民教会，发布了这样的指导原则：

“我们看到，种族、民族和国家，这种存在的秩序是上帝所许可并交付给我们的。上帝的律法就是让我们定睛于维护这些秩序……在对犹太人的宣教过程中，我们发现一种可怕的危险正临到我们的国家。这等于是打开了一道大门，让外族的血液混入我们的Volk ……，因此，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通婚应该被禁止。我们希望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在我们的国家里扎下根来。我们拒绝“基督徒世界公民”的精神，我们想要看到这种败落腐朽的精神……因着上帝交付给我们国家的使命和我们的信心，而被打败。”[18] 这种内容的信仰宣言，正是德国纳粹党政府所希望看到的。于是，国家成了德国人民教会及其基督徒们所服侍的新主人。

其次，反对传统的教义和《旧约》，藐视《圣经》的权威。一位帝国教会的牧师名叫乔治，他在1937年这样说：“对于我们来说，耶稣所说的并不是决定性的。教会的领袖们也常常犯错。我们很高兴自己因为这种观点而被定为异端，因为拯救教会生命的常常是那些被定为异端的人们。”[19]　帝国教会的神学拒绝承认一些基督教传统的观点，抨击并否定“教会独立于国家”的概念，正如今天的中国政府强调教会应该受到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

[20] 同时，帝国教会的神学家们和牧师们，强调基督教是一种基于共同兴趣的运动（这与中国官方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异曲同工），并非向具体的信仰负责，而且也不需要教义；还要避免教条和信仰宣言的争吵，否则会把信徒吓跑。可以看出，他们是借着改革教会的名义，因此就容易博得许多对教会内部矛盾不满和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们随从。自由主义神学阵营对“异端”这个词汇非常反感，帝国教会也是如此。1935年，德国纳粹政府的教会事务管理局长科尔，尝试通过立法反对“教义性的基督教”，试图平息教会中的教义纷争，并禁止使用“异端”这个词达两年。

在成功影响许多基督徒接受他们的观点并抛弃传统的教义之后，帝国教会的神学就开始否定《圣经》的权威性。1937年，在一次帝国教会的会议中，与会代表们签署了一项决议，声明说：“魔鬼常常蹲在书写的文字中。魔鬼看重印刷的纸张，并伸出去收集签名，而上帝却伸出他的手。犹太人是第一个民族将他们的信仰写下来，耶稣却从来没有这样做过。”[21] 放弃了通过《圣经》和信仰的教义来联合教会的模式，他们通过圣礼、民族身份、国家，甚至战争，等所谓的共同兴趣，来实现教会的合一。[22]

最后，反对教会的谦卑形像，追捧教会树立阳刚和武士的风格。在一份帝国教会的宣传单上写着：“我们所需要的一种基督教，是人们能够通过它在生活中有所作为的基督教，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说：这是活着的基督教，其中有英雄主义。基督教不仅是属于老年妇女的，也是属于第三帝国充满活力的男士。”[23] 帝国教会的神学蔑视基督教和耶稣基督的绵羊风格、谦卑的美德和非暴力的原则，嘲笑那是女性的特征，认为真正的基督教是阳刚威猛的。注意，在嘲笑传统基督教软弱的同时，他们却不提《圣经》中的一项重要教导，即：坚持信仰和正义原则，要敢于并擅于与恶势力进行属灵争战，基督徒应当成为上帝国度的精兵。例如，《圣经·以弗所书》6：10-20。

帝国教会的大主教穆勒在1939年的一份出版物上，将男性阳刚、种族、帝国和教会之间联系起来。他辩称：“……德国人爱着祖国和人民”，这种爱具有“刚强的武士般的面孔，并憎恨任何软弱的事情，因为它知道只有那些模糊的、腐朽的低档次的事情被清除之后，生命才会保持健康，才能适合生存。”[24] 这番言论再次反映了当时德国和整个欧洲文化中生物进化论的强势影响：优胜劣汰，适（强）者生存，成为社会伦理中的真理。

帝国教会的一位主教在1936年的一次演讲中声称，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基督徒这两个身份，哪个是首先的呢？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他解释说：“他必须首先出生成为德国人，然后才能成为基督徒。”[25] 在人民教会的聚会中，他们常常唱拿破仑统治时期的一位反犹太人的、德国爱国主义诗人的诗歌：

“一个男人应当是怎样的？

他能够祷告并相信主是他的上帝。

……

一个男人应当是怎样的？

他能够爱、用心感受、敬虔、热情，

圣（灵）火赐给他神圣的勇气。

……

这才是真正的男人，

他敢于为上帝和祖国而死；

……

德国人啊，拿起武器战斗吧，

与主上帝在一起！

只有上帝才能给予胜利、帮助和美好的财富。”[26]

然而，德国人民教会最后也失望了，因为他们所崇拜和忠心跟随的纳粹党国，根本不信任他们，只是利用他们而已。中国的三自教会和共产党国的关系，也经历了类似而更严重的情况。事实上，教会中的爱国主义者们常常是两头不讨好的，因为爱国主义的情绪常常也会挑战政府的外交软弱，因此，政府会站出来打击基督徒的爱国主义情绪，给民族主义的狂热泼冷水。此外，国家的统治者尤其是独裁者并不希望教会或者任何宗教的势力强大。这种尴尬的政教关系，从扫罗成为以色列的国王那一天开始就是这样的，正如上帝所预先警告以色列人的那样。

在利用了教会之后，纳粹党就开始着手收拾教训帝国人民教会。尽管人民教会竭力讨好纳粹党政府，自以为是献给伟大德国的重要礼物，但是党政府却蔑视他们，正如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三自教会的态度。当时德国的人民教会为了表达爱国爱党爱教的情怀，甚至在十字架的图形中嵌入纳粹党的万字符号（参看图：德国教会的教牧人员高举这种旗帜，游行庆祝路德韦格·穆勒正式任职德国教会的大主教）[27]。但令人讽刺的是，这种叛教讨好的方式，竟然也会被纳粹党社会主义政府所禁止。[28]

犹大的悲剧在教会历史中反复上演。

2、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和《巴门宣言》

在帝国教会于1933年4月发布指导原则之后，德国波恩大学的神学教授——卡尔·巴特，撰写并于6月出版了小册子《今天的神学存在》（Theological Existence Today），以此致信领袖希特勒，抨击帝国人民教会。1934年7月，该小册子被纳粹政府禁止发行。1933年9月，在马丁·尼穆勒牧师和迪特里奇·邦和华创立的“牧师紧急联盟”的领导下，不愿随从帝国人民教会的基督徒们成立了“认信教会”，相当于中国今天的家庭教会，与德国人民教会分道扬镳。巴特加入了这场教会的不顺服运动。[29]

1934年5月29-31日，首届认信教会的代表大会在德国的著名工业城市巴门（恩格斯的出生地）召开，138位教会代表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议，并颁布了由巴特执笔的《巴门宣言》。[30] 该《宣言》分为两部分，以第二部分为主，包含6条宣言，每条的开始引用一、两节《新约》经文。《宣言》在一开始强调了这次会议的意图不是分裂教会，而是通过抵制错误的教义、强迫的手段和不真诚的实践，促使教会只能保持在上帝话语里的信心并通过圣灵，形成真正的合一。还特别说明，没有任何意图要破坏德国的统一。

宣言中指出，“针对现在的帝国教会管理下的帝国基督徒们的错误，这种错误不仅蹂躏摧残了教会，同时也分裂了德国的新教教会。我们认信并宣告下列福音真理。”

在第1条，强调了上帝话语的权威性，首先引用《约翰福音》，然后，“耶稣基督，正如他在《圣经》中所证明的那样，是上帝的唯一话语（或译为真理）。我们必须要听从他的话语，信任和服从他，无论是生是死。我们排斥这样的假教义：即，认为除了上帝的话语之外，教会能够或者应该将其它的事件、权力、历史人物和一些真理，放在与上帝特殊启示同等的地位来宣讲。”

第2条说明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基督徒不再有任何的主。第3条强调了教会的独立性，不应该随从或受到时代中流行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观点的左右。第4条针对当时的情况，指出教会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将自己交给拥有政治统治权的领袖。

在第5条中，明确指出教会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越过自己的特殊使命，随从国家的特征、任务和威严，从而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以上的宣言无疑是黑暗中的一盏灯塔，给德国许多顺从神而不顺从人的教会和基督徒带来鼓舞和希望。该宣言的中心思想是，教会应该只跟随耶稣基督，要独立于政府，除了上帝的话语，教会不应该随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注意，宣言并没有直接提到《圣经》的无误性权威，而只是强调“上帝的话语”（注：巴特并不认为两者等同 [31]）。因此，其局限性在于，并没有进一步明确挑战教会在纳粹党成功之前就开始流行的爱国主义神学异端和自由主义神学，更没有声明反对犹太人所遭到的政府的迫害和教会的歧视排挤，从而导致4年后在“帝国水晶之夜”之后，认信教会都对大屠杀保持沉默。

