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传航：《新疆基督教史》连载（第一章）

中国基督教理学协会 www.ccaa2009.com    2013年06月14日

第一章、新疆地区历史概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Uyghur, Uighur），简称新疆（意思是新的疆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的一个省区。这里地处中亚边缘，如同“一个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1]，在历史中是多种族、多宗教和多文化的汇集之地，自古以来就充满了神秘和危险的色彩。在蒙古帝国元朝之前，陆地丝绸之路[2] 是东亚—中国与西亚—罗马连接的主要交通纽带，而新疆地区则是东亚特别是中国，与中亚之间往来的必经门户，属于宗教传播、商业往来、文化交流，以及政治和军事碰撞的过渡地带。

新疆，位于亚欧大陆中部，中国西北地区，地处东经73º 40'～96º 23'，北纬34º 25'～49º 10'之间，面积166万多平方公里，[3] 相当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面积总和。[4] 新疆的东南面与中国的甘肃省、青海省、西藏自治区为邻，从东北到西南，分别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Mongolia, Russia, Kazakhstan, Kyrgyzstan, Tajikistan, Afghanistan, Pakistan, India）这八个国家接壤。全省的国界线长达5400公里。[5]

新疆的地理面貌独特，有河流、湖泊、山脉、冰川，还有沙漠、绿洲、戈壁，自然景观壮丽而迷人。新疆著名的地理特征是“三山夹两盆”，即最北端的阿尔泰山，山之南是准噶尔盆地；中部的是天山，山之南是塔里木盆地；南部的昆仑山。其中在准噶尔盆地里，有古尔班通古特沙漠（Gurbantunggut Desert）；而塔里木盆地则有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习惯上，人们将天上以北的地区成为北疆，天山以南的地区成为南疆。天山山脉东段的地区成为东疆。[6] 如今，北疆是相对富饶发达的地区，包括“塞外江南”伊犁地区，以及首府乌鲁木齐市（古准噶尔蒙古语，意思是“优美的牧场”；唐贞观22年·公元648年，唐朝政府在距今乌鲁木齐以南10公里处设置轮台城，即今乌拉泊，具体位置有争议，是当时丝绸之路新疆北道上唯一的收税、管理和供给城 [7]）。而南疆地区，尽管沙漠中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绿洲上的经济和文化却十分落后。

本章主要介绍新疆地区的宗族—民族历史、维吾尔民族和宗教历史，以作为必要的宏观框架和平台，来衬托和深化本书的主题：基督教在新疆地区的历史。

（图1-1 北疆天山的赛里木湖，出自贾丛江的《新疆旅游》第23页）

（图1-2 高原之旅，图片来源同上，第27页）

（图1-3 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骆驼队，图片来源同上，第58页）

（图1-4 伊犁草原上的牧民，图片来源同上，第26页）

图1-5 欧亚大陆地图（来源：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cia-maps-publications/Eurasia.html）

图1-6 中国地图

图1-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

（来源：http://www.chinamaps.info/images/Province/Xinjiang.jpg）

一、新疆地区种族史和民族史

由于新疆地区位于中国内陆和中亚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本人在研究阐述新疆地区历史的过程中，是以统治新疆本地的历代中不同种族/民族的王朝为视角中心，同时以东面的中国、蒙古等王朝历史，和西面的中亚、西亚地区、包括波斯、希腊和罗马的王朝历史，作为参照坐标。尽管自公元9世纪中期以来，蒙古人和汉族人对这个地区的控制时间最长，但是以新疆本地历史为中心的研究角度，有利于突出新疆地区独特的历史面貌和内涵。

通常人们认为，新疆就是中国古代所称的“西域”（Western Regions），但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西域”这一地名，最早出现在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8] 关于西域所包括的地理范围，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9] 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即西域的范围非常大，包含整个中亚地区，现在的新疆属于其东部。东汉著名的历史学家班固（其弟是东汉名将班超）所著的《汉书·西域传》中，也称西域为“塞地”，即塞人居住的地区；从汉朝中国进入这个地区称为“出塞。”根据中国西域学者高永久的研究和日本西域学者羽田亨的定义，汉朝和唐朝的广义“西域”地理范围是自玉门关—敦煌以西，包括中西亚地区，甚至欧洲；而狭义的西域是以葱岭（帕米尔高原）为中心的四周地区，即包括中亚的部分地区，比现在的新疆范围要大。[10] 因此，我们可以用大、小西域的概念来区分。

新疆地区在历代不同的种族王朝统治下，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名称。中国人在某些历史时期，也曾笼统地把新疆地区称为西域。直到1759年，这个地区才被满清帝国命名为新疆，从此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在此之前，新疆地区被中亚和本地土著的印欧人，还有外来的殖民者波斯人和希腊人，以及后来东亚的匈奴人、突厥人、西藏人、契丹人、蒙古人、汉族人反复争夺，或统一独立、诸国割据，或成为其它帝国的臣属国。

中外历史学家公认，关于中亚和新疆地区的古代历史，最早的文字记载来自中国汉朝的历史资料。[11] 正是汉朝的中国官方，通过前后派遣张骞和甘英出使西域，正式记载了联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和西域的异族风土人情。根据南朝宋历史学家范晔的《后汉书》，公元97年（汉和帝永元九年），东汉驻西域都户将军班超（驻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库车附近），派遣其副将甘英出使大秦（或犁鞬，即罗马帝国），这支使团抵达了西海（地中海）东岸，当时罗马帝国的叙利亚省的首府安提阿城及其港口西流基（即51年前使徒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的出发地点。参看脚注13的论证），然后返回。传统的说法是甘英抵达了波斯湾 [12]，这是一种误解。[13]

下面，我们将新疆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来进行说明：

1、外高加索/外欧洲—外伊朗—外希腊时代

2、突厥时代

3、蒙古时代

4、汉族时代

1、新疆地区的“外高加索/外欧洲—外伊朗—外希腊时代”[14]

（公元前1800年—公元后1世纪）

最早生活在新疆地区和整个中亚的是高加索—西方白种人。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是从欧洲大陆迁徙来的，因为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所有的白种人最初可能都是在黑海和里海以北，即今天的乌克兰和俄罗斯草原地区生活的。但笔者认为，白种人最初可能是居住在中东的两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平原地区，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他们开始迁徙，向北进入欧洲，成为今天的欧洲人；向东进入西亚、中亚和东亚地区，被现代西方学者称为印欧人。

1786年，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Sir William Jones）爵士在“皇家亚洲文会”中，首先提出“印欧语系”的概念。[15] 因此，所有印欧语系内的民族，主要是欧洲人，也包括印度人，都被称为印欧人。另外一种说法是，英国殖民地时期，西方人在印度北部发现了白种人，于是称之为印度的欧洲人，即印欧人。如今，学术界所说的印欧人，也是本书中的定义，主要是通指在历史中，居住在伊朗高原东部、中亚、新疆地区以及印度西北部的属于原住民的高加索—西方白种人。

作为今天的欧洲白种人，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北欧人种，或雅利安人，特征是黄（金）色或红色头发，高眉眶，浅眼窝、高鼻子，鼻梁根部凹，白皮肤，蓝色或淡灰色或绿色瞳仁、大眼睛；第二种是地中海型欧洲人，或南欧人种，特征是黑色或深棕色头发，深眼窝、更高的鼻子、鼻梁根部凸起，白皮肤，黑色、褐色或棕黄眼睛，有些人面色偏深赤红，象是太阳晒的。两者都是身材高大、毛发重。所有的欧洲白种人，包括现代欧洲人移民其它大陆的后代，都可以统称为“欧洲—高加索人种”，或“西方人”。

作为中亚地区的最东部——新疆地区，最早生活在其北部的居民是“斯基泰人”，史学家们认为他们是伊朗人种，主要是根据语言和文化风俗的资料所得出的结论，[16] 但笔者认为他们属于地中海型南欧人种（参看图1-6），并且因此看起来有现代伊朗人种的部分特征。笔者称之为“斯基泰—印欧人”。在中国汉代的《史记》和《汉书·西域传》中，称之为“塞”人或“塞种”，因此笔者也称其为“斯基泰—塞人”。同时笔者认为，最早生活在新疆南部地区的居民，属于北欧人种（参看图1-10），因此笔者称之为“雅利安—印欧人”。中国古书中称其为“塞种”的一支，但自唐朝开始称为“胡人”，因此笔者也称之为“雅利安—胡人”。“雅利安”一词源自印度梵语中的 ārya，意思是“高贵”（Noble）。古代新疆还有一种圆脸特征的帕米尔-费尔干纳型的白种人，与北欧人种相似，在这里不予单独分类。

这两类印欧人分布在以中亚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主要围绕着阿尔泰山脉/伊犁河—天山山脉/锡尔大河—阿姆大河/兴都库什山脉。包括新疆全境，并向东一直深入今天中国甘肃省境内的敦煌—祁连山地区，向西延伸分布到里海—伏尔加河以及伊朗高原的东部，向南到巴基斯坦和印度交界的旁遮普（Punjab, Panjab）地区（这部分人也被语言学家称为印度—雅利安人Indo-Aryan [17]）。中国汉朝史书将这两类印欧人统称为“塞种”，其首领为“塞王”。这就是新疆地区的外欧洲或外高加索时代。

