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理学协会 www.ccaa2009.com 2012年10月15日
《景教探索与红学研究》 前言 国学新视野 / 李民举
国学研究从上个世纪初开始，迄今已逾百年。期间名人辈出，先贤后学，纷至沓来，为这门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纵观中华文明的轨迹，先秦两汉时代的中国文化比较单一，国学研究的根基在经学。从魏晋开始，中华文明处在一个解体和重建的过程中，来自西方世界的佛教、摩尼教、景教等不断地冲击着传统的儒家文明，自身又蜕变为新的因素融入了华夏文明。为了搞清楚魏晋以来中华文明演进机制，陈寅恪先生以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为切入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事求是地说，百年国学，就是沿着陈寅恪开辟的道路走过来的。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近代国学出现之前，传统的学问是恪守家法的宋明理学，混杂一些阴阳堪舆之类的迷信，构成了中古时代华夏文明的特色。一百多年前，国门大开，新思想不断涌入，催生了一门新的学科的出现，这门学科就是国学。从其来源而言，国学的本质是西学，只不过研究对象是远东文明罢了。西方的学术理论和方法深刻地影响到了陈先生的国学研究。西学的根基是神学，陈先生的学问虽然非常广博，但是从来对神学没有有什么涉猎。其他为当代国学奠定根基的大师们，和陈先生一样，对神学研究缺乏兴趣，例如王国维、傅斯年等人。这就造成了国学研究的先天不足，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选题方向的迷失。为学术而学术，令人惋惜。国学和神学的分离，不外有两个原因。第一：对神学的误解，把神学当成迷信和糟粕。请问：假如神学仅仅是迷信或者说是糟粕，它何以成为西学的根基？神学不是迷信，是一整套合乎逻辑的知识体系。第二，因为他们被预设的前提困住了：不了解神学。所以不可能将神学引入国学研究中。国学研究始终停留在一个考据事实的层次，就好象无头苍蝇一样在故纸堆中乱飞一气。国学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非常尴尬，社会对国学的期许和国学本身取得的成就差距太大。
1997年夏天，我离开北京大学，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迄今也想不明白的自己为何离开正在研究的课题，转向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基督教神学。进了神学院才知道，这里竟然是藏龙卧虎之地，名师硕儒，比比皆是。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头脑老是走神，一不留心，就回到了古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中。身在曹营心在汉，希望学习结束以后，能将神学引入国学研究领域中，为国学研究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来。自从2004年开始，随时记下心得体会，一有空闲就梳理文献，整理出论文二十余篇。今撷取数篇，去繁削冗，结以成册，定名为《景教探索与红学研究》，呈现给各位读者，算是将神学引入国学的初步尝试。
景教是将华夏文明同西方文明联系起来的纽带。
研究景教，是将基督教神学引入国学的必由之路。夫子有言：礼失而求诸野。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一个文化中消失的内容，可以在另外一个文化体系中找到。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在研究茶文化的过程中，发现在中国早已消失的宋元茶道，几乎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日本的茶文化中。与茶道的流传情况相似，景教是一种产生于近东地区的外来宗教，魏晋时代传入中国，曾经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元以来的民间宗教和市井文学中保存了相当多的景教内容。景教的历史，反映了华夏文明的可塑性和包容性。研究景教，决不能离开中国资料。
研究景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反思中华文明的价值系统。传统的价值观念是以华制夷，就是用大中华文明来影响和变更其他民族的文明。如果倒过来就是大逆不道，任何人只要提到“用夷变华”，我们就会口诛笔伐，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事实上，人类文明演进的轨迹，是“以华制夷”，也是“用夷变华”，概而言之即“华夷互变”。中华文明和四夷文明在此消彼长的激荡中，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我们要有自尊心和自信心，更要有谦卑受教的心。任何形式的抱残守缺、夜郎自大都是不可取的。
华夷互变，潮起潮落。搅动人类文明狂飙突起的最终力量，是上帝的膀臂。笔者衷心希望基督教神学能够被引入到国学研究当中，为国学的复兴注入新的活力。笔者也盼望国学研究走出象牙之塔，成为净化和提升人类心灵的源泉。