也就是说，巴特反对的重点是针对政府干涉或绑架教会，而不是暴政本身。这一点可能是受到马丁·路德的“上帝之国和世界之国两者之间独立平行”神学观念的影响，即互不干涉。简而言之，巴特主张教会不参与政治，政治不参与教会。这一点直接影响了他执笔的《巴门宣言》。

[32] 在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双重国度的理论。马丁·路德在《暂时的权柄》（Temporal Authority）一文中，指出基督徒属于上帝的国度，非基督徒属于这个世界中的国家。前者提供灵魂的“称义”，后者确保社会的稳定并阻止恶行。在这个世界中，两者缺一不可。作为基督教改革的发动者，路德提出的两个国度平行互不干涉，正是政教分离的朴素模型，即：上帝国度的人们“不可制定法律强迫别人信仰”；同样，国家政府也不可干涉和仲裁信仰的事情，因为这样会“误导和毁坏人们的灵魂”。例如，“异端是属灵的问题，不是用刀砍、火烧和水淹所能解决的”。

此外，卡尔·巴特的伦理学认为上帝的命令是恩典而不是要求，所以基督徒不应当有固定的伦理道德原则，具体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原则。[33] 他的这种受到自由主义神学影响的“随机伦理观”（Situation Ethics）受到了批评。然而，在论述双重国度理论的过程中，马丁·路德并没有忽视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因此他明确提倡以“爱你的邻舍”为中心的伦理学：“为了你邻舍的缘故，你要用爱和公义的原则来约束自己。” [34] 可见，巴特显然忽视了这一点。

二战后，在苏联和欧美对抗的冷战期间，巴特拒绝表达对共产主义极权残酷统治的反对，保持沉默。当瑞士的神学家布鲁纳（Emil Brunner）责问他，既然他曾经公开反对过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极权政府，为什么不反对更为严重的共产主义极权的时候，他回答说：“教会不要通过各种的‘主义’和体制来考虑自己的永恒性，而是通过信心和上帝话语的亮光，从历史现实中看待教会。教会的责任不是指向任何自然（伦理）律法的实现，而是指向活着的主。因此，教会决不要考虑、谈论、或实践什么原则，而是通过属灵的角度和具体的个案来进行判断。”[35]

巴特的回答是模棱两可的，夹杂着自由主义神学的观点。人们显然是误解了巴特当年反对纳粹政府的动机。他的意图在于，政府不要干涉教会，教会不要干涉政府。在纳粹时期，政府干涉并改变教会，因此要反对；在冷战时期，共产主义极权在迫害人民，因此是政府的问题，教会不要干涉。他认为许多社会问题是难以辨清的，因为“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事情都是不洁净的，因此没有什么事情是特别不洁净的。” [36]

巴特在战后吸取了帝国教会的爱国主义神学异端和非教义基督教的教训，竭力抵挡和摆脱神学自由主义，强调上帝的话语、传统的教义和信条，远离学术性的神学（例如，系统神学。这显然是矫枉过正了）。人们称他的神学体系为“新保守主义神学”。难以避免地，巴特仍然受到了自由主义神学思想的影响。例如，尽管他强调《圣经》的权威，但同时怀疑其中一些内容的历史真实性和准确性。此外，他还持有泛救恩论（包罗论）的自由主义观点，认为全人类都能够得救。[37]

总之，巴特在纳粹时代能够挑战政教关系的错误，战后主张教会向保守教义的回归，这是令人敬佩的，其贡献巨大。同时，也要意识到，巴特和认信教会并没有旗帜鲜明地挑战纳粹的种族主义政策及其种族灭绝罪行，这是一种遗憾。爱上帝和爱人如己，是教会的常识，这是耶稣基督亲自教导的伦理道德的最高原则。爱人如己，作为全部律法的两条总结之一，却常常被教会和基督徒们在具体生活中忽略。

然而，同一时期的另外一位德国年轻优秀的神学家——迪特里奇·邦和华（Dietrich Bonhoeffer），却避免了巴特的局限性，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位真正的先知和耶稣基督的门徒。

3、神学家迪特里奇·邦和华的传奇悲剧

1938年帝国水晶之夜暴乱后，犹太人开始受到大规模的迫害屠杀，美、英等西方国家纷纷谴责，美国召回了大使（但没有断交），英国开始接受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儿童。但是，同一时期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也相当严重。

邦和华天资聪颖，才华横溢。1930年7月30日他在柏林大学教授第一堂课，年仅24岁就成为柏林大学最年轻的助教。[38] 9月5日，邦和华前往美国纽约的协和神学院深造；期间他曾经嘲笑说这个神学院里根本就没有神学。[39] 在美国的生活经历，令他对美国社会中严格的种族分离政策感到震惊，尤其是大部分的白人教会，竟然认可这种政策，并没有反对。他的兄弟在前往波士顿的哈福大学进行一次演讲之后，曾经写信给邦和华，回应关于美国的黑人问题——说美国黑人受歧视的问题严重，相比之下，德国对犹太人的歧视问题，简直就是小意思了。[40]

[41]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德国首相。1933年7月20日，纳粹党政府派出的代表前往罗马，与天主教皇签订了一份合约（Concordat）。这份合约完全限制了德国天主教对政治进行干预和结社的权利，并确保了德国天主教对国家的忠诚。7月23日，德国的新教基督徒投票竞选赢得了70% 的教会职位。看到这些，邦和华开始明白，教会在德国已经面临两种选择：要么顺服福音书的教导，要么顺服与之相反的纳粹政府的意识形态。

神学自由主义的问题，主要是在解构《圣经》的权威性和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并鼓吹人类理性独立于上帝的自由，从而导致世俗主义趁虚而入教会，一同将国家、民族和伟人制造成新偶像，摆在爱国主义的神坛上。巴特和邦和华都深刻体会并认识到自由主义的这种危害性，于是竭力抵挡这种盛行欧洲的思想潮流，倡导恢复并发展“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的保守神学体系。

邦和华对德国纳粹问题和教会盲从问题的认识及其实践，要比巴特深刻而全面得多。他清楚地看到，德国教会的神学染上了纳粹党所提倡的雅利安民族（种族）主义的酵，并公开宣扬“爱德国主义”的异端，这是对基督教信仰最根本的挑战和腐蚀。然而，即使在当时的“认信教会”中，许多基督徒也回避或不情愿面对这个问题。[42] 正如今天中国许多的基督徒，即使是在家庭教会中，也对爱国主义的异端视而不见，甚至随从。同样，面对德国纳粹党政府迫害犹太人，认信教会所表示的冷漠，正如今天在中国的许多家庭教会，也在人权被共产党政府践踏的现实面前沉默，甚至对教会和信徒遭受逼迫都视而不见，美其名曰“不参与政治”。

不仅如此，邦和华还意识到另外一个深刻的原因，即，启蒙运动所导致的欧洲文化中人本主义代替了神本主义而滋生的人类的自我膨胀和骄傲。在一次大学的讲课中，他指出：“罪的灵已经把人们与上帝的灵以及邻舍分割开来。现在，这个灵正不断地以自我为中心，并且成为这个世界的主。这个世界的灵只按照自己的意思，只听从自己，已经成为这个自我封闭的、自我破坏的世界的主人。这个灵将人类同胞视为一种物品，将上帝视为满足个人宗教需要的对象。” [43]

在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文化膨胀的欧洲新文化中，邦和华逆流而上，激烈地强调，要无条件地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爱上帝和爱邻舍。面对德国人民和基督徒普遍排斥犹太人的狂热状态，他指出：“对于任何社会制度下的受害者们，教会都有无条件的责任义务帮助他们，即使他们不属于基督徒这个群体。”[44] 针对那些回避社会邪恶现实，只注重所谓“属灵礼仪”的教会，他指责说：“只有那些敢于为犹太人发出声音的基督徒，才配唱圣歌。”[45] 也就是说，当巴特将反对“纳粹政府对教会的干预”作为重点的时候，邦和华已经在呼吁德国人民和教会要无条件顺服耶稣基督的命令，而不是无条件顺服政府元首，从而能够去爱那些邻居——即帮助当时不属于基督徒群体的正遭受政府迫害的犹太人，并反对迫害犹太人。

针对爱国主义的异端，他还以惊人的神学高度指出一条真理之路：人们不论贫富和国籍，都应该团结在上帝的名下，而不是团结在国家的名下。[46] 邦和华所抨击和指出的，正是德国教会当时的关键问题所在：种族爱国主义，导致德国基督徒因“爱国胜过爱主”而违背了耶稣基督爱邻舍的命令。

不仅是在神学理论上，在行动上邦和华也是巴特等神学家和当时整个德国教会中的先驱。1933年9月，希特勒上台才8个月，邦和华就帮助柏林大学的同事神学家马丁·尼穆勒（Martin Niemöller）牧师，一起建立了“牧师紧急联盟”，尼穆勒是负责人（1937年7月被纳粹秘密警察逮捕关进集中营，1945年被盟军解救），来反对纳粹党政府对教会的干涉和教会中对犹太人的歧视。[47] 这一机构在次年5月，发展成为“认信教会”，这时候巴特才加入了这场运动，并用他的神学影响了认信教会的神学立场和《巴门宣言》。遗憾的是，正是因为他的神学的误导性影响，认信教会只继承了“牧师紧急联盟”（Pfarrernotbund Pastors’ Emergency League）的反对政府干涉教会这一使命，而回避了另外一条重要的历史使命：反对歧视和逼迫犹太人。