为了方便后面的阅读理解，请读者记住这两类印欧人的名称概念和面部相对特征：斯基泰—印欧人，黑发褐眼、深眼窝，属于地中海南欧人种；雅利安—印欧人，黄（红）发蓝瞳、大眼睛，属于北欧人种。两者都属于西方白种人。

（1）新疆北部的原住民：斯基泰—印欧人（Scythian Indo-Europeans）

最早生活在新疆北部阿尔泰山脉（Altai）—米努辛斯克盆地（Minusinsk今俄罗斯境内西伯利亚中部靠近蒙古共和国）—叶尼塞河流域（Yenisei）、天山山脉—伊犁河流域—巴尔喀什湖（Balkhash）地区、锡尔河（Syr Darya）以北地区以及靠近费尔干纳盆地（Fergana）的，是说伊朗语的一些游牧民族；希腊历史学家称为斯基泰人或西徐亚人（Scythians，希腊文是Σκύθαι，音“兹古赛”），亚述人称为阿什库兹（Ashkuz），波斯人和印度人称为塞加人（Saka音‘萨卡’），他们属于斯基泰—印欧人。[18] 中国史书称之为“塞种”，即塞人。

[19] 值得注意的是，在《圣经·新约·歌罗西书》3：11提到的西提古人，意指化外的野蛮人，就是游牧民族斯基泰人（西徐亚人，或塞人）。被称为西方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公元前五世纪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其《历史》（The Histories）一书中，记载介绍了斯基泰人的情况。

这些斯基泰—印欧人具有古伊朗文化风俗特征，语言属于塞加语（Saka），是东伊朗语（Eastern Iranian Speech）的一种方言 [20]（笔者：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是古伊朗人或受到古伊朗—波斯文化的影响，因为作为南欧人种的斯基泰游牧民族当时也在古伊朗地区分布）。据称“斯基泰”的意思是“弓箭手”。这些斯基泰—印欧人，向东分布一直深入今天的中国甘肃省境内敦煌（沙洲）—酒泉（肃州）—张掖（甘州）—武威（凉州），被中国汉朝称为月氏人。[21]

公元前8世纪，当时西亚的主人是亚述王国。[22] 东面的中国属于周朝时期。东北方向的蒙古草原上，中国史书所说的匈奴人（Hsiung-Nu）正在那里盘据着。笔者认为他们就是古突厥人（Turks），最初被中国人称为“胡人”（大约在唐朝时期，中国人将胡人这一称号转给了雅利安—印欧人）。罗马人和印度人则将这个野蛮民族称为“浑”（Hun）、“浑尼”（Hunni）或“胡那”（Huna）；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位于蒙古草原以南的中原汉族人，就开始抵御这些匈奴人的侵略。[23]

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中亚北方的一些斯基泰—印欧人开始迁徙，越过锡尔河南下进入雅利安—印欧人的地盘。当古伊朗的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公元前550—前330年）殖民锡尔河—阿姆河流域，以及喀布尔—旁遮普（今阿富汗地区、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塔里木盆地西南地区的时候，新疆境内的天山以北，以及新疆东部直到今中国甘肃省境内，主要居住的仍然是说东伊朗语的塞人（斯基泰—印欧人）。[24] 这两个世纪，是新疆地区的外伊朗时代。

（图1-8 公元前6-前4世纪生活在阿尔泰山区的斯基泰—印欧骑士Pazyryk Horseman，收藏在圣彼得堡的博物馆，摄影：Per Honor et Gloria）[25]

公元前3世纪末，蒙古草原上的匈奴民族开始强大起来，正式进入世界历史的舞台（之前也被称为猃狁xiǎn yǔn或严狁）。当时，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的混战局面，建立秦朝。他意识到了来自北方草原的巨大威胁，开始修建万里长城，并于公元前215年完成了这一宏大工程。[26]

[27] 公元前177年—前176年，匈奴的冒顿（Mao-Dun）单于，攻击了位于今天中国甘肃省境内河西走廊的月氏人（斯基泰—印欧人）。之后，冒顿的儿子老上单于（Lao-Shang 前174—161），彻底击败月氏人，将月氏王杀死。月氏人战败后，被迫分成大、小月氏两支人马逃亡：大月氏沿戈壁滩向西撤退，进入今新疆西北部、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和吉尔吉斯境内的伊犁河—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盆地区域；小月氏南迁，至祁连山—金山南部，在今天的青海—甘肃—新疆交界的地区定居。这是历史中记载的亚洲高原民族的第一次大迁徙。

[28] 紧接着，公元前176年，匈奴人又将居住在塔里木盆地东缘罗布泊地区或哈密地区（地理位置有争议，笔者持后）的乌孙人（雅利安—印欧人）击败，杀死乌孙王，其幼子昆莫（Kun-Mo）被匈奴冒顿单于收养。昆莫王子长大后，匈奴单于派他带领乌孙人西征大月氏人。通过这次远征赶走月氏人之后，乌孙人在伊犁河流域—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地区（七河地区）定居下来，并成为独立而不受匈奴辖制的游牧王国。乌孙的首都“赤谷”，可能是在伊犁河上游的支流之一特克斯河（Tekas）的上游（也有说法是在伊塞克湖附近，该湖中国古称大清池）。汉武帝通过张骞第二次（前119年）出使西域，与乌孙结盟，并将江都王之女细君公主嫁给乌孙王昆莫。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昭苏县境内出土了一些乌孙人的古墓，说明了乌孙人定居这个地区后，逐渐从游牧生活方式转入土耕定居模式。哈萨克人的祖先有一部分是乌孙人和其它塞人以及突厥人。根据前苏联学者的观点，‘哈萨克’是由‘哈斯’和‘萨克’两个词组成，意思很可能是‘真正的塞人Saka’，即真正的斯基泰人。[29]

中国人对西域比较深刻的认识开始于这个时期，当时正是西汉（前207—后25年）。公元前138年（建元二年），汉武帝派遣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从政治角度谋求与西域大月氏王国的外交联合，共同抵御北方匈奴的扩张。[30] 根据东汉（公元后25—220）史学家班固的《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乌孙国……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

[31] 因此可知，作为斯基泰—印欧人的大月氏部族，在逃亡到达水草丰美的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盆地后，将那里的土著塞人（很可能是萨尔马特人Sarmatians，即雅利安—印欧人[32]）赶走，并居住下来；大约在公元前160年，又被前来讨伐的乌孙人赶走（有西方学者认为乌孙人是萨尔马特人—笔者同意；在月氏人之前就在这里居住——这是误解 [33]）。于是，大月氏人继续西撤，穿过大宛—即锡尔大河（希腊人称为Jaxartes，中国古称叶河）上游地区（费尔干纳），占领了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Greco-Bactrian Kingdom）的索格底安那地区（Sogdiana粟特地区），并在阿姆大河（Amu Darya River, 或Oxus Big River，中国古称妫水）北岸建都，同时对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的南部——阿姆河以南的大夏（音‘都乌’，西方史学家称巴克特利亚 Bactria），虎视眈眈。

（图1-9 甘肃敦煌壁画中的张骞出使西域图 [34]）

根据中国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张骞继续向西追赶，得到大宛和康居这两国的帮助，顺利越境，抵达大月氏的地盘。但是，大月氏此时“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并不打算报复匈奴，就没有兴趣与汉朝交往。[35] 公元前128年，当张骞拜见大月氏的时候，大月氏人已经占领了“妫水”（gui水）以北，即阿姆河北岸的索格底安那，并建立了首都；公元前126年，月氏人又越过阿姆河，占领了巴克特里亚地区。[36]

此外，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大宛国……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与康居、南与大月氏接，土地风气物类民俗与大月氏、安息同。”而且，“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

这里的“大宛国”位于阿姆河以北、锡尔河上游—纳伦河流域的费尔干纳盆地（即河中地区，今乌兹别克东部—塔吉克—吉尔吉斯交界处）。康居位于锡尔河下游的北岸地区（今哈萨克斯坦的中西南部地区）。“安息国”是指当时古伊朗（波斯）的帕提亚帝国（The Parthian Empire 公元前247—公元后224）。注意，这一记载有力地证明了两点：首先，这些伊朗高原、中亚北方和新疆地区北方的斯基泰人与大月氏民俗相同，语言相通（即所谓的东伊朗语）；其次，长相皆“深目，多须髯”，典型的南欧人种特征，即斯基泰—印欧人。

法国著名的亚洲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认为，这个原籍河西走廊的大月氏，就是希腊历史学家所称的“吐火罗人”（希腊史学家称Tokharoi，梵文记载是Tukharoi，英语是Tokhari或Tocharian）。[37] 其实，月氏人并不是吐火罗人。关于吐火罗人是谁，学术界是有争议的。汉朝的《史记》和《汉书》以及南朝（420-589）的《后汉书》都没有提到这个名称，但是南北朝（589）之后的史书开始采用这个名称，同时又缺少了“大夏”的称呼。[38] 对此，北宋的《新唐书·列传·西域下》提供了明确的答案：“吐火罗，或曰土豁罗，曰睹货逻，元魏谓吐呼罗者。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古大夏地”，以及“大月氏为乌孙所夺，西过大宛，击大夏臣之。治蓝氏城。大夏即吐火罗也。” 这里的乌浒河应该是阿姆河的另外一个名称Oxus的音译。