也许读者会有这样的疑问：景教怎么可能同《红楼梦》扯上边？如果没有最近几年不带任何预设的研究，笔者也会发出同样的疑问。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小心翼翼，认真学习，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从考古学到历史学，从中国文献到近东文献，从《圣经》到教会历史，一点一点地搞明白了《红楼梦》一书所用符号的最初寓意。寻求这些符号寓意的变迁，是红学研究的关键，也是一种让人乐而忘返的享受。请问各位读者：假如离开了这些符号编织成的瑰丽世界，《红楼梦》还剩下什么？红学研究的核心，就是揭示这些语言符号的来龙去脉。
国学研究需要一条新路。
历史语言学必将成为国学研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两个文化发生冲撞的时候，则会发生互相吸收、互相学习的现象。语言符号和视觉符号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意义。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新文化被称为“次文化（subculture）”。次文化如同考古学中的一个个文化层一样，记载了人类在文明史上留下的一串串脚印。人类彼此间的了解由此而加深，考据学也变得鲜活起来。莲花本来是佛教的视觉符号，北宋周敦颐《爱莲说》一文，将儒家的人生观倾注于莲花的意象，丰富了儒家文化的内容，也给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开辟了更宽广的道路。除了莲花以外，我们还可以找出更多的例子。事实既然如此，以辨析源流为特色的传统国学，就应当融入新的理论和方法，考古学、历史语言学等，都应当成为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有别于传统国学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在这本小书中都有体现。
世界太大，人类太小；历史太久，生命太短，每一个人都处在时间和空间的交汇点上。如果离开了那穿越宇宙洪荒而来的救赎之光，我们就只能像幽州台上的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们必须明白自己为何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也必须明白上天赋予我们的使命。唯独如此，我们才能明白生命之于我们的意义。作为一个学者，还有谁能比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这个神圣呼召的意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让我们彼此砥砺，共同来迎接下一个盛世的来临！
李民举
2012年1月17日 重订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章32节）
作者的Email地址：lminju@gmail.com
《景教探索与红学研究》后记：红楼之外海天长 / 李民举
本书以《红楼梦》为研究对象，揭示了《红楼梦》与景教的关系。进而说明，将神学引入传统的国学研究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毋庸讳言，曹雪芹对景教的认识相当模糊。[1] 《红楼梦》和景教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语言符号和视觉符号的借鉴和使用上。教会是传承景教信仰的唯一途径，离开了教会，景教的传承就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是扭曲的。[2] 曹雪芹对景教的认识是局部的和片面的，只能从语言符号和视觉符号上汲取景教的点点滴滴。《红楼梦》为什么吸引了那么多的读者？就是因为它表达了很多人的心声——爱是什么？得到了爱又如何？痛失吾爱的时候出路在哪里？谁是我的安慰？谁能擦干我的眼泪？
——是神！是上帝！是耶稣！是基督！——
一
当摩西在“西奈山”上询问耶和华的名字的时候，耶和华神告诉他：“我是自有拥有的（I am who I am）”
hy<+h.a,( rv<åa] hy<ßh.a,(翻译成希腊文就是：evgw, eivmi o` w;n，这句话正是古代汉语中“自然”一词的含义，“自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大自然，而是描述神存在状态的专门术语。神的存在是自然而然的，并不依靠人而存在。这个“自然而然”的神，就是《圣经》中的上帝（《出》3章14节）。祂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1章8节）。
这个“自然而然”并且创造万物的神，进入了我们的世界，“自然”进入了“不自然”。绝对自由的神为了人甘愿舍弃自己的自由，是谓之大爱，是谓之真理。
真理从绝对进入了相对，是谓之“道成肉身”，是谓之耶稣基督。生而后死，死而后生；为生而死，向死而生，是谓之永生。景教关于“生死之说”的讨论，影响到了中国的文化最核心的地方。五行学说认为金木相克，景教偏偏来了个金木相生。曹雪芹知道这个玄机的存在，《红楼梦》判词中说：“都说是金玉良缘，俺偏念木石前盟。”金、石在五行归类上，均属金。木生于金，结出的果子，就是永生。[3] 景教的十字架插在乱石丛中，象征一棵树生于石头上，所结果子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生命要赐给信他的人，途径就是吃他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长生果”。[4] “祂（耶稣）是首先的，祂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祂曾死了，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启》1章18节）