当时还有许多基督徒，尽管知道纳粹党政府和帝国人民教会的做法是错误的，但因为恐惧或个人利益而保持沉默，甚至加入了帝国人民教会，这是令人遗憾和同情的。在美国波士顿市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刻着一段举世流传的名言，就是那位“牧师紧急联盟”的负责人马丁·尼穆勒的忏悔词：

“刚开始他们（纳粹）来抓共产党人，我没有站出来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接着他们又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出来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后来他们来抓犹太人，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人能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这段警世格言，描绘了爱个人利益胜过爱主和爱人的悲剧。因为不具备先知的特点，不坚守耶稣基督的命令，就不能在人为悲剧发生之前看到问题所在，也缺乏圣灵通过真理而赋予的勇气和力量。这样的基督徒只有在个人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才会导致思想和行为的转变。那么，基督徒因个人利益受损才开始谴责邪恶，与世人有什么区别呢？

希特勒上台5年多之后，在帝国水晶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德国人对犹太人发动清洗和屠杀，焚烧犹太会堂。可悲的是，认信教会却对大屠杀保持沉默，而帝国教会则给予赞同。面对这场荒唐而耻辱的悲剧，邦和华在《圣经·诗篇74》的两节经文下画了线：“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以及“不再有先知”。经文旁边手写的日期正是那天：1938年11月9日。[48]

邦和华在他的传世之作《门徒的代价》（The Cost of Discipleship）和《监狱书信》中，认为宗教化的信仰时代已经过去，并提倡非宗教化的基督教。他认为，人们只有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执著地用这种方式生活，上帝才会与我们同在。作为门徒，需要在任何情况下都遵守基督耶稣的命令，因此在一些情况下会付出代价。邦和华正是这样的门徒，在当时种族爱国主义异端的狂热浪潮中，他宁愿付出代价，也要发出清晰的先知声音。

1940年，邦和华在一份没有机会公开发表的教会认罪宣言草稿中写道：

“教会曾经在必须呐喊的时候却保持沉默……教会承认自己见证了那些野蛮的非法暴力行为，以及不计其数的无辜的人们所承受的身体和心灵的痛苦，还有压迫、仇恨和谋杀，然而，教会却没有为那些受害者发出她的声音，也没有赶快去帮助他们。这些最弱者和那些最无抵抗力的耶稣基督的弟兄们，就这样死去了。因此，教会是有罪的。”[49] 邦和华在这里提到的“最弱者”，应该就是那些通过医疗手段“人工选择进化”而处死的有障碍性遗传病的无辜德国人。

[50] 这位独孤的先知和耶稣基督的门徒，和许多德国的基督徒一样，终于因为绝望而参加了德国境内旨在推翻希特勒统治的地下抵抗运动。德国人民的抵抗运动有多支，邦和华及其家庭成员参加的是德国政府内部秘密形成的抵抗运动。1942年10月，他参与了“7号行动”，成功地帮助14名德国犹太人秘密逃亡到瑞士。他们还策划了两次对希特勒的刺杀，均告失败；历史并没有因为勇敢的刺杀行动而改变。邦和华于1943年4月5日被盖世太保（秘密警察，相当于如今中国的国保）逮捕。1945年4月9日早晨，他和另外五位抵抗运动的成员，在弗拉森伯格（Flossenbürg）集中营，被纳粹党政府处以绞刑。不到一个月，苏联红军就解放了这座监狱；盟军击败了德国。纳粹德国仅仅在历史中存在了12年。盟军的正义战争结束了这场欧洲的现代世俗主义噩梦，以及日本帝国在亚洲的暴行。

面对自己将要被处死，邦和华在他的最后一封书信中，写给友人乔治·贝尔（George Bell），说：“到终点了，对我来说却是生命的开始。我相信基督徒的普世兄弟关系超越国家的利益，我还相信我们的胜利是一定的。”[51]

总结与反思

注意，当我们定睛于分析德国人民教会的错误时，很容易相信自己会避免这样的明显错误。事实上，如果身临其境，将这些潜移默化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尤其是看到这些异端中有许多貌似敬虔坚定的基督教信仰的属灵话语，就难以区分。再加上集体言论潮流的力量和社会强势文化的冲击，借助自由主义神学的踏门槛效应，若没有坚实的神学基础、深厚的属灵鉴别力、坚强的基督徒伦理观、作耶稣基督门徒的勇敢心志，就不奇怪人们会那么容易盲从或不敢不从。

例如，[52] 1934年11月在德国西部的黑尔福德市（Herford ）的一次帝国人民教会的集会中，会场里的旗帜和标语上写着：“德国人民，德国人民，聆听主的话语。” “敬畏上帝，尊敬我们的领袖（指希特勒），爱你们的兄弟。” 这次会议的意图在于促进教会的合一，让所有的教会都加入德国人民教会，因为他们认为圣徒的团契不是孤立的。可见，这样的宣传容易产生误导民众的影响力。正如中国共产党政府，千方百计要让所有的教会都加入官方认可的三自教会，并采用全方位的宣传进行配合。最后，这次大会结束的时候，还唱了马丁·路德创作的圣诗《大能的堡垒》（A Mighty Fortress）的第四段。他们高度尊敬马丁·路德，正如今天许多中国基督徒高度尊敬约翰·加尔文，但是却利用这两杆神学大旗，掩盖自己爱国主义的异端和权力野心。

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近代的西方世俗主义者和反基督教的势力慷慨激昂，大声谴责并将所有的战争原因都归咎于宗教（即基督教）。然而，在西方政府已经政教分离和迅速世俗化之后的前提下，他们的非理性控告，在随之而来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和冷战核对抗的警报声中，变得苍白而虚伪。人类与生俱来的罪性，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科学、宗教、无神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管道进行发作，才是所有战争和屠杀的根本原因。人类未来的战争和种族屠杀，绝不会因为教育、科技、经济、体育、文化、政治的不断发展而有任何的减少。

所罗门王说过，世间并无新事，都是旧事的重复。有太多的事情在国家的历史和教会的历史中，不断重演，而人们却反复忘记。二战之后，义愤填膺的人们常常谴责德国和日本的暴行，并惊奇当时的人们为什么没有站起来反对那样明显错误的事情，却同时忽略着这个世界如今正在上演类似的悲剧。例如，1994年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2010年达富尔的种族屠杀，还有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的强制计划生育大量屠杀婴儿的政府行为和民众的沉默，等等。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悲剧进行的时候沉默或默认，而事后却慷慨激昂大声谴责呢？

在这些人类大屠杀的惨剧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总是赋予屠夫们以神圣的理由。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至上的国家里，民主的制度并不比专制更优越，而理性和灵性发达的人民，也并不比动物更文明。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有学者认为，德国人民教会的问题，是因为受到马丁·路德神学中双重国度的影响，有深厚的忠于政府和忠于教会的传统，被视为基督徒的重要美德之一。[53] 不容置疑，德国的教会深受马丁·路德的神学影响（也受到现代自由主义神学之父施莱马赫的深刻影响）。然而，正如本文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马丁·路德在谈论双重国度的时候，既说明了无政府主义必导致社会混乱，刑事犯罪泛滥，又强调了“爱邻舍”的基督徒伦理。因此，如果只取其“忠于政府”而忽略“爱邻舍”，怎么可以归罪于路德呢？

针对马丁·路德支持当时政府镇压农民暴动的观点，受到当时以及至今许多人的批评。这一点，许多人误解了路德。首先，根据马丁·路德列举的事实，那些参与暴动的农民自称基督徒，却洗劫抢夺修道院和城堡，还强迫别人加入他们的行列，[54] 说明这是一场暴乱，而非起义。因此，马丁·路德将其定性为“非正当暴力”，支持政府镇压，避免更多无辜的“邻舍”遭受暴力伤害，正是其双重国度理论的忠实应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就属于暴乱，而非起义，结局就是暴乱得胜后的大屠杀，如同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因此，路德的洞察力是准确而深刻的。顺便提一下，法国的基督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强调“双重政府”的概念，即属灵的政府（或国度）和国家的政府。但是不同于路德的“双重国度”的相互平行特征，“双重政府”有交叉重叠的部分：例如，国家政府的责任还包括“捍卫敬虔的教义和教会的地位”。[55] 因此，这不完全是路德发动基督教改革所强调的那种政教分离的关系。加尔文在日内瓦实践了他的这一政教理论模型。