也就是说，吐火罗就是汉朝时的大夏，被月氏人攻击占领，因此不可能是月氏人。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第一卷中，强调“吐火罗”的准确音译为“睹货逻”（可能是根据梵文Tukharoi）。根据这一发音的校订可以推测，进一步证明“大夏”应该是汉朝时的音译名称。现代国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在他的《西胡考—西胡续考》中支持这一观点：“《魏书》谓之吐呼罗，隋唐以下谓之吐火罗，《西域记》谓之睹货逻，皆大夏之对音。”有人建议这样一种解读方式：如果用上海方言（即吴语，继承了晋朝以前的北方地区语言——中古北音）读“大夏”，其发音与“吐火罗”读音非常接近，而与“睹货逻”读音则几乎一致。[39] 笔者经过测试，证实大夏的上海读音大致“都乌我”。

总结中外史学资料可知，大夏，即巴克特利亚，或吐火罗，位于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脉以北，西至伊朗高原的克尔曼沙漠（Carmanian），东至帕米尔高原地区，[40] 大致包括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塔吉克—阿富汗。当张骞于公元前128年抵达月氏人的地盘时（即阿姆河北岸地区），大夏还属于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但一、两年后，即公元前127或126年，月氏人越过阿姆河占领了大夏，结束了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的统治。尽管月氏人是统治者，但大夏主要还是吐火罗人，所以，月氏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吐火罗”民族。[41] 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误以为月氏人就是吐火罗人。

强悍的大月氏轻松消灭了“吐火罗王国”（Tocharistan）之后，就建立了贵霜帝国 [42]（古沙纳帝国Kushan，希腊人和罗马人称为印度—斯基泰人Indo-Scythians的帝国）；紧接着，大月氏又袭击重创了古伊朗的帕提亚帝国，杀死了其国王弗拉特二世（Phraates II可能是在前127年）。[43] 自此，大月氏人从北向南占领统治着整个索格底安那—塔里木盆地西南缘—波斯古伊朗东部—巴克特利亚（大夏）—旁遮普地区在内的广袤领域，即原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的领土，并在贵霜帝国境内设立了五个行政省，分别由不同的叶护（Yabgu）管理。[44] 大月氏人似乎并没有占领锡尔河下游地区的康居，因为根据《后汉书》，公元84年，东汉的班超将军曾送礼给大月氏国王，让他成功劝说了刚与月氏王国联姻的康居国王，不去援助喀什噶尔的国王与汉朝为敌。根据《史记·大宛列传》，康居是小国，向南臣服于月氏，向东臣服于匈奴。

作为中国东汉驻西域的都户——班超将军，《汉书》的作者班固的弟弟，是一位头脑胆略过人、知识能力超群的奇才。根据《后汉书》，他曾率领36名部下，夜袭驻鄯善的匈奴使者兵营，毙敌百余人，声名大振。他曾因拒绝月氏国王取一位汉朝公主的要求，得罪了月氏。永和二年（公元90年），他率领少量军队，把守帕米尔高原的山谷关口，成功抵挡从西而来攻打他的月氏大军7万人，并亲自率领几百名士兵埋伏，设计促使月氏主帅投降并撤军，导致月氏朝野震撼，重新与汉朝和好。班超将军及其部下，与古希腊半岛的斯巴达国王及其三百勇士，两者有相似的传奇。

在上述这段历史中，还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大月氏占领了锡尔河以南的索格底安那和阿姆河以南的大夏，却没有占领大宛和康居呢？大宛和康居还积极帮助西汉的张骞到达月氏人的地盘，而东汉的班超希望大月氏能够说服康居国王。这些说明了什么？前面已经论述过，根据《汉书·西域传》，大宛“土地风气物类民俗与大月氏、安息同。”《史记·大宛列传》描述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珣……”此外，根据唐朝李延寿的《北史·列传第八十五·西域》可知，康居“人皆深目、高鼻、多髯”。由此可见，民俗相似，语言相通，长相深目多毛发的大宛、康居与月氏和安息，同属斯基泰—印欧人。笔者认为，月氏人所占领的索格底安那和巴克特利亚，被征服的主要是被其视为异族的雅利安—印欧居民，即大夏人，也就是吐火罗人。大月氏人不久前才在东北地区的伊犁河流域，被乌孙人驱逐，而乌孙人也是雅利安—印欧人。也就说，月氏人作为斯基泰—印欧人，只攻击雅利安—印欧人的大夏，而不攻击同属斯基泰人的大宛和康居。

此外，笔者认为，阿姆河两岸地区同属大夏地区，也就是说，大夏不只是阿姆河以南的地区，还包括阿姆河以北和锡尔河以南之间的索格底安那地区。根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所描述的大夏在阿姆河以南（“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馀里妫水南”），是因为当时大月氏人已经占据了北岸地区，并建都成为月氏王国了。所以，《史记》接着又补充说明，大月氏“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这就清楚了，大月氏在没有越过阿姆河之前，所攻击征服的是大夏的北部，并在北岸建都。

这样看来，汉朝时代阿姆河两岸的地区，都有大夏/吐火罗人居住。到了唐朝，情况仍然如此。根据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的第一手资料，睹货逻国（吐火罗）的地理位置是：“东阨葱岭西接波刺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缚刍大河中境西流”。可见，东西南三个方向的边界都与汉史与希腊史记载相同（大雪山是兴都库什山脉），但缚刍（阿姆）大河却不是北方边界，而是在其境内的中部向西流。北部边界是铁门，即锡尔河上游的费尔干纳盆地的布兹嘎拉山口（Gora Besh-Buz今乌兹别克斯坦东端边境），汉朝时的大宛境内。根据这一描述，唐朝吐火罗（大夏）的领域似乎仍在沿袭着汉朝时大月氏贵霜王国的疆土，或者说，大夏作为地区的位置，从汉朝到唐朝的记载是一致的。不过，吐火罗此时已经“分为二十七国”。此外，根据张骞的叙述，大夏“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由此也佐证了阿姆大河的南北两岸地区在那个时期，已经是城邦文明，明显是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但是，却仍然保持着印欧民族的土著风俗。

根据上个世纪初研究巴克特利亚的学者罗林森（H. G. Rawlinson）的研究，在希腊马其顿帝国征服之前，阿姆河以南的巴克特利亚地区是波斯人（古伊朗人）殖民的地盘。这些古伊朗人征服和统治的是于公元前7世纪迁徙到这个地区的斯基泰—印欧人和当地土著人（笔者：雅利安—印欧人），并且，这一种族迁徙变化同样且同时也发生在亚美尼亚地区（根据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原住居民为雅利安人）。[45] 新疆地区的人类考古学证明，在公元前7世纪，有一批地中海南欧人种也迁徙到新疆南部。

（2）新疆南部的原住民：雅利安—印欧人（Aryan Indo-Europeans）

笔者认为，新疆南部的土著居民属于雅利安—印欧人（至今仍存有少量的余种，主要在南疆偏远地区），就是希腊史学家们所称的萨尔马特人（Sarmatians），中国史学家们的“吐火罗人”。雅利安—印欧人保持着与北欧传统相同的文明（尽管他们并不是来自北欧），最早居住的地区北至锡尔河，南至今印度西北端的旁遮普地区，西至里海—伏尔加河以及伊朗高原东部，向东分布到新疆天山南部的塔里木盆地，从喀什到库车、于阗（今和田）、吐鲁番、[46] 昆莫（今哈密）。在汉朝时，他们主要居住在大夏地区（巴克特利亚和索格底安那）和塔里木盆地。其中，由于地理位置的安全性，塔里木盆地的雅利安—印欧人及其文化保持的时间最长。

“吐火罗语”（Tocharian）的属性有争议，笔者认为就是吐火罗人（大夏）的语言，即雅利安—印欧人的传统语言。有学者建议，用塔里木盆地中发现这种语言的两个地区，命名为“龟兹（库车）—焉耆（喀喇沙尔）/吐鲁番语”。英国学者D. Q. Adams和美国学者J. P. Mallory认为，吐火罗语最接近北欧的日耳曼语族。[47] 这无疑是相当重要的语言学证据，支持说明了吐火罗人即雅利安—印欧人，与北欧白种人同属一个种族。此外，当代西方的印欧语言学者将同属大夏的旁遮普地区（今巴基斯坦和印度交界处）的土著印欧人称为“印度—雅利安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下面，我们将进行详细的论证，来说明新疆南部的原住民，就是同属北欧人种的雅利安—印欧人。或者，也可称其为雅利安—吐火罗人。