耶稣基督如此反复宣告——“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启》22章13节）。面对这个有血有肉的真理，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往无前地奔向祂，直到抓住祂的拯救之手，直到地老天荒！
红楼之外海天长。只有当人举目望天的时候，才找到人生的答案，才知道人可以安息的。什么叫我们从残酒中醒来？不是那杨柳岸、晓风残月，而是那自称为“人子”，却来自天上的耶稣基督。
谁是幽州台前的“古人”和”来者”？他就是耶稣基督，时间掌握在他的手中。他是古，是今，也是将来。
二
本书从语言和视觉符号上探索《红楼梦》中的景教因素。下面从宏观的角度谈谈《红楼梦》的主题，聊以补阙。
华夏文明，从普遍启示的亮光中起步。所谓的普遍启示，就是上帝对每个民族的自我显现。夏商周三代的中国人相信是有神的，是有上帝的。春秋时代，孔夫子从一介寒士成为鲁国的宰相。现身说法，教导人们靠己可以成功，淡化和扭曲了中国的先知传统和史官传统。
《论语·为政》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人不需要等这么久。《圣经》第一句“起初，神造天地！”天地人三才，无一不是上帝的杰作。人的道路也掌管在神的手中。诗人大卫说：“我的日子还没有度一日，你都写在册子上了！”“天命”不仅仅停留在个人感悟的层面，而是来到人间，向人显明。
天命并不遥远——有行诸文字者，是谓之《圣经》；有见之于血肉之躯者，是谓之耶稣。《圣经》是讲“天命”的书，耶稣就是天命。
从“天命”而为“天之大命”，上帝的能力智慧降临到某个有血有肉的人身上，谓之“天命攸归”：
《遂公盨铭文》：“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享。”这里的“天命”指的是上帝的命令和能力降临到某个人身上。
《秦公簋铭文》：“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定宅禹迹。”
这里的“天命”指的是上帝的权能。“受天之命的人”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普遍启示的亮光给了列祖列宗一片蓝天。遥想四千年前，当我们的先祖走出了低矮的茅屋，仰望头顶的穹苍碧海，他们看见了神！
随着儒家传统的确立，中国的传统从启示真理的角度偏离了。人们轻天命，信自我。不信启示，只信经验；不信拯救，只信自救。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
我们的历史就这样走过：两汉经学，只要把儒家经典读明白，就可以世世代代拥有权势和地位；魏晋门阀，只要出在贵族之家，就可以世袭先祖的地位权势；宋元科举，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平步青云，出将入相。
两汉时代，家学和做官联系在一起。在学问而言是师生，在官场而言是上下级。南北朝时代，门阀大族割据一方，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势力。只要不是出身于名门望族，不管你的有多大的才能，一切机会都与你无缘。隋唐时代出现的科举制度，到了宋代以后越来越成为奴役人民的工具，明太祖朱元璋制定了“八股取士”，让读书人的思想限制在几本薄薄的经书里面。什么“客子光阴书卷里，杏花消息细雨中”？无非是一场梦呓而已。[5]
元明以来北方黄河流域流传着这样一首道情：“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漫说着前辈高科中。家童气势猛入虎，门前车马去似龙。门前哗啦一片声，不觉金兵到门庭。倒不如，蓬门闭户，教几个小蒙童。”[6] 这段唱词非常流行，因为它实在道出了人们沮丧失望的心态。
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从两汉开始，中国的历史仿佛冲出了千山万岭，转眼间跌入了漫漫平野之中。人生被局限在平面的世界中，世界填不满人心，遗憾和不足常常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悲怆凄婉，清代诗人这样说：
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
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艳景似残秋。[7]
在沉闷压抑中求得解脱，是明清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的共同呼声。对理学的批判，夹杂着“华夷之辩”的政见之争，呼唤着新时代的黎明。黄宗羲、王夫之、李卓吾、戴震都曾经是中国的守望者。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推动大型类书类图书的编纂，将那一代的读书人推到了学术研究的顶峰。四库馆臣们广泛涉猎，对宋明以来的儒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批评。曹雪芹耳濡目染，用小说来诠释四库馆臣的胸中块垒。这便是《红楼梦》的写作动机。