为了全面深刻分析德国众多基督徒支持纳粹的原因，我们当然不可忽视，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德国民众和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的影响，导致种族优劣的概念（达尔文的术语是“次等物种”）深入人心。需要指出的是，在纳粹党控制德国之前，德国民众和教会就普遍接受了种族优劣的“科学”观点。纳粹时期的宣传资料，突出表现了种族进化的优劣对比，并不只是针对犹太人。（参看华盛顿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所收藏的一幅纳粹时期的宣传画：这幅日耳曼人与黑人的友好合影，主题是反对跨越种族的友谊。上面的德语宣传文字是：这样的结果是！失去了种族的尊严。）1988年乔治·斯坦因（George J Stein）在《美国科学家》杂志发表《生物科学与纳粹主义的根源：以科学的名义推广种族主义的教义》，就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纳粹思想和德国知识界的误导性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引证分析。（Biological Science and the Roots of Nazism: The Promotion of racist doctrines in the name of science by George J Stein published in American Scientist January-February 1988, 76, 50-58）[56]

达尔文在其进化论的经典著作《物种起源》的最后一段，赞美了自然选择的进化方式，说：“这些法则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就是伴随着生殖的生长；几乎包含在生殖以内的遗传；由于生活条件的间接作用和直接作用以及由于使用和不使用所引起的变异：生殖率如此之高以致引起生存斗争，因而导致自然选择、并引起性状差异和改进较少的类型的绝灭。这样，从自然界的战争里，从饥饿和死亡里，我们便能体会到最可赞美的目的，即更高级别动物的产生，直接随之而至。认为生命及其若干能力起初是被注入到少数类型或一个类型中去的，而且认为在这个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最美丽的和最奇异的类型从如此简单的始端，过去，曾经而且现今还在进化着；这种观点是极其壮丽的。”（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译本；笔者略有校订）

希特勒在1925-1926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一书的第11章“国家与种族”中，以他所认为的“劣等民族”之一的犹太人为例，阐明了其 “独特”的人类学观点：“大自然并不情愿强势者和弱势者之间混血，更不希望高等和低等的种族混血。如果大自然允许混血，那么，所有自然界多少万年付诸于建立‘更高层次的进化’的努力，都将功亏一篑。”[57] 注意，这里的“更高层次的进化”在德语原文中是Hoherzuchtung这个单词，直接意思是“更高层次的繁殖”。这个词的翻译容易引发“政治争议”，总有人努力要将“进化”的意思翻译掉。然而，读者们容易看出，希特勒的“更高层次的繁殖”，忠实地对应了达尔文的“更高级别动物的产生”，即基于“自然选择”方式的进化结果。

作为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概念——自然选择，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第9章“慕尼黑”中，给予了清楚的阐述，这是无法轻易否定的。文中说：“尽管自然界赋予繁殖的自由，但是却让生存处于艰难中，从而在数量过多的生存个体中，选择那些值得存活的、最优秀的，并保存他们的品种。而作为人类，却限制生育，同时又歇斯底里地认为，一个人一旦出生，就应当不惜一切代价予以保留。”希特勒在这里提倡，人类应当学习自然法则，优胜劣汰，不要在乎弱者的个人生命价值，为的是实现新一轮更高层次的进化。“对于那些自然界允许生存下来的，却要面对一千倍更为艰难的生存环境和试炼，并更好地适应进行下一轮的繁殖，从而让这种彻底的选择过程，能够从一个新的起点再次开始。”[58] 此外，希特勒还坚持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者生存”的法则，将其视为当受推崇的伦理：“通过自然界中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只有那些最强壮和最健康的得以存活下来”，所以，“强势的种族要驱逐弱势的种族——这种终极形式的敦促，将要一次又一次地，砸碎所有那些所谓的个人价值人道观的荒谬枷锁，取而代之的将是自然界的人道观——毁灭弱者，给强者让位。”[59] 对于在中国受过共产主义无神论教育的人们，希特勒的观点是相当熟悉的教课书中的内容：整个自然界没有任何目的和意义，只有盲目的自然界力量，通过“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法则，推动着生物的不断进化。

达尔文在他的著作《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The Descent of Man）第六章中指出：在不远的将来，“文明的人类种族必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剿灭和替代野蛮的种族，……人类和近族物种之间的差距将会加大：在高端会出现更加文明的人种，我们可以这样希望，比白种人还要文明；而在低端，只剩下象狒狒那样的猿类，而不象现在，狒狒是介于黑人、澳大利亚人（原著民）和猩猩之间。”[60] 可见，达尔文是在理论上指导并盼望“黑人”一类的“次等人种”被消灭的进化结局，而希特勒则是用“人工选择”的进化模式实践了达尔文的理论。

因此，正是德国人出于对所谓“科学”的迷信，对国家的崇拜，对种族的自恋，让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异端从神学自由主义的大门昂首走进教会，将教会捆绑交在这个世界君王的手里。

二战后德国的反省并不彻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作为德国社会，只谈论纳粹党政府的种族主义错误政策，而忽略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科学的名义通过学者们在背后的强力支持。第二、作为德国教会，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种族爱国主义的神学异端和不承认《圣经》绝对权威的自由主义神学，是导致教会和信徒忽视耶稣基督“爱邻舍”的命令而蒙羞的原因。所谓的悔改，只是战败后的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德国全面战胜了呢？集体的犯罪，需要个人的具体悔改。一位前帝国教会的成员在1956年还这样说：“我仍然相信……如果全体德国人能够真正支持我们的元首（希特勒），结局会截然不同的……从我们的内心来看，难道我们今天比那时候更自由吗？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基督徒吗？” [61]

德国人民教会的成员们在战后的表现确实令人失望。1945年，尽管德国人民教会解体了，这场运动中止了，但德国人民教会的信徒和神职人员们，却轻松进入其它教会。甚至那些在纳粹时期帝国教会的一些著名代言人，也重新开始进入教会的侍奉位置，并没有怎么忏悔和改变他们先前的观点。“人民教会作为一场运动仍然在继续，因为已经深入所处的文化……基于血缘的（信徒）会员关系，并用德国传统的基督教礼仪作为装饰，他们创立了这个异端。”[62]

此外，二战后由于自由主义阵营的宣传，夸大了卡尔·巴特的功劳，导致许多人们不知道或忽略了马丁·尼穆勒和迪特里奇·邦和华所扮演的更伟大角色。根据生活在那个时期的德国人的回忆，1945年，美国等盟军占领德国后，在亲眼目睹了纳粹集中营的暴行和了解到反对纳粹的运动之后，就高度尊敬马丁·尼穆勒和迪特里奇·邦和华这两个名字，并没有包括卡尔·巴特。[63]

1938年的那天夜里，理性发达的德国人发起野蛮的暴乱，打砸抢烧杀犹太人。破碎的橱窗玻璃在街道上闪闪发亮，浪漫主义的德国人从中看到了美，称之为“水晶之夜”；而那些怀有非理性的爱心和怜悯的人们，从中看到了人类的罪性，称之为“碎玻璃之夜”。那一夜，300年的启蒙运动所培植的反基督教为主旋律的欧洲文明破碎了，并且破得很大，其羞耻暴露无遗。

如今，水晶之夜的幽灵已经借助发源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的孔孟思想体系，成功俘虏中国半个多世纪，并焦急等候寻找着砸碎他国或他族“邻舍玻璃”的机会，制造一个东方情调的爱国主义浪漫之夜。

三、提防并清除“北京神学”的酵：一碗爱国爱教的红豆汤

“……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 ——《创世记》25：30

中国共产党政府从一开始，就采用德国纳粹党政府式的宗教管理政策。中国人和基督徒在1949-1979期间30年的极权统治下所受到的迫害程度，超过纳粹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的暴行。中国的三自教会类似于德国纳粹时期的人民教会，家庭教会类似于德国纳粹时期的认信教会。

1、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的决裂：中国的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发展以及两者的关系，类似于当时的德国帝国教会和认信教会。

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打败国民党，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严酷统治。1950年5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以政协基督教代表为主体组成的基督教访问团的19位基督教领袖（以原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主任吴耀宗为首），指示宗教界要切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同时也表示宗教界是政府的统战对象。作为迫害基督教的第一黑手——周恩来总理还特别指出，不欢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7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这份统战文件指出：“……在天主教、基督教内部，利用各种机会，和通过有爱国心的教徒，向其进行爱国主义宣传……要把那里教徒的大多数团结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一同反对帝国主义和特务分子。” [64]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吴耀宗等人于1950年7月28日发起了“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宣言”的全国签名活动。[65] 1950年 9月26日，中共中央颁发文件指示，支持以吴耀宗为首的所发起的基督教三自革新签名运动。[66] 1951年，中央再次发出文件，说明“要推动天主教、基督教中的进步人士对宗教教义作某些正确的合乎实际的诠释，说明爱国与信教并不矛盾，一个善良的教徒首先应热爱自己的祖国，以打击反动分子和顽固分子的所谓‘宗教是超政治的’，‘革新就是裂教’等等谬论，以达到争取广大教徒的目的。”[67]