[48] 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马其顿（希腊）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前356-323年）击败了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并一直向东征服，所向披靡，最终占领了北至锡尔河、南至印度西北部、东至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四位将军继承并瓜分了帝国领土（《圣经》中成书于公元前约530年的《但以理书》第8章，对此有准确的预言）。其中的一位，塞琉古将军（Seleucus I 前312—前280年在位，前305年登基称王），割据了帝国自地中海（包括今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以东辽阔的疆域，成立了希腊特色的塞琉古帝国（公元前312—前63年Seleucid Empire 汉朝史书称“条支”），并在地中海东岸建造了著名的城市安提阿（其郊区的港口Seleucia，《圣经》中译为西流基，并记载了使徒保罗公元46-48年的第一次宣教旅程是从这里乘船出发并返回）。塞琉古将军的儿子安提阿一世（Antiochus I 前281—261年在位）继位后，迁都于安提阿城。公元前250年，这个帝国最东面富饶的巴克特利亚省（大致是介于阿姆河和兴都库什山脉之间的区域），其总督狄奧多特（Diodotus）宣布独立，建立了地方割据性的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Geco-Bactrian Kingdom约公元前250—前126年），首都巴克查（Bactra，《史记》称“蓝市”（音监市），《魏书》音译为“薄知”），即著名的古城巴尔赫（Balkh），今阿富汗境内的瓦济腊八德（Wazirabad）。这个王国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希腊文化的优势，以及发达的城郭定居文明，实力强大，迅速扩张，殖民着西至里海和伊朗高原东部，北至锡尔河流域，南至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地区，东至塔里木盆地西南部在内的广大地区。这两个世纪，是新疆地区的外希腊时代，但仅限于南疆地区。塔里木盆地的雅利安—印欧人保持着希腊文化（Hellenism），一直到公元9世纪蒙古草原的回鹘人入侵的时候。

近30年来中外学者在新疆考古工作的重大发现，以及英美学者对印欧语系中新疆吐火罗语的进一步研究成果，已经充分证明，最早生活在新疆南部的也是印欧白种人。确切地说，就是笔者所称的萨尔马特型的雅利安—印欧人；在中国史书中，称其为“塞种”的一支，自唐朝称之为“胡人”，即波斯人和印度人所说的塞加人，音译为“萨卡人”（Sakā शक）或“沙卡人”（Shakā），希腊人称其为萨凯人（Σάκαι），以及拉丁语族中所采用的萨卡斯人（Sakas）。[49] 注意，希腊人称斯基泰人为“兹古赛”，说明与“萨凯”人是不同的，尽管两者都属于印欧人。

（左图1-10 和 右图1-11 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东南部，今天的且末Charchan县境内出土的公元前1000年的干尸——图片出自《塔里木的木乃伊》第17、18页）

自1978年，考古学家在塔里木盆地区域发掘了许多古代干尸。干燥的沙漠和戈壁环境，让这些干尸保存完好。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干尸普遍具有西方白种人包括北欧人的特征。1988年夏，美国宾州大学的汉学家兼印欧学家，维克多·麦尔（Victor Mair），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博物馆看到了许多这样的干尸（参看图1-8, 1-9；属于北欧人种特征），属于公元前1800—前1200年当地的居民，其中公元前1000年的要多一些。[50]　　维克多·麦尔的著作《塔里木的木乃伊》，无疑是新疆研究学术史中的里程碑。

根据这个领域代表性的中国人类学家韩康信对300具头骨（公元前1800年—公元300年）的研究和结论，最古老的新疆土著居民（公元前1800年）属于高加索人种，即西方白种人；根据发掘的古墓，他们向东分布已经到了今天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51] 在青铜器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欧洲是以公元前750年为分界年，中国是以公元前6世纪之后），以及塞人时代（自公元前约6世纪），第二批欧洲高加索人种来到新疆地区，是属于东地中海欧洲人种（参看上一部分提到的北方斯基泰人南迁），分布在今新疆的塔什库尔干地区、塔里木盆地的西南一带，东至罗布泊，北至今天的和硕县（Alwighul）一带；在塞人时代，还有第三批欧洲高加索人种来到新疆地区，他们是属于帕米尔—费尔干纳型，具有哈萨克斯坦地区斯基泰人的特征 [52]（笔者认为他们有明显的圆脸特征）。

此外，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和田市（古于阗）附近的洛浦（Lop）县境内山普鲁乡（Sampul）的公元前3—前2世纪的墓群中，出土了一幅羊毛纺织装饰品——挂毯（图1-10）。图中武士的眼睛大而且是蓝色——北欧人的典型特征；穿戴装饰是希腊风格——正处于希腊文化殖民的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大夏）时期；背着一支矛枪——萨尔马特人喜爱的武器 [53]。由此说明，这位“洛普武士”是塔里木盆地绿洲的雅利安—印欧人。

这样看来，在新疆南部的塔里木盆地周围，最早的土著居民主要是雅利安—印欧人种，同属于古北欧文明。除了语言学、人类学和考古学证据之外，还有中国古代史料中记载说明。唐朝前往印度的佛教朝圣者唐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疏勒（今喀什近郊）和护蜜（瓦罕Wakhan，与阿富汗接壤，今塔什库尔干县地区）这里的人都是“碧瞳”。王国维在《西胡续考》中，援引唐朝资料所证实的“于阗与吐火罗同族”，以及《北史·于阗传》中说明于阗（今和田）这里的人并不像其他西域人那样的“深目高鼻”，而是与汉族面目相似。注意：这是北欧人相对于南欧人的不同特征。

（图1-12 塔里木的雅利安—印欧武士图，收藏于乌鲁木齐博物馆，摄影者不祥）[54]

此外，塔里木盆地东部吐鲁番地区的柏孜克里克（Bezaklik）千佛洞公元9-10世纪的壁画中，那位当地的和尚，也是赫发蓝瞳白皮肤（参看图1-12）；以及塔里木盆地北缘的拜城县（距离东面的库车约70公里）克孜尔（Kizil）佛洞的公元6世纪早期风格的“佩长剑的骑士们”，同样是淡色的皮肤、头发和眼睛（参看图1-11）；还有库车佛洞中的约公元700年的壁画（参看图1-13），左边的金发或红发的贵妇人，穿着紧身衣裙，是一位资金赞助者，右边的画家佩着剑，他们的长相和装饰都是典型的古代西方人的风格。[55] 他们都是新疆土著的吐火罗人，雅利安—印欧人。这位女子在男子面前所展现出的自信与优雅气度，让人联想起张骞出使西域时汉人对塞人的印象之一，即《汉书·西域传》中所记载的：“贵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决正。”塞外妇女的地位如此之高，令已经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汉人吃惊。

这些土著的雅利安—印欧人，或雅利安—吐火罗人，自公元前七、六世纪（即青铜器时代晚期，铁器时代早期，或塞人时代），开始与来自北方的斯基泰—印欧民族（塞人）混居。由于先后隶属于古伊朗殖民地和希腊文化殖民的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这些居住在王国最东部的居民们，曾经先后接受并保持了古伊朗（波斯）文明和希腊文明的繁荣，尽管这种文明逐渐被来自印度的佛教信仰文化所替代。这个地区考古所发掘的钱币图案的变化，证明了这种文明变迁的过程。[56]

（上图1-13和下图1-14 出自J. P. Mallory 和Victor H. Mair的《塔里木的木乃伊》第24页）

（图1-15 出自J. P. Mallory和Victor H. Mair的《塔里木的木乃伊》第175页）

（图1-16 克孜尔千佛洞，出自贾丛江的《新疆旅游》第31页）

作为新疆地区北方，尽管是斯基泰—印欧人的天下，却也有雅利安—印欧民族部落。例如，张骞追赶月氏人，在新疆北部的伊犁河—巴尔喀什湖流域所看到的乌孙人，就是“蓝色眼睛，赤色胡须”。[57] 不过，正如前面提到的，乌孙人是在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从新疆东南部迁入新疆西北部，在将那里的月氏人赶走之后，才定居在这个地区的。根据唐代历史学家颜师古所注的《汉书》，“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 意思是，在西域的各异族中，只有乌孙人的长相是最特别的，胡人应该是他们的后代。这说明了，乌孙人与月氏人长相是不同的，尽管他们同属于印欧民族。正如前面所提到和分析过的，笔者认为，月氏人以及其它新疆地区北方的斯基泰—印欧人，属于黑发褐眼的南欧白种人，而乌孙等南疆地区塔里木盆地绿洲和大夏地区的原住民，属于红（黄）发蓝眼的雅利安—印欧人。

对此，中国汉代史书还提供了一些佐证。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又根据《汉书·休循国传》，休循国 “在葱岭西”，即帕米尔高原以西，“民俗衣服同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也。”而根据《汉书·捐毒国传》，疏勒以北的捐毒国，位于“西北至大宛三百里，北与乌孙接。衣服类乌孙，随水草，依葱岭，本塞种也。”由此可以说明，以新疆南部喀什/疏勒为坐标向西北和西南辐射的原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大夏）地区，主要是生活着与乌孙民俗和穿戴都相似的民族，即雅利安—印欧人。但是越靠近北方，斯基泰—印欧人的文化影响就越重，尤其是在斯基泰大月氏人入侵大夏并建国之后。而西征讨伐并击败大月氏人的乌孙人，已经占领了伊犁河流域。这就是为什么北方与乌孙接壤的捐毒国只是“衣服类乌孙”，而更靠南部的休循国仍然是“民俗衣服同乌孙”。