三
问茫茫人海，有谁解得红楼滋味？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一百年前的读书人都是这般单纯而又淡定，他们要为未来的中国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1902年，上海吴淞港口，在去日本留学的人潮中，夹杂了一位13岁的少年人，名叫陈寅恪，他的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维新变法的支持者。
陈寅恪在茶馆中遇见了光绪皇帝的老师李提摩太，这位宣教士对陈寅恪出洋留学大为赞许，勉励有加。1945年，寅恪先生病卧英伦，回忆当年如坐沐春风的感受：
沈沈夜漏绝尘哗，听读佉卢百感加。
故国华胥犹记梦，旧时王谢早无家。
文章瀛海娱衰病，消息神州竞鼓笳。
万里乾坤迷去住，词人终古泣天涯。
在漫长的游学生涯中，寅恪先生确立了自己的为学原则——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91年，笔者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亲身经历了寅恪先生从学界的偶像到世俗的偶像的变迁过程。在国学热的喧嚣中，寅恪先生“复活”了。看见了寅恪先生的书稿被影印出版，看见了寅恪先生的名言到处张贴，惟独不见那气度，那节操，那襟怀。陈寅恪先生提倡的自由和独立精神，依旧是曲高和寡、应者寥寥。南宋·赵鼎《鹧鸪天》词：
客路那知岁序移，忽惊春到小桃枝。天涯海角悲凉地，记得当年全盛时。花弄影，月流辉，水晶宫殿五云飞。分明一觉华胥梦，回首东风泪满衣。
每当想起这首词，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曹雪芹和陈寅恪交替出现的影子。陈寅恪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为弹词《再生缘》做了系统的研究考订，在序言中他这样题诗：
地变天荒总未知，独听凤纸写相思。
高楼秋夜灯前泪，异代春闺梦里词。
人类获得自由的道路，不是那一首首“异代春闺梦里词”，而是上帝的道。这个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路》4章18-19节）。在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中，人的思想自由了，精神独立了！人类在安身立命的根基找到了！
北宋哲学家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给读书人提出了这样的挑战：追求真理，关心民瘼，发扬学术，推动和平。基督信仰给出了实现这个人生理想的道路，在祂的恩光中，人类必得见光！
今天，张载、曹雪芹、和陈寅恪都成了昨夜星辰。随着福音的传播，在中国必将出现这么一批人——使徒彼得这样称呼他们：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2章9节）。他们是被耶稣更新的一群人——
他们力学笃行，可以著述等身，但是在信仰的旅途上，他们乃是谦卑的学生，他们并不以此为羞耻，乃是以神的同在为最大的喜乐；他们也可能是富可敌国的企业家，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无非是财富的管家，他们自己的每一分资产乃至生命，都甘愿摆在耶稣基督的脚前，为祂所用；他们也可能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但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乃是把国民引导到永恒的救恩面前；他们可能终生默默无闻，但是他们知道那看顾飞鸟和野草的上帝掌管明天，在陋巷箪瓢的清贫中，依然能够唱出赞美的歌曲。
伟大、悲壮、聪明、愚钝的曹雪芹，你活到今天该有多好！因为你必能从他们中间找到知音！
看哪，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么！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以赛亚书》43章19节
[1] “人未曾信祂，怎能求祂呢？未曾听见祂，怎能信祂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罗马书》10章14-15节）。
[2] 教会，是介于上帝和世界的中间社会，近似于古汉语的说法即昆仑之墟，《红楼梦》称赞林黛玉为“阆苑仙葩”，应从“阆苑”的角度理解教会的功用。
[3] 《红楼梦》：将那三春勘破，桃红柳绿待如何？把这韶华打灭，觅那清淡天和。说什么天上夭桃盛，云中杏蕊多，到头来谁见把秋捱过？则看那白杨村里人呜咽，青枫林下鬼吟哦，更兼着连天衰草遮坟墓。这的是昨贫今富人劳碌，春荣秋谢花折磨。似这般生关死劫谁能躲？闻说道西方宝树唤婆娑，上结着长生果。
[4] 《以赛亚书》53章2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hY"ëci #r<a,äme ‘vr<Vo’k;w）。”
[5] 南宋 陈与义《怀天经智老，因以访之》
[6] 传为书画家郑板桥作，但是元明时代的瓷枕上已经出现了这首歌词。
[7] 清初·王士祯《秦淮杂诗》
作者的Email地址：lminj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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