从上述两个文件的内容，可以看出其本质与德国纳粹党政府的统战工作惊人的类似——都是灌输“爱国”为基督徒和教会的首要任务。

在1949年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中，宗教界民主人士首席代表吴耀宗发言说，要尽力“把宗教里面腐恶的传统和它过去与封建力量、帝国主义的联系，根本铲除。” [68] 周恩来在1950年5月接见基督教访问团时，指出中国的宗教团体应该：1、发起一个反帝爱国运动，清算近百年来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和在基督教里甘心做帝国主义走狗的教徒；2、遵守约束，不到街上去传教；3、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69]

由此还可以看出，共产党政府所支持的三自爱国基督教体系，不仅禁止在教会外传福音，还要将非中国公民的基督徒与中国教会分离（即与所谓的帝国主义分离），破坏普世基督徒合一的关系，如同纳粹政府和德国人民教会将犹太人从德国社会和教会中分离出去。

[70] 1954年7月22－8月6日，“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7月28日，吴耀宗作报告，将1950年所成立的取代“协进会”的“三自革新运动”，改名为“三自爱国运动”，并于8月4-5日正式成立“中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吴耀宗出任主席，丁光训等人担任委员。根据吴耀宗在1954年的《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工作报告》，最终在三自革新运动宣言上的签名多达41万7千多人。[71] 尽管如此，其中有不少的教会领袖和信徒的信仰应该是真诚的，却因为爱国或轻信共产党的谎言而上当受骗了，或者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压力和威胁，或者出于利益的一时诱惑，正如纳粹时期的德国基督徒。当然，也有许多教会领袖和信徒是共产党政府的间谍，根本不是基督徒，或者是犹大。“三自爱国运动”发起之后，一大批拒绝参加三自教会的基督徒被捕，包括著名的教会领袖王明道、林献羔、袁相忱、谢模善，等人。1955年8月7日，在被逮捕前的最后一个主日崇拜中，王明道的讲道题目是《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3日，在北大学生的带领下，各地学生纷纷起来造反，红卫兵组织在各地涌现。8月，在“反帝”、“反修”、“破四旧”的口号下，北京红卫兵关闭、捣毁教会，焚烧圣经和基督教书籍，侮辱、殴打信徒，此举迅速蔓延全国。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开始了残酷的政治革命运动。文革期间（1966-1976），教会在中国遭到严酷血腥的逼迫，三自教会也不例外，受到全面摧毁，教会领袖和信徒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期间，大批基督徒光荣殉道。

正如德国纳粹党政府一样，中国共产党政府也是利用爱国主义愚弄教会领袖和信徒，并成功组建了“三自两会体系”控制管理下的全国性教会。前者教会的名称是“德国人民（Volk）教会”或“第三帝国（Reich）教会”，后者是“中华基督教三自爱国教会”。两者都是将国家或民族的名称放在教会的前面，确定了“爱国”为基督教第一使命的异端神学。而且，两者都是在成功利用教会之后，就开始限制、打击、甚至逼迫曾经在不久之前还顺服甚至讨好过他们的教会。不同的是，中国三自体系中的教会领袖和基督徒们甚至付出了生命的惨重代价，而德国人民教会则没有，战后也没有受到任何严肃的责任追究，甚至都没有像样的自我反省和忏悔。

1978年12月，中国政府开始经济改革开放。1979年1月，中美建交；2月，允许上海的三自教会首先恢复运作。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宗教政策的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正式提供一定的宗教自由。这时候，三自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实质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惨无人道的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人民对共产党及其领袖和政府的信任崇拜全面瓦解，地方三自教会的信徒对共产党的信任和拥护程度大大降低。其次，三自教会的教牧领袖在文革期间受到了残酷迫害，导致经济改革开放后三自教会的教牧领袖们的政教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与纳粹时期甚至战后的帝国基督徒和德国人对其党国的忠诚状况有明显的区别。最后，三自教会中有真正信仰的基督徒和教会领袖们，在19号文件之后，开始利用自身有限的合法宗教权利，建立教堂，传播福音，门徒培训。尽管政府从未信任过三自教会，并竭力限制其发展和社会影响力，采用许多“软逼迫”手段，但是一些忠心于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领袖和基督徒们，承受着压力，坚持将上帝的真理讲明和传开。这样，许多三自教会，实际上在与政府进行着持久的角力游戏。最近两年，三自教会遭受政府逼迫的案例数量和严重程度急剧上升。当然，还有许多三自教会被政府安插的内奸或犹大控制，成为效忠政府、配合中宣、甚至逼迫家庭教会的鹰犬，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三自教会体制的根本问题，至今仍然存在的，不仅在于家庭教会通常批评的“基督和政府”两个头，还在于高举严重的爱国主义神学异端的大旗。前者到了将来中国自由的时候容易清除，而后者是更隐秘和危险的。例如，根据三自两会的要求，在教会中悬挂“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的标语。许多三自教会的基督徒，对于政府的控制非常反感，但是对于这些标语却没有异见。政府及其两会要求基督徒首先要爱国家，然后才爱基督教，其次才是荣耀上帝，最后是造福于人。这种反复灌输的宣传口号，逐渐淡化甚至代替了耶稣基督的命令——“爱上帝和爱人”。

2、北京神学的方言：德意志人民教会和中华三自爱国教会都是政治作品，主要是通过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异端神学，将教会的权柄之杖拱手交给法老。有所区别的是，德国人民教会由于早已受到欧洲特别是德国的自由主义神学的影响，他们蔑视《圣经》和传统教义的神学异端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而中华三自爱国教会的神学由于继承了西方机要主义的神学传统，《圣经》和传统教义的权威深入信徒人心。例如，信徒对《圣经》的爱护和珍惜，许多教会在每次敬拜后要齐声背诵《使徒信经》或主祷文，甚至许多信徒每次祷告后都要背诵主祷文，以及广泛流传的一句话神学“耶稣是真神”，都有力地抵制了许多异端和自由主义的侵袭。因此，党政府无法也不敢轻易通过颠覆《圣经》和传统教义的权威来误导教会，于是就利用中国人在19世纪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所导致的痛苦和蒙羞心理，在建国初期所激发的扬眉吐气的民族自豪感，成功地将“驱赶西方宣教士、爱国为首要责任”的异端植入三自教会的神学，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北京神学”。

通过1979-2009这30年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暴富了占中国人口不到1%的特权阶层，同时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工人变成新时代的苦力劳工。中国的经济模式已沦为国家资本主义，导致国家财力雄厚，军国主义抬头，而人民的生活和福利寒酸，自然环境已经完全破坏。为了追求以牺牲民众利益为代价的社会稳定，中国政府在80后和90后这两代人当中，实行了系统的爱国主义强化洗脑教育，将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和孔孟思想的爱国民族主义完美结合，成功地塑造出以“中国和中国人”为中心概念的爱国主义政治文化符号和亢奋型世界观。这种爱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模式，已经非常类似于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的文化洗脑模式。这种思想通过社会文化形态、政府的宗教政策和新一代人加入教会，已经成为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神学中尤其是“教会论”中的异端和基督教伦理中的毒素。于是，1950年代产生的“北京神学”卷土重来，如同一只呼啸的怪兽。

当前的北京神学，其异端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的理论：爱国爱教、否认超自然力量、因爱称义。

首先，爱国爱教。爱国是1950年代就开始的三自爱国神学传统的核心。1990年后半期，特别是1996年，中国政府给予了基督教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宽松的自由，当然主要是在三自教会内部，同时也重申明确了爱国爱教的理论。注意，爱国还是放在首位的，这是北京神学的特点。由于没有直接触及到三自教会内部信徒心目中的《圣经》和传统教义的权威，这个理论很容易就被新一代基督徒接受了，至少没有明显的异议，并且作为标语常常悬挂在教堂里面。值得注意的是，1950年代的三自神学中的“反帝理论”，其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在1990年代，笔者在北京一个三自教会的主日崇拜中，听到其中的一位牧师公开宣称，美国就是《启示录》中所说的“怪兽”。

作为三自体系中著名的金陵神学院，其招生简章中是这样反映“爱国神学”的：“我院是基督教神学院，所要培养的是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中国教会的“三自”方向，在灵性和神学上有一定造诣，品德优良，身心健康，能在灵命上供应信徒，真道上带领信徒，并按三自原则办好中国教会的人才。” 1994年，作为兼职院长的丁光训在金陵神学院学生会“五·四”80周年纪念会上曾这样说：“金陵是一所三自爱国运动所办的神学院，是高举爱国主义的，目的是培养爱国的，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和走三自道路的教会工作人员。”[72] 丁光训还曾担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的会长，以及全国人大常委和政协副主席这样的政府要职，权倾政教。

图：2011年6月11日，北京市基督教两会以“同心同行”为主题，举办了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音乐赞美会 [73]

图：2012年9月，在钓鱼岛争端所导致的全国性反日浪潮期间，浙江省湖州市三自教堂挂起了横幅：“坚决维护上帝赐给中国的钓鱼岛”，落款是“湖州基督教堂广大信徒” [74]