1998年，当维克多与一些中外考古专家一同来到新疆东部天山南麓的哈密附近的大约公元前1200年的克孜尔察科（Kizilchoka）古墓群进行发掘、考察和鉴定工作的时候，他被这些大约生活在中国商朝时期的当地居民的面貌特征所震撼：这些木乃伊“长鼻子、深凹的眼睛、金发、淡棕色或红头发”、身材高大，等等典型的欧洲—高加索人种特征。[58] 根据几具木乃伊的基因提取和初步鉴定，发现其中有的是属于典型的欧洲人，有的则最类似于欧洲人。[59] 这个最早发掘的新疆哈密地区的干尸古墓群，是由中国考古学家王炳华先生在当地维族老人伊米提（Yimiti）的帮助下，于1978年而发现的；至1991年，专家们已经发掘考察了113座古墓。[60]

此外，在哈密地区的天山北麓的巴里坤（Barkol）的兰州湾子（Kok-turak），也发现了欧洲人种的遗骨。[61] 笔者认为，哈密（Khamil 蒙古语）地区是乌孙人的居住地，后被匈奴殖民。哈密古称昆莫（Kumul维吾尔语至今采用这个名称），应该是以匈奴单于收养的乌孙王子昆莫命名的。因此，这里的白种人遗骨，应该有北欧和南欧人的两种类型。2010年底，天山南麓和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和静县，以及2011年初在哈密市以南100多公里处，都发现了距今约3000年的大型古墓群，[62] 通过挖掘和考古工作，无疑将会获得更多令人兴奋的证据和新信息。

在匈奴人所导致的月氏人和乌孙人的亚洲高原大迁徙之前，作为雄伟的天山山脉—锡尔大河、壮阔的阿姆河、兴都库什山脉—昆仑山脉这三道天然屏障，长时间地保护了塔里木盆地和巴克特利亚地区的雅利安—印欧居民，及其外高加索/欧洲—外伊朗—外希腊文化，大大减缓了被异化的过程。正如中国甘肃省的祁连山—阿尔金山脉（Qilian Altun Range），保护了小月氏人坚持到成吉思汗蒙古人时代，昆仑山保护了西藏人及其文化，以及喜马拉雅山脉—印度河保护了印度人及其文化。

此外，根据《史记·大宛列传》的描述，和斯基泰—印欧人的大宛（费尔干纳盆地）一样，大夏王国的雅利安—印欧人居住在许多有城墙的小城镇里，人口约百万，首都‘蓝市城’中有巨大的贸易市场，甚至有来自中国四川的货物；大夏人善于商业，但军队胆小而不善战 [63]（亚历山大的希腊军队征服这里时也是同样的印象），可见其定居文明已经相当发达。[64] 由于受到希腊—巴克特里亚殖民的影响，大宛和大夏已经是土耕定居的城邦文明（大宛仍然保持着饲养汗血宝马的爱好），而康居、月氏、乌孙、奄蔡仍然是游牧文明——尽管月氏人在征服大夏后，就迫不及待地转入当地的城邦文明方式。然而，所有这些不同民族之间的民俗，可能仍然有许多相似之处。如果不是种族灭绝式的入侵和宗教强行皈依，定居文化是牢固的。因此，大夏能够通过希腊文明将从北方迁移来的野蛮斯基泰人同化。即使单独看待塔里木盆地的种族文化史，情况也是这样的。

最后，关于月氏人是印欧人种的事实，在学术界已经得到统一认可。然而，根据这个汉语称呼，可以发现有趣的线索。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月氏”（Yue Zhi）名称的发音一直有争论，还有一种发音说法是“肉氏”（Rou Zhi）。根据一种说法，“欧洲（Europe）”这个词是来自希腊语，意思是“大眼睛”，显然是人种特征。作为乌孙人，在中国史书中被描绘成蓝眼睛、红胡须，看起来像是大眼睛的猕猴；[65] 这种特征显然属于雅利安—印欧人，即北欧人种。那么，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古代一直深入中国甘肃境内的月氏人，其汉语的发音是“月肉”，即欧洲人这个单词的音译。只是，这些深入中国甘肃境内的月氏人，应该是属于斯基泰—印欧人，即南欧（地中海）人种。本书第四章中将会提到英国的几位宣教士，在1920年代看到甘肃境内的白种土著人，就具有地中海式南欧人种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在学术界尤其是西方学术界，通常在谈论中亚的古代王国时，特别是关于索格底安那地区和巴克特利亚地区，并不把新疆南部地区包括进去，而是将帕米尔高原定为东部边界。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因为由于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脉—兴都库什山脉的天然屏障，人们容易认为这应该是边界。然而，古丝绸之路就是从塔里木盆地的西南边界分别进入印度和中亚的，并且主要是得益于两个天然的山口通道（乌孜别里山口Uzbel Pass通往塔吉克斯坦；红其拉甫Khunjerab Pass山口通往巴基斯坦）。对于那些古游牧民族来说，新疆南部优美的绿洲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是他们安全的乐园（在1950年代之前，根据西方宣教士的描述，塔里木盆地的绿洲仍然生机勃勃，之后由于自然生态遭到汉族共产主义政府行为的大规模破坏，特别是修建水库导致塔里木河的断流，就迅速衰落下去）。

有中国和西方学者认为，古丝绸之路最早应该是由这些高加索西方人向东迁移至新疆地区而开拓的路线。[66] 这一点，笔者是完全认同的。塔里木盆地最近这30年大量西方白种人“木乃伊”的发现和鉴定，从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角度证明了，新疆南部地区与西面的“大夏—巴克特利亚”地区，是属于同一个种族文化地区。资深的美国印欧语言文化学家和汉学家维克多·麦尔等人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67] 例如，维克多绘制的贵霜王国（含大夏地区）和嚈哒人帝国的地图，就包括塔里木盆地（含于阗，今和田）的西半侧。[68] 此外，伊朗历史学家绘制的波斯萨珊王朝时期（Sassanid Empire 224—651）的地图，最东端就是包括喀什噶尔在内的。[69] 注意，自萨珊王朝开始，波斯开始称为伊朗，伊朗（ērān）一词来自原始伊朗语中的aryānām一词，意思是“雅利安人的土地”。[70] 再者，唐玄奘在其《大唐西域游记》中，明确说明了于阗国尼壤城（或尼雅）东400余里是“睹货逻国”的遗址。王国维在其《西胡考》中得出结论，认为唐朝史料所记载的“睹货逻故国在且末、于阗间”，大致符合周朝和秦朝所记载的大夏的位置。事实上，从西而来，可以轻松进入喀什噶尔，从而正式进入塔里木盆地绿洲，这个游牧民族们驰骋游猎争斗的乐园了。

（图1-17 丝绸之路塔里木盆地东南部的尼雅精绝国（今民丰县境内）文明遗址，距今约2000多年，出自田卫疆的《新疆历史》第18页）

小结

由于受到希腊文化的殖民，中亚南部的大夏地区和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的雅利安—印欧人的吐火罗土耕定居文明，远远领先于北方地区的斯基泰—印欧游牧文明，并且这种差异一直持续到公元9世纪回鹘人入侵的时候。新疆南部遗留下来的高度发达的吐火罗艺术文物，证明了这一点。此外，新疆至今还有极少量纯正血统的雅利安和斯基泰印欧白种人，笔者见过也认识这样的人。

张骞、班超和甘英等汉人出使西域，不仅开创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印度之间的正式国际交流，还利用印欧人所开辟的欧亚通道，正式连通了东西方的商业交流通道——即到如今已经使用了2000多年的“丝绸之路”。此外，由于这是记载中的中国第一次正式的国际外交活动，中国人因为汉朝的名称而被中亚各民族称为“汉族”。直到今天，新疆地区仍然使用这个民称，而“中国人”这个称呼主要是指中国公民，包括许多民族。

在汉朝，西域的广义地理范围是指玉门关以西，包括现在的新疆地区，以及中、西亚地区。狭义地理范围是指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即帕米尔高原）以东的“三十六国”，[71] 主要是今天的南疆地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中国以外的学术界，有的时候称新疆为突厥斯坦（Turkestan）[72]，意思是突厥人的地区。或者，称新疆南部为东突厥斯坦——这是因为中亚地区的民族多属于突厥民族，历史中（中国隋唐时期）曾有东、西突厥汗国，和东、西回鹘（即维吾尔族）汗国之分，而新疆的突厥民族在中亚地理上位于最东边，所以被称为东突厥民族，而“斯坦”的意思是地区。因此，1949年之前国外的学术界特别是基督教宣教学界，也称整个新疆为“中国的突厥斯坦”。

根据一些国外资料还可以发现，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人们称南疆喀什噶尔地区的西邻，当时的浩罕（Kokand）伊斯兰王国为西突厥斯坦[73]（Andidjani），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因为两者的语言相似，[74] 人们就称喀什噶尔地区或者整个南疆地区，为东突厥斯坦，并没有与土耳其对应的意思。1949年之后，继续采用满清帝国时期新疆省的称呼，直到1955年9月30日，才更名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并沿用至今。

2、新疆地区的“突厥时代”