其次，否认超自然力量。共产党政府知道，有神论尤其是一神论宗教是强大的，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信徒们向神或上帝负责。因此，相信超自然力量是其前提，也是无神论与有神论之间的标志性区别。于是，政府通过“中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尤其是这个机构的主席，向所辖的教会灌输一些共产主义的唯物世界观。例如，1950年代的吴耀宗说：基督教那一套“直接地或间接地从圣经引申出来的信仰”，诸如“道成肉身，童贞女生耶稣，复活，三位一体，末日审判，耶稣再来，等等”，是“荒诞离奇，不可理解的信仰”，他“无论怎样勉强自己，始终不能接受”（吴耀宗《基督教与唯物论》）。[75]

作为改革开放后的三自爱国两会的主席丁光训，没有直接采用吴耀宗的“根本不信”的理论，而是运用自由主义神学理论，不断解构三自教会系统中西方机要主义传统的信仰和神学。例如，他说：“我希望他们不要感到震动，把《圣经》与神的话混为一谈，认为这两者是等同的，这是对《圣经》的误解。海外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之初，把这个误解带到了中国信徒的头脑里，使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陷得很深。”[76] 前面提到过，德国的新保守主义神学家，卡尔·巴特，属于自由主义神学阵营中的右派，也认为上帝的话语和《圣经》并不等同。丁氏甚至提倡，天堂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永生在中国的发展和共产主义当中得到实现，等等，异端谬论。

由于丁光训的自由主义神学否认超自然的力量和《圣经》的权威，受到了许多三自教会的领袖和信徒们的公开反对，或暗中抵制。1999年6月18日，在金陵神学院，因不满丁光训的自由主义神学异端和三自爱国政治路线，三位在校学生公开发表声明，宣布退学。2000年6月1日，金陵神学院颁发文件，宣布开除该院研究部的主任兼讲师季泰，主要是因为他坚持保守机要的信仰和神学。该文件列举的其中一项罪状是：季泰“经常不参加我院爱国主义学习”。[77] 也有一些省市三自教会的牧师，在主日讲道中公开谴责丁光训的“共产主义就是天堂的实现”——这一明目张胆而愚昧的异端。德国纳粹政府的教会事务局长科尔曾在1935年说过：“国家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的基督教。”[78]

最后，因爱称义。“因信称义”是基督教信仰中救赎论的核心，是马丁·路德发动基督教改革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却成为三自爱国委员会重点攻击的一项神学原则。丁光训在其作品中说：“直到现在，很多牧师讲道的时候，还是用天堂、地狱来劝人接受基督教，来威胁人。” “我们提出要‘淡化因信称义’，各位想想，因为‘信’，你在神眼里就是义的，结果我们只因为有的人不信，就把许多教外的优秀人物打入地狱，而把许多不好的人，因为他们算为信的，就上天堂，我们不是把是非颠倒了吗？’ 像张思德、雷峰、焦裕录,等等，表现出舍己为人的品格，为他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是高尚的，我们怎么忍心说他们今天是在地狱里呢？…… 保罗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可见爱德高于信德。” [79]

丁还指出：“高举道德是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的优势之所在。中国是文明古国，是道德礼仪之邦。特别是对中国知识界来说，讲伦理道德比讲天堂地狱更令人欣赏，令人愿意听听宗教有以告人的信息。” [80] 这里不仅紧紧抱住自由主义神学，还有企图将基督教进行儒化的倾向。注意，儒教本质上是一种寄生型意识形态，依靠攀附掌权者生存，不论是在家庭还是国家的范围内。

从以上北京神学的三大特点可以看出，北京神学与纳粹时期的德国人民教会的神学异端是同出一辙一灵。不同的是，德意志第三帝国教会的“雅利安神学”是自由主义神学+种族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科学主义的混合品，而中华三自爱国教会的“北京神学”是自由主义神学+民族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混合品。两者都是严重的神学异端。前者所拥护的国家机器已经造成过人类的灾难和耻辱，而后者还没有，因为中国的国力和军力还没有达到二战前德国或日本的水平。

3、《旧金山共识》是爱国主义异端的一份正式宣言：如今，中国三自爱国基督教体系内的爱国主义异端，已经飘洋过海，成功登陆北美的华人教会。赵晓在这次芝加哥柳溪教会的演讲中，提到自己参与主持的2008年的《旧金山共识》。同样，在这里笔者并非要指责论断这份共识的制定者们，而是试图分析指出其中危险的、北京神学的、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异端的酵。

根据媒体的报道：“由神州传播协会和湾区华人春令会联合举办的「一代人的见证」盛会，已于12月8日在旧金山圆满落幕。为了表达众北美华人牧者的心志及对祖国的期盼，他们带着感恩和祷告起草了《旧金山共识》。”[81] 《旧金山共识》一开始就宣称：“我们是一群来自中国的基督徒，聚集在美国旧金山，参加一代人的见证大会。为这一时刻，我们向上帝献上感恩。我们本是不配的人，却蒙了神的恩典，可以一起来见证上帝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一起承担上帝赋予我们的福音使命。”注意，这条新闻提到“众北美华人牧者的心志及对祖国的期盼”，《旧金山共识》也说“我们是一群来自中国的基督徒”。

因上述的“华人”和“中国”这两个措词的含糊使用，误导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这里的祖国当然是指的中国，那么，那些美籍或加拿大籍的华人，他们的祖国岂能是中国呢？其次，《旧金山共识》的附录“《旧金山共识》的产生过程”中清楚说明了：“大会报到日下午，远志明，刘同苏，洪予健，张伯笠，张路加，张志刚，祝建，周小安，范学德，李亚丁，赵莉等北美传道人，会同来自中国大陆的赵晓、王怡、余杰、金明日、崔权、黄磊、杨万里等嘉宾，深入讨论了文本的形式、内容与结构。……次日，征询了晚到的冯秉诚等人的意见。下午，文本交给三百多位与会传道人和同工，分别在七个专题组讨论，获得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大会第三天上午，洪予健在大会上宣读了正式文本，与会者报以热烈且持久的掌声。”这里，作为《旧金山共识》主要的审稿人，至少12位是来自美国和加拿大，7位来自中国大陆。此外，在300多位与会的传道人和同工当中，一定也有相当数量的是美国或加拿大或别国的公民。那么，为什么不说是来自中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华人牧者和基督徒呢？可见，“爱中国主义”的声音已经主导了整个大会的宣传格调。（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既不是教会牧者传道人、也不是神学家的中国官方经济学家赵晓，却排在7位大陆审稿人名单的第一位。）

《旧金山共识》的主体内容共分三个部分。从表面上看，《旧金山共识》似乎没有什么问题，甚至，令中国基督徒感到鼓舞。然而，从忠实于基督教信仰和神学的角度来看，爱国主义的异端其实贯穿了这份共识的精神脊柱。在教会历史中，神学和信仰的异端常常是从“基督论”入手的，《旧金山共识》也不例外。例如，没有提到作为基督论核心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和“上帝的独生子”的身份，只提到耶稣的死和复活，没有耶稣基督的生。为什么会在这种神学常识上犯错误呢？在场不是有济济数百位华人的教会领袖和神学家吗？因为，爱国主义的酵迷住了中国基督徒的心，爱国家已经胜过爱主。于是，只见中国，不见耶稣。

《旧金山共识》中没有旧约神学和犹太教的位置，没有提到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没有提到律法与公义和众先知的预言，也没有提到末世论。这是西方自由主义神学的特点，忽略《圣经》中的公义和末世审判的主题；同时也是北京神学的特点，只有新约的宽恕和爱，末世就是共产主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基督教神学和教义信条，基督教的《旧约》及其犹太之根是不可否认和忽略的。在前面提到过，德国纳粹时期的帝国人民教会，就拒绝承认基督教与《旧约》以及犹太人的关系。缺乏上帝国度和《圣经》作为上帝话语的真理定位，这种神学的缺陷是必然的。因为地上的国度，已经成为这份共识的最高视角。于是，中国代替了以色列，中国人代替了基督徒。

在这份共识的第二部分：“我们看见，中国这一场变革与以往三千年所有变革不同，这是一场有十字架的变革。上帝拯救的大能已经临到中国人，福音日益广传，教会纷纷建立。在中国走向更加自由、文明的公民社会的进程中，基督徒群体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建设性作用。”令人不安的是，这种“有十字架的变革”，不是为了让中国人知罪和悔改，而是让“已经自由和文明”的中国“更加自由和文明”。近两年后，作为《旧金山共识》的重要定稿人，赵晓在芝加哥柳溪教会以《中国的领导力与有十字架的变革》为题的演讲中，重现了这种“爱国特派员”式的腔调和关键词。

主导《旧金山共识》的另外一个无形精神，是“后89·6·4时代”的民运权力野心家们的蓝色梦想。在残酷的失败现实面前，在流亡海外多年无果的寂寞难耐之余，某些昔日咤斥风云却随即如过眼云烟的天安门运动的领袖们（这里不是要贬低基督徒个人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借爱国主义的共同语言和情怀，进入教会这个海外华人最稳定的社会团体，甚至投机成为教会的领袖角色，并无时不刻盼望着大洋彼岸祖国官府的招安和宽恕，以便“重生”为中国社会中的“风流人物”。《旧金山共识》，岂不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跨洋越海，成功“收编”海外“中国教会”及其领袖之后，用北京神学的属灵方言所颁布的招安宣言吗？

看吧，“我们祈祷，愿上帝赐福中国的执政掌权者，使他们更有治国的智慧与能力，看见福音于国于民都是有益的，依照宪法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根本就回避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暴政和敌基督、逼迫教会及基督徒的现实，甚至还阿谀奉承他们已经有“治国的智慧和能力”，甚至要求上帝也去讨好“赐福中国的执政掌权者，使他们更有治国的智慧与能力”。此外，还缺乏对罪恶的谴责和悔改，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神学；“愿上帝赐下爱和饶恕，使中国在和谐、和睦、和平中完成社会转型，”没有审判。然而，与会者不是有许多风尘仆仆来自中国大陆的代表们——那些素来顺服神不顺服人的家庭教会的领袖吗？你们是否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我们祈祷，愿全能的上帝以他的慈爱，恩待中国人，得着中国人，使用中国人，使中国人成为全人类的祝福”。一连四个“中国人”，气势磅礴，迅速达到“成为全人类的祝福”的高潮。这本应该是一份中国基督徒的信仰宣言，而不是中国人的爱国宣言。为什么不提“愿在中国的教会及其基督徒”成为全人类的祝福呢？上帝岂是让中国人成为全人类的祝福吗？那以色列人呢？《圣经》中记载了许多文明古国，却只字未提中国和中国人。爱国主义在耶稣的门徒中也是有影响的。然而，即使是关乎以色列复国这样的历史大事，在新约时代到来之际，耶稣尚且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接着，主耶稣又说明门徒们应当更关注所领受的大使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7-8）

那些说着汉语方言的爱国主义异端者们，喜欢手捧台湾规正宗神学的令箭，身披日内瓦加尔文主义的郁金香斗篷，利用这两杆大旗（注：笔者无意贬低规正宗和改革宗神学对华人教会的贡献），在中国教会和社会中往来奔波，甚至跨洋过海，经营着光复中华的宏伟大计，正打造一具“中华基督教帝国”的偶像，并梦想着成为中国的总统或总理、教皇或红衣大主教。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强大宣传机器正开足马力，支持“中国基督教三自两会”在国际舞台上频繁登场，竭尽所能宣传中国的宗教自由和合法基督教发展的巨大成就，蒙蔽善良宽容的民众、教会、基督徒，误导国际舆论视听。

例如，“2011年5月16日上午，美国柳溪教会主任牧师、柳溪协会董事会主席海伯斯牧师（Rev. Bill Hybels）一行2人访问中国基督教两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长老、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牧师等接待了来访客人，并与之进行座谈。”[82]
更令人关注的是，中国基督教两会在美国的第二次圣经事工展（第一次是2006年在洛杉矶、亚特兰大和纽约举行），今年将在首都华盛顿（9月28日至10月2日）、芝加哥（10月12日至16日）、达拉斯（10月27日至31日）及北卡州夏洛特的葛培理国际布道团总部（11月8日至10日）举行。[83]

许多海外教会和基督教机构之所以与中国的三自两会进行合作，是因为希望抓住机会促进基督教事工在中国的发展。然而，这是幼稚和一厢情愿的想法，结局很难逃脱被利用甚至统战，或者是个人掉进圈套，被抓住把柄。翻开世界共产党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任何人或团体与共产党合作，都没有好的下场，这是党的发展的铁的规律。

总结与反思

将永恒无形的上帝之国，曲解为比中国地理范围还要狭小的政治宗教共同体，这是北京爱国主义异端神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当然，这不是中国教会和德国教会的发明，而是在教会历史中反复出现的。例如，1991年苏联解体后，由于俄罗斯的东正教受到官方的支持，导致政教关系的发展，也步入这种危险的轨道上。

美国著名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基督教神学家马丁·路德·金曾经深刻指出，阻挡黑人获得自由的障碍，是那些社会中的强势群体看重“秩序”超过公义，喜爱没有反对声音的虚假稳定，胜过热爱有公义在其中的和平。同样，中国的许多基督徒们，也是爱国家胜过爱公义，爱民族胜过爱邻舍。

因此，基督徒在中国最重要的使命不是祈祷上帝赐福中国，梦寐以求中国的强大，而是要祈祷上帝将中国文化和精神彻底钉死在十字架上，让中国人全民认罪悔改，然后在基督的真理和圣灵中复活重生，从而能够爱上帝和爱人，并与普世基督教会的基督徒们联合，积极履行传福音宣教-门徒培训大使命的教会责任，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社会责任。

作为中国的基督徒们，要有意识地实践作为基督徒的神圣双重角色责任：教会责任和社会责任。面对中国如今横行遍地的权力腐败、奸淫、谎言、人性弯曲、公义受到践踏、人权和尊严被剥夺，面对教会和弟兄姐妹被逼迫，要拒绝默认，并敢于发出谴责的声音和提供实际的帮助，甚至到监狱里去看望那“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而不只是“放在祷告中”。应当思考中国人和中国应当怎样荣耀耶稣基督的圣名，蒙受上帝的喜悦，而不只是关注上帝要怎样祝福中国，怎样和我们一同爱国，为中国效劳。祖国中心论和大汉民族中心论，正是中国爱国主义的核心，也是北京神学异端侵蚀教会的有力武器。伊甸园里的那条古蛇，就是中国人世代所崇拜的、如今已变成红色的大龙，正对中国的教会和信徒说：上帝岂是说，你们不可吃这个爱国主义的果实吗？你们若吃了，中国和中国人就会强大起来，像神一样。

当今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全面崩溃，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中国人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和勇气。作为那些无神论的中国人，如果不爱国，他们还有什么可以爱的对象呢？他们的是非曲直，就由他们去吧。但是，教会里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异端，却是基督徒们不可沉默对待的，而是需要旗帜鲜明的坚决抵制。

英国“内地会”伟大的宣教士戴德生曾经说过：“我若有千万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

结束语：中国的教会和街道，会有先知发出声音吗？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约翰福音》21：15

我们不敢论断赵晓先生和《旧金山共识》制定者们的信仰真诚与否，就如同不应该去论断所有爱国主义基督徒的信仰状况一样。正如德国许多拥护纳粹党国的爱国主义基督徒，他们上当受骗了。中国的许多基督徒可能也是这样，由于爱国主义神学异端对教会讲台的渗透和社会中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的影响以及利益的诱惑，并没有意识到祖国和民族已经成为偶像，取代了上帝和邻舍的位置。例如，在德国纳粹时期的许多教会领袖们，常常声明教会和基督徒是不参与政治的，但实际上却在拥护政府的政治及其领袖。

赵晓在他的演讲中还说，“保守的估计，中国基督徒人数已达到8000万，乐观的估计则达到1.3亿。展望未来，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国家，最大的清教徒国家，乃至于最大的宣教国家。” 这个数据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与不到一周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0年8月11日发布的2010年中国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0）》，共同造成了一种中国大陆境内富有宗教自由的假象。蓝皮书利用民众对学者和科学单位的信任，巧妙掩盖了政府敌视并不断逼迫基督教会和基督徒的真相。从这种效果上来看，赵晓的演讲和社科院的蓝皮书是异曲同工。总之，他们的听众和读者容易获得这样一个整体的印象：即，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大国已经崛起，宗教自由，基督教繁荣，中国的形势一片大好。再则，赵晓、《旧金山共识》和蓝皮书都根本不提遍布全国、人数众多的家庭教会，而家庭教会是政府所不喜悦的。

至于中国将来会成为最大的基督教国家和宣教国家，这一点赵晓说得非常正确。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时间问题。

教会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完全是圣灵的伟大工作，因此这是任何政治势力和社会势力所无法阻挡的。基督教的属灵真理和伦理道德体系，正通过教会和基督徒，给在罪恶中绝望挣扎的中国社会和民众，带来新生的希望和圣洁的动力。然而，有人在深夜里偷偷播撒的爱国主义的稗子，已经混在这片广袤的麦子地里成长起来了。

中国境内和海外的华人基督徒们，我们当战兢警醒，靠着上帝的真理和圣灵，谨慎分辨并清除教会和神学中的爱国主义异端。

看哪，中国教会中的假先知们人数众多，声音洪亮。他们在中国的教会和信徒当中，在大街小巷、互联网上，到处散播爱国主义的异端，大声发出假预言迷惑上帝的选民，说他们看见异像——大国正在崛起，这才是中国教会的大使命。

你们有祸了！炮制和传播爱国主义异端的假先知们。作为基督徒的责任不是为中国政府歌功颂德，也不是在教会中高唱爱国主义歌曲。当谴责这个国家里如洪水泛滥的罪恶，公义和爱被践踏，无论是执政者的残暴还是人民的堕落。然而，你们没有这样做，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如今，在中国的教会中和街道上，还会有先知发出声音，象当年德国纳粹统治期间的迪特里奇·邦和华那样吗？会有先知的血洒在“爱国主义的祭坛”上吗？教会是社会的良知（光和盐），基督徒是主耶稣的门徒，在中国为什么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呢？在我们那可怕的“属灵”安静和沉默中，撒旦仆人的吼叫声格外响亮。