（公元前177年—公元1130年）

（1） 新疆北部的匈奴时期（公元前177年—公元5世纪上半叶；中国汉朝帝国时期—三国晋朝时期，波斯-古伊朗地区的帕提亚帝国时期—萨珊帝国时期）

突厥人的祖先是匈奴人，祖籍是鄂尔浑河—叶尼塞河流域一带。[75] 公元前2世纪（前177—前176年），蒙古草原上的匈奴人，在击败居住在西南面（今中国甘肃省境内）的斯基泰—印欧民族的月氏人，和新疆东部哈密地区的雅利安—印欧民族的乌孙人之后，继续向西扩张，占据了新疆北部的阿勒泰地区；但新疆西北部的伊犁河流域，后来却被乌孙人所控制。也就是说，公元前177年左右，随着匈奴人的进入，[76] 新疆北部就开始了突厥化过程，而新疆南方的塔里木盆地，还是雅利安—印欧人（吐火罗人）的天下。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之后（前138—前126年；前119—前115年），西域多国（包括波斯）开始与中国西汉建立联系，丝绸之路保持通畅。但是，匈奴人在北部阿尔泰山区，对塔里木盆地虎视眈眈，而中国汉朝在甘肃的敦煌把守着，双方都想争夺丝绸之路在新疆境内的控制权，战事不断。这个时期，塔里木东北缘的两个印欧人的小国，楼兰国（罗布泊湖地区）和车师国（姑师国，鄯善—吐鲁番地区），一个时期臣属于匈奴，另一个时期臣属于中国汉朝，反复变化立场。[77]

公元前60年，汉宣帝通过在新疆地区全面击败匈奴，正式设立西域都护府，第一任都护是平西功臣郑吉将军。[78] 这样，汉朝的行政管理开始进入西域，武力控制了丝绸之路。公元25年，东汉建立，之后新疆地区的局势变化无常，控制权反复在汉朝和匈奴之间易手。[79] 公元73—74年，东汉军队大败匈奴，将其赶到天山（东端）以北，成功夺取新疆东面的哈密和鄯善地区，辛苦地看守着塔里木盆地的东北入口。[80] 公元91年，东汉政府重创北匈奴（公元93年彻底击败北匈奴）；同年，任命班超将军为西域都护，驻扎龟兹（今库车），继续征战，至公元94年，终于将天山以南的臣属国和整个塔里木盆地，统归在汉朝政府管理之下。[81] 在北疆，天山西部谷地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人是属于汉朝的盟国，[82] 共同抵御匈奴人的西进和南下。汉朝灭亡后，在三国时期，南疆塔里木盆地的印欧小国们，继续向曹操在华北建立的魏国（公元220—225年）进贡。[83]

中国汉朝在新疆地区尤其是南疆的胜利，再加上天山山脉和南部昆仑山脉—阿尔金山，以及西边的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脉形成的天然屏障，阻挡了匈奴人对南疆塔里木盆地的突厥化进程，使雅利安—印欧文化继续保持，这是具有文化历史意义的。作为整个北疆地区，由于突厥化的进程迅速，印欧人被迫继续向西迁移。作为南疆地区，外伊朗化和外希腊化的雅利安—印欧民族仍然处于安全环境中，其突厥化进程比北疆晚了大约1千年（详情参看稍后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在南疆地区的一些偏远地方，仍然能够见到看起来是纯种的北欧白人（金发蓝瞳）。例如，塔吉克人有3万3千538人（1990年），其中2万多人住在新疆西南边陲的塔什库尔干县，信仰伊斯兰教；他们的语言并非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语，而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说的色勒库尔语（Sarikoli）和很少一部分人说的瓦罕语（Wakhi）两种方言，属于古老的土著塞语——印欧语系伊朗语帕米尔语支。[84] 因此，这些塔吉克人（或许应该称为‘吐火罗人’）堪称是塔里木盆地古代雅利安（北欧）人种和印欧语种的活化石。当然，他们并不是新疆唯一的原土著的雅利安—印欧民族的纯种后代。

此外，匈奴—突厥人的面貌特征，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关系到人们对中亚、新疆地区和中国北方的不同民族，能否正确区分。从体质人类学角度出发，蒙古草原上的几大民族都属于同一种族大类型（多数学者认为是蒙古人种，笔者更愿意称为蒙古草原人种，因为有一些民族与蒙古族是有区别的），且文化和风俗基本相同，因此，面貌特征是进行区分的重要参考依据。中国汉族人所描述的匈奴人有如下特征：“身材矮小、粗短的体格、圆而硕大的头、脸宽、颧骨高、撇开的鼻翼、相当稠密的上唇须、眉毛浓重、眼睛不大，形状如杏仁（笔者注：或中亚的巴达木果仁），但目光有神，等。”[85] 公元5世纪，以阿提拉（Attila）为首的一群匈奴人在欧洲挥师横行，所向披靡。西方史学家们这样描述这些匈奴人：“鼻子是塌的，颧骨高，眼睛深陷，目光锐利，身材中等以下，在马上却显得高大”（笔者注：是因为上身长、下身短的典型亚洲体型）。[86] 哥特史学家描述的阿提拉的形象，也是典型的匈奴人特征：“身材短小，胸部宽阔，头大，眼睛小而深陷，鼻塌，肤色较黑、胡须少。”[87]

（图1-18 今新疆塔什库尔干的蓝眼睛的塔吉克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网站）[88]

总结可知，匈奴人的基本特征是：身材不高、头大脸阔、颧骨高、眼睛小而有神、眉毛重、上唇须浓密、肤色偏黑。西方人描述的眼睛深陷，可能是因为颧骨高眉毛重所显的，并且是相对于西北欧人来说的，这一点不敢确定。也可能是与南欧、斯基泰印欧人或波斯人的混血现象，尤其是王室的后代，混血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例如，公元452年，教皇大利奥（Leo the Great）承诺阿提拉与罗马凯撒的一位公主霍诺里亚Honoria结婚，后未果 [89]）。至于与波斯人和欧洲人相比的“塌鼻子”、“少胡须”和“眼睛小”，这是东亚人种特征，但鼻子应该是比汉族人的高。肤色较黑是很重要的特征，因为这就是匈奴人的典型特征。尽管匈奴人的这些面貌特征，在之后的突厥人和蒙古人当中还能再次看到，但是，其主要特征更倾向于后来的突厥人，例如，回鹘人（今天的维吾尔族）。

（2） 新疆的嚈哒人时期（公元5世纪上半叶—公元565年；中国南北朝时期，波斯—伊朗的萨珊王朝时期，罗马帝国西部遭到北欧野蛮游牧民族的攻击重创）

公元5世纪上半叶，根据中国南北朝学者宋云的记载，原籍是阿尔泰山区的匈奴嚈哒族（拜占庭史学家称之为赫夫达勒特Ephthalite，或白匈奴White Huns；印度人用梵文称他们为‘胡那’Huna，嚈哒：音ye da），从阿尔泰山区的蒙古草原向西南扩张，占领新疆北部包括准噶尔盆地、伊犁河流域至巴尔喀什湖—咸海等广大地区，东南至天山南麓的玉尔都斯河上游（焉耆之西北）；公元440年前后，又占据了索格底安那地区（即河中地区，粟特地区，以撒马尔罕Samarkand为中心，今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一带地区），即原来巴克特利亚（大夏）、巴里赫（Balkh）或吐火罗的王国领域（包括新疆南部的部分地区）。[90] 公元484年，击败波斯的萨珊王朝（224-651年），建都于《魏书》所称的拔底延城（《北史》的弗迪沙），即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 – 1918）所称的巴达赫尚城（Badakhshan今阿富汗北部的瓦济腊八德Wazirabad，就是古代的巴尔赫Balkh，巴克特里亚—大夏的首都薄知Bactra，张骞所说的蓝市城，是一个传统的都城），并开始转入城郭定居生活。[91]

笔者认为，嚈哒人应该是文化上突厥化的印欧人，而不是正宗的匈奴人。《魏书·西域传》的记载清楚说明了这一点：“嚈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亦曰高车之别种，其原出于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阗西，都乌许水南两百余里，去长安一万一百里……其人凶悍，能斗战。西域康居、于阗、沙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号为大国。”[92] 前面已经论证过，月氏人属于斯基泰—印欧人种。

那么，为什么他们被拜占庭史学家称为白匈奴呢？显而易见，作为斯基泰—印欧人种的嚈哒人肤色是白的，但是，他们是否还具有匈奴人的特征呢？如果白匈奴这个名字是根据外表特征而给予的，答案是肯定的。在上面论述匈奴人特征的时候已经说明，尽管匈奴—突厥人属于圆脸的蒙古草原上的东亚人种，但他们具有毛发重、眉骨高、鼻子较高这样的印欧人特征。因此，嚈哒人作为印欧人，如果面部宽阔（或头大而显的）的话，看起来像是白皮肤的匈奴人，再加上两者都是彪悍的游牧民族，所以被称为白匈奴是合适的。因此，也就说明了嚈哒人很可能是与匈奴面目特征更接近的帕米尔—费尔干纳型的斯基泰—印欧人，即前面提到过的第三波进入新疆地区的印欧人类型，[93] 属于圆脸的哈萨克斯坦型的印欧人。这样，白匈奴这个名称就显得更加合理了。

由此还可以推测，尽管这些嚈哒人的原籍很可能是阿尔泰山，但是在这个时期，他们向东、西、南三个方向的扩张可能是从康居地区（今哈萨克斯坦南部—锡尔河下游地区），而不是阿尔泰山区。毕竟，新疆北部的斯基泰—印欧民族都被匈奴人和乌孙人赶到西南方向的中亚地区了，匈奴人在公元一世纪就完成了对阿尔泰地区的突厥化。匈奴人的占领将这个地区与西蒙古连成一片，并成为后来几大信奉景教的突厥民族汗国的摇篮——他们将在成吉思汗蒙古人时代，正式进入亚洲历史舞台。

公元436—451年，月氏人的贵霜王国被嚈哒人所灭，原大夏地区和新疆南部的塔里木盆地被占领。[94] 嚈哒人信奉火袄教（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95] 后接受基督教（景教）。[96] 他们仇视佛教，大肆屠杀和毁坏贵霜王国500年之久的佛教文明。[97] 嚈哒人信火祆教，更说明他们扩张前可能是居住在康居地区，因为粟特（索格底安那）地区在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约前550–前330 年）就流行火祆教。[98] 公元484年，嚈哒人击败波斯萨珊（Sassanid）王朝，杀死了国王卑鲁兹（Peroz），占领了波斯东北部的一些土地，[99] 定国号为嚈哒（根据《梁书》也称为滑国、悒坦、悒阗 [100]，等），并逐渐转入城郭定居生活方式。[101] 极盛时期，嚈哒王国占据整个中亚地区，还包括波斯帝国的一些土地，并越过喀布尔山谷的高地，如同贵霜王国从前的做法，入侵印度，征服印度河盆地，威震四方。[102] 嚈哒人占领印度西北部旁遮普地区将近两个世纪（5世纪下半叶—7世纪下半叶）[103]。

（3） 西突厥汗国—中国唐朝—葛逻禄·吐蕃时期（公元552—751—840年）

公元552年，突厥人的英雄土门（Bumin）成为东西蒙古草原的可汗。[104] 同年，土门死后，他的儿子木杆（Mu-han）在东蒙古草原称王，这就是东突厥汗国。他的弟弟伊斯达米（Istami汉语：室点密）分到了准葛儿盆地、黑额尔齐斯河（Black Irtysh）以及额敏河（Imil）流域，还有玉尔都斯河（Yulduz今开都河，新疆焉耆地区）、伊犁河（新疆）、楚河、塔拉斯河（Talas汉语：恒罗斯河）盆地的地区，王号为叶护（yabghu 552-572），这就是西突厥汗国。[105]

公元565年，西突厥汗国与波斯萨珊王朝（Sassanid Empire）联盟，从南北夹击嚈哒汗国，嚈哒国灭亡。[106] 公元567年，西突厥汗王叶护室点密，派遣使者前往康士坦丁堡，与东罗马拜占庭的国王查士丁二世（Justin II）联盟，共同夹击位于两国中间的波斯萨珊王朝。[107] 大约在公元597年，波斯国王巴赫尔（Bahram）向西突厥投降，西突厥占据了大片波斯的领土。[108] 此时，西突厥版图广阔，占据了阿尔泰山脉以北、新疆东部的哈密以西[109] 至里海和波斯，南到兴都库什山（Hindu Kush）以北的“吐火罗”地区。[110] 也就是说，今天的中亚和整个新疆地区都包含在其中。

仅仅过了6年，即到了公元603年，西突厥就由于内乱而分裂。接着，中国隋朝于公元608和609年相继占领了新疆东部的哈密，以及吐鲁番。[111] 之后，西突厥曾东山再起，但好景不长。到了公元630年，在前往印度的朝圣者唐玄奘拜见西突厥的统叶护（yabghu Tung）之后几个月，西突厥帝国就土崩瓦解，分裂为两个国家，汉语称为弩失毕（音：nu shi bi）和咄陆（音duo lu）；公元642年，唐朝将领郭孝恪在古城（北庭，今吉木萨尔）和今乌鲁木齐之间的地区击败咄陆部，迫使其向西退出新疆地区。[112] 公元648年，整个塔里木盆地的绿洲都臣属于中国唐朝。[113] 自公元665年，塔里木盆地在唐朝与吐蕃人（音tu bo西藏）的争夺中反复易手。[114]

公元750年，唐朝中国在塔里木盆地赶走吐蕃人（古代西藏人），成为新疆地区和整个亚洲高原的主人。[115]　在唐朝，西域的地理范围比汉朝要大得多，包括天山以北的伊犁盆地，以西至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天山以南到昆仑山，以及葱岭（Pamir）以西包括喀布尔和吐火罗（原大夏）在内的广大地区。[116] 也就是说，包括今天新疆全境和西部境外的广大中亚地区。

（图1-19 在新疆出土的唐朝开元年间的钱币，出自田卫疆《新疆历史》第27页）

仅仅一年后，公元751年，唐朝在恒逻斯（Talas）战役被阿拉伯穆斯林和葛逻禄（Qarluq）突厥汗国的联军打败，被迫退到帕米尔高原（葱岭）以东。[117] 这次历史性的战败，使伊斯兰教轻松进入中亚，直逼塔里木盆地的西部边界。之后，东突厥的臣属国之一，葛逻禄人突厥汗国，趁势占领伊犁河地区，包括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塞克湖以北，[118] 涵盖今天新疆北部的水草丰美的天山伊犁河谷。吐蕃于755年趁唐朝“安史之乱”，再次入侵占领塔里木盆地，并扩张到新疆东部及今甘肃省河西走廊的甘州（今张掖）地区。[119]

公元744年，原东突厥帝国的三个臣属汗国（拔悉密Basmil、回纥、葛逻禄）反叛，其中古城（北庭，今乌鲁木齐附近的吉木萨尔）地区的拔悉密人杀死了东突厥的汗王，将其首级送到长安，而回纥部（音hui he）突厥人在葛逻禄突厥汗国的帮助下，消灭了东突厥汗国，成为新的回纥突厥汗国（Uyhur Turkic Empire 744-840），后更名为回鹘（维吾尔）突厥汗国（Uyghur Turkic Empire），并得到唐朝的承认。[120] 公元790年，回鹘人帮助唐朝中国将吐蕃击败。

从上面的历史可以看出，由于西突厥对新疆地区的统治只有一个世纪，所以并没有实现新疆南部的突厥化，而新疆的北部总是被不同的突厥人所占领，已经实现了突厥化。然而，由于当时南疆的塔里木盆地早已被佛教征服，土著的印欧语言已经被印度梵语代替，[121] 因此，高加索—印欧文化已迅速衰落。

（4） 东、西回鹘汗国时期（维吾尔族的时代）（公元840—1130年：唐朝后期·宋朝—南宋初期；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突厥塞尔柱人统治波斯的时代；东罗马帝国衰败时代，几次对抗异族入侵的重要战争失败）

这一历史时期，新疆地区南部彻底实现突厥化，整个新疆境内全面突厥化。这是维吾尔人的祖先——高度文明发达的回鹘突厥人所实现的。回鹘人同样是游牧民族，但他们的文明却遥遥领先于蒙古草原上的其它游牧民族。首先，他们有自己的突厥文字，并且还传播给后来的蒙古人和满族人；其次，他们在鄂尔浑河上游依山傍水的地方兴建了帝国的都城——喀喇巴尔嘎逊（Kara Balgasun），称为斡(wo)拉朵巴里（Ordubaligh意思是朝廷城）[122]。虽然回鹘人最早使用的突厥卢尼文字起源是个谜，但建造都市或许是因为受到中国城市生活的影响，尤其是他们经常光顾的长安，由此产生了对城市文明的恋慕。

公元744年（唐朝天宝三年），游牧于科布多河（Kobdo）和色楞河（Selenga）之间的回纥人，在巴尔喀什湖（Balkhash）—额敏河（Imil新疆塔城盆地）—伊犁河流域的葛逻禄人的帮助下，在蒙古草原上击败并取代了东突厥汗国，建立了鄂尔浑回纥突厥汗国（Orkhon Uyhur Khanate），国号毗伽阙（Qutlugh Bilga），疆域西至（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东至兴安岭；次年，其汗王得到唐朝皇帝玄宗的册封，称为怀仁可汗。[123] 公元788年（贞元四年），回纥可汗上表唐德宗，改名为回鹘（‘维吾尔’的汉语发音，Uyghur, Uighur,or Uigur）。[124] 公元840年， 位于叶尼塞河（Yenisey River, Yenisei, Enisei）上游野蛮的柯尔克孜突厥人（Kirghiz Turks）南下，攻占回鹘汗国首都，杀死了回鹘可汗，推翻了称霸蒙古草原一个世纪的回鹘突厥帝国（Uyghur Turkic Empire）。[125]

尽管后来蒙古草原上不同民族的汗国此伏彼起，兴亡交替，但是回鹘人的第一座草原大都市却反复被建立，即使野蛮的、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广游牧生活方式的成吉思汗蒙古人，也毫不例外地在这里兴建蒙古帝国的辉煌首都——喀喇和林（Karakorum简称和林）。正是游牧民族中这种极少数的城市文明，以及他们的文字体系，将他们的文化、宗教和历史文明得以保存下来。这一点，在中亚、西亚以及新疆地区的历史中，都是十分清楚的。