正是因为爱国主义，许多以色列人不再跟随耶稣，甚至出卖了他。正是因为爱国主义，在耶稣升天之前，门徒们还在问：你在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国？正是因为民族主义，使徒彼得甚至回避外邦非犹太人的基督徒。正是因为爱国主义，才有德国的基督徒和教会广泛支持希特勒纳粹党政权。正是因为爱国主义加上懦弱的催化剂，才让中国许多的教会放弃社会良知的责任而顺服或默认暴政。或许，也正是因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对于新疆维吾尔族基督徒阿里木江因为从事传福音工作而在2009年7·5乌鲁木齐暴乱之后被判刑15年，中国的汉族教会才这样冷漠和无动于衷。

上帝告诉我们，要爱上帝和爱邻舍，何曾说过要爱国呢？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是地上寄居的客旅。若我们不能爱人胜过爱国，爱公义胜过爱法律，好怜悯胜过爱金钱，坚持真理宁愿受到逼迫，盼望教会繁荣胜过渴望大国崛起，爱上帝远远胜过爱中国，爱邻舍胜于爱民族，就不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旧约圣经中的《弥迦书》6：8这样教导我们说：“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

今天的中国教会是有罪的，不论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今天的中国基督徒也是有罪的：且不说我们是否忠于大使命，广传福音和向异族宣教，只看公义和良知方面的责任，就知道我们的亏欠是何等的大。

当看到教会和基督徒被迫害，人权被践踏，我们沉默。当看到公义在街道上被打倒，警察和国保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凌辱老幼妇孺，我们沉默，躲避，或者自以为义地说：基督徒不参与政治。当我们看到“圈地运动”的暴力拆迁让人民流离失所，就说：顺服政府和掌权者吧。看到邻居家的毒奶粉导致的大头娃娃，我们无动于衷，因为不是自己的孩子。都市的角落里，因昂贵的学费而失学的儿童与进城打工的父母相依为命，或沦为童工，我们却视他们为二等公民；而那些“有能力”的基督徒们，已经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方国家读书。30年来，不计其数的怀孕妇女被政府强制堕胎，我们当中的“最弱者和最无力抵抗的”婴儿，在产台上一出生就被杀死，或抛弃在街道的角落和垃圾箱里。我们没有胆量站出来说话……当我们看到撒玛利亚人扶起那位倒在地上的伤者，就说，撒玛利亚人，你有政治野心。当我们看到有人在为逼迫的基督徒或其它弱势群体说话，就指责说，基督徒不应参与政治。

我们没有为孤儿寡妇祷告，没有替弱者和受迫害的邻舍发出声音，没有为受到社会歧视的人群说话，没有为哑巴说话，也没有象邦和华所呼吁的那样“为弱智者说话”，甚至，都不敢看望受到逼迫的基督徒和他们的家人，更没有发出谴责的声音，让恶者、暴政者和堕落的人民知罪悔改……但我们却喜欢为中国祷告，为共产党执政者们祷告，为暴君和腐败的政府祷告，祈求上帝赐福中国及其残暴的统治者，而不是宽恕中国统治者和中国人民的滔天罪恶！我们还常常在教会和团契中，泪水横流地唱着《我有一颗中国心》，这首没有任何基督教信仰内容的歌，敬拜着那具可怕的偶像——我们的祖国。

中国的基督徒啊，你们喝了红旗下的那碗红豆汤，已经酩酊大醉。

我们有祸了……在中国的教会和基督徒们，披麻蒙灰禁食祷告悔改吧！

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们，我们爱主，比爱我们的祖国和民族更深吗？

主耶稣基督复活后，曾在加利利的海边这样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2010年09月04日初稿；

2011年06月13日终稿并发表；

2011年12月在第二部分的“总结与反思”中，对希特勒的进化论观点有所增订。

作者简介：小光，中国家庭教会学者，著有《冲破灵界的黑暗》和《教会在中国的未来走向》，等作品。

作者的电子邮件地址: hsiaoguang@gmail.com

网站：www.xgbooks.com

本文字数：34445

尾注：

[1]本文中对赵晓发言的引用，来自http://gospelherald.com/news/gen-15100-0/%E6%9F%B3%E6%BA%AA%E5%85%A8%E7%90%83%E9%A0%98%E8%A2%96%E9%AB%98%E5%B3%B0%E6%9C%83%E8%B6%99%E6%9B%89%E8%AB%87%E4%B8%AD%E5%9C%8B%E6%95%99%E6%9C%83%E5%BE%A9%E8%88%88-%E5%9F%BA%E7%9D%A3%E6%97%A5%E5%A0%B1#.UFRpyVFvCeg

[2] Valerie Hansen, The 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 (US: W. W. Norton & Company, 2000), 205.

[3] 数据统计出自《中国基督教团体调查录订正版》，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50年1月再版油印试验本。参看《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作者赵天恩，莊婉芳，《导论》第八页，中福出版有限公司，台北市北投区育仁路113号6楼，1997年7月初版一刷，第60页。

[4] 同上，作者赵天恩，莊婉芳，第29页。

[5] http://peacehall.com/news/gb/z_special/2011/05/201105271346.shtml

[6] Doris L. Bergen, Twisted Cross: The German Christian Movement in the Third Reich,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1.

[7] Robert D. Woodberry, Reclaiming the M-Word, the Legacy of Missions in Nonwestern Societies, (The Review of Faith & International Affairs, Spring, 2006), 4-5.

[8] Ernst Heinrich Philipp August Haeckel, The History of Creation, Vol. II.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88) , 365.

[9] Ernst Heinrich Philipp August Haeckel, The Wonder of Life,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Company, 1905), 118.

[10]本段参看 http://www.holocaustresearchproject.org/euthan/

[11] 同上。

[12] Woodberry, Reclaiming the M-Word, 8.

[13] Bergen, Twisted Cross, 15-16.

[14] 同上, 18.

[15] 同上。

[16] 同上, 21.

[17] 同上, 22.

[18] James C. Livingston, Francis Schussler Fiorenza with Sarah Coakley and James H. Evans, Jr. Modern Christian Thought, Volume 2: the Twentieth Century,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6), 99-100.

[19] Bergen, Twisted Cross, 44.

[20] 本段参看同上, 46-47.

[21] 同上, 47

[22] 同上。

[23] 同上, 61.

[24] 同上, 68.

[25] 同上, 70.

[26] 同上, 81.

[27] 同上，64.

[28] 本段参看同上，117.

[29] 本段参看Livingston, Modern Christian Thought, 100.

[30] 同上。

[31] Livingston, Modern Christian Thought, 104.

[32] 本段参看 J. Philip Wogaman, Christian Ethics, A Historical Sourcebook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John Knox Press, 1996), 113-115; J. Philip Wogaman, Douglas M. Strong, editors, Readings in Christian Ethics: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John Knox Press, 1996), 128-130.

[33] Livingston, Modern Christian Thought, 101.

[34] Wogaman and Strong, Readings in Christian Ethics , 128-130.

[35] Livingston, Modern Christian Thought, 103.

[36] 同上。

[37] 同上，第108-109页。

[38] Renate Wind, Dietrich Bonhoeffer: A Spoke in the Wheel, (Grand Rapids,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47.

[39] Edited by David F. Ford with Rachel Muers, The Modern Theologians: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Theology since 1918 (Third Edi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45.

[40] Wind, Dietrich Bonhoeffer, 50.

[41] 本段参看 Ford, Modern Theologians, 46-47，及其它相关资料。

[42] Bergern, Twisted Cross, 35.

[43] Wind, Dietrich Bonhoeffer, 61-62.

[44] 同上, 69.

[45] 同上,116.

[46] 同上, 62.

[47] Edited by David F. Ford with Rachel Muers, 47；大英词典网络版：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414633/Martin-Niemoller?anchor=ref201024

[48] Wind, Dietrich Bonhoeffer,126.

[49] 同上。

[50] 同上， 142, 146, 148, 155, 180；Ford, Modern Theologians, 48.

[51] 同上，180.

[52] 本段参考Bergern, Twisted Cross, 45.

[53] Victoria 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1.

[54] Wogaman, Strong, Readings in Christian Ethics, 132.

[55] John Calvin, translated by Henry Beveridg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Grand Rapids, Mic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652.

[56] http://www.helsinki.fi/~pjojala/Stein2.htm

[57]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trans., Ralph Manheim,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1971), 286.

[58] Ibid., 131-132.

[59] Ibid., 132.

[60] Charles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 first published 1874, republished 2007 by Forgotten Book, 136,

[61] Bergen, Twisted Cross, 206.

[62] 本段参考Bergen, Twisted Cross, 228-229.

[63] 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5.

[64]本段参考：赵天恩，莊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第14，17，19，20，29页。

[65] 同上，第23页。

[66] 同上，第24页。

[67] 同上，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