根据《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九·突厥下》和《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五·回纥》，亡国后，回鹘人被迫向南和向西迁移。其中，西迁回鹘15部的约10多万人在庞特勤（庞特勒，‘特勒’可能是部族首领的称呼）的带领下，来到（新疆）天山东部地区的古城（北庭，今乌鲁木齐附近的吉木萨尔）和高昌（西州，今吐鲁番附近）地区。[126] 公元856年，天山东部—塔里木盆地东北缘地区成为回鹘人的活动中心，庞特勤自称可汗。唐朝册封他为怀建可汗，承认这个西迁的回鹘汗国。[127]

西迁回鹘中还有一部分回鹘人继续前进，穿越天山西部的伊犁河—伊塞克湖（Ili River-Issyk Kul Lake）流域，来到葛逻禄人汗国以南的地区，进入帕米尔高原以西，主要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建立了喀喇汗国（喀喇的意思是黑色，蒙古草原上的民族似乎有喜欢黑色的传统文化），以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境内的托克玛克）和喀什噶尔这两个地方为统治中心。[128] 有学者认为，这些回鹘人占领了葛逻禄人的地盘，或者是联合他们建立的喀喇汗国。西域宗教专家高永久认为，这时候的回鹘人不可能战胜强大的葛逻禄人。[129] 对此笔者完全同意，并进一步认为，因为葛逻禄人曾经帮助回鹘人建立了回纥帝国，所以两者是有交情的。因此，回鹘人此时应该是安全穿越葛逻禄人的地盘，在其南面扎下帐篷，成为联盟式的邻居，但政权各自独立。

从公元843年开始，西迁回鹘人开始在（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北缘的绿洲上定居。[130] 公元866年（唐朝咸通七年），回鹘汗国从吐蕃人手中将高昌（西州）占领（今吐鲁番附近），并定为首都，[131] 称为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即东回鹘汗国，吐蕃（西藏）的势力被迫退出这个地区。[132] 大概是在同一年，占领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的那部分西迁回鹘人，以喀什和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境内）两大中心建立了喀喇汗国，即西回鹘汗国。[133] 西回鹘人主要是在统治阶层，其臣民仍然以印欧白种人为主；经过逐渐地混血融合后，他们的回鹘人身份意识淡漠，尤其是在10世纪中叶皈依伊斯兰教后，就放弃回鹘称号，而自称突厥人，并开始将拥有摩尼教、景教和佛教信仰的东回鹘同胞视为异教徒，产生深刻的敌意。[134] 公元1006年，已经伊斯兰教化的西回鹘汗国彻底击败了塔里木盆地的最后一个佛教王国——于阗。[135] 于是，这些祖先是从蒙古草原逃亡而来的回鹘人（维吾尔人），终于在塔里木盆地的波斯—希腊—佛教文明的印欧人的绿洲里，完全推行了突厥化。[136] 自此，整个新疆地区的突厥化进程完毕。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新疆地区已经被突厥化，但作为这里的土著居民印欧人依然大量存在，且属于牢固的定居文明，他们后来又扮演了令人瞩目的历史角色。其中在新疆东部、西藏和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交界这一大片地区的，即唐古特人，在唐朝初期开始强大起来，并成为唐朝的臣属国，国王被封为平西公，赐李姓。至宋朝，仍为中国的臣属国，虽被赐赵姓，却与宋朝矛盾加剧。终于，公元990年，唐古特人在赵保吉（又名李继迁，卒于1003年）国王的带领下，在戈壁滩上包括契丹人在内的游牧民族的拥护下，脱离宋朝，建立了西夏，还进攻占领了宋朝的灵州（今宁夏吴忠市）。[137] 笔者认为，西夏人就是南迁的小月氏人，即土著的斯基泰—印欧定居民族。西夏人称自己为“白高人的大国”，佛教是国教，敦煌（唐朝开始称为沙州）的佛教文明主要是他们的成果。有学者认为他们是羌族或藏族的一支，而笔者又认为，他们根本不是藏族的一支，而羌族就是那些斯基泰—印欧人的后代。

[138] 此外，南迁回鹘大约10万人，大部分进入中原，归入中国唐朝。其中约一半人在今山西省大同市—内蒙古绥远附近定居，仍然保持同族群居，直到明朝初年。据说，还有一批人到达了四川。此外，有一支人数较少的回鹘人进入今甘肃的河西走廊，于860或866年定居在甘州[139]（即后来的康州，今张掖。本书第三章中还会提到这个重要的地方），称为甘州回鹘，或河西回鹘。后来，一批南迁失败的回鹘人也前来投奔甘州回鹘。对此，《旧五代史·回鹘传》记载说：“余众西奔，归于吐蕃，吐蕃处之甘州。”

（图1-20 鸟瞰交河故城和部分吐鲁番盆地的地貌，吐鲁番距离乌鲁木齐180公里，出自贾丛江的《新疆旅游》第27页）

（图1-21 新疆吐鲁番地区的交河故城，今吐鲁番市以西约13公里，出自田卫疆的《新疆历史》，第15页）

（图1-22 火焰山下的高昌古城，今吐鲁番市以东约45公里，出自田卫疆的《新疆历史》，第26-27页）

（图1-23 高昌古城遗址的航拍照片，出自Christoph Baumer的《东方教会》

第177页）

甘州回鹘当时归附吐蕃（西藏），还与西迁和南迁的回鹘部落都保持着联系，相互声援。甘州回鹘于1028年被西夏唐古特人所击败，[140] 余众逃亡至（今新疆）且末县一带（始称‘黄头回鹘’），在蒙古帝国时代被称为撒里畏兀尔人（Sari-Uyghur），15世纪初又迁回甘州地区。[141] 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中所发现的佛教的一卷《般若波罗蜜心经》（The Heart of Prajna Paramita Sutra），在经文结束后有一段关于抄经者的尾注，似乎记载了在西夏进攻敦煌（沙洲）的时候，1035年，一个来到敦煌的宋朝潭州府（今湖南省长沙市）的汉族书生举人（相当于现在的本科学历），与一位甘州回鹘女子的爱情故事（参看该脚注）。[142]

于是，维吾尔人的祖先——回鹘民族，实现了从游牧民族成为定居民族的转型，并保持到今日。如今在甘肃省的甘州回鹘的后代，被称为裕固族（类似于回鹘的发音）。[143] 在四川一带，至今可能还有南迁回鹘人的后代。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的维吾尔族人，笔者认为很可能也是南迁回鹘人，或者是蒙古帝国的汗王蒙哥和忽必烈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所带来部队中的维吾尔军团（蒙古帝国军队中有多民族军团的编制传统）。在今山西省境内定居的回鹘人，后来在蒙古帝国时代，被称为汪古人（类似于回鹘的谐音）。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到汪古人，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在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3、新疆地区的“蒙古时代”

（公元1130—1759年）

（1）西辽契丹时期（公元1130-1218年中国宋朝·南宋年间）

蒙古人的祖先是鲜卑族（中国人史书称为“东胡”），祖籍是在今蒙古国和中国东北边境的兴安岭山脉一带。[144] 公元947年，契丹人（Khitan）的汗王——耶律家族的阿保机（Ye-lu A-bao-ji），他的继承人建立了辽朝（Liao Dynasty）；契丹人属于蒙古种族类，说一种蒙古方言，但是学习采用中国汉族文化。[145] 此时，辽朝占领了中国北方的蒙古草原，东至满洲和北朝鲜（北纬40度以上），西到甘肃，南到长城以内河北省北部（公元936年）包括幽州（今北京）和云州（今山西省大同）在内的广大领土。[146]

在将鄂尔浑河流域的柯尔克孜人赶回叶塞尼河上游的草原后，阿保机将这片回鹘人的故土，主动赠给甘肃西部的甘州回鹘人，让他们恢复鄂尔浑回鹘汗国，却遭到了谢绝，因为这些回鹘人已经习惯了定居生活，不再愿意接受祖先的草原游牧生活方式。[147]

1124年，乌苏里江流域的女真人（Jurchid, Jurchen属于通古斯人Tungusk）部落进攻契丹辽朝；1125年灭辽，女真人建立完颜氏族的金朝。[148] 1127年，金朝占领中国北部，宋朝退到长江南部，1127年定都南京，开始了中国南宋时期。[149] 而辽朝被金朝所灭后，皇族成员耶律大石率残部余众撤出中原，向西突围。[150] 1130年，收抚高昌回鹘；1131年，耶律大石占领喀喇汗国的重镇—巴拉沙衮（Balasagun），建立西辽王朝，继续沿用汉儒文化，信奉佛教。[151] 也就是说，东、西回鹘汗国都被收入西辽版图。这个时期，西回鹘—喀喇汗国已经全面伊斯兰教化，而东回鹘—高昌汗国的景教、摩尼教和佛教文明依然保持。

[152] 西辽征服了伊犁河、楚河（Chui, Chuy）、塔拉河（Talas恒逻斯河）流域、西南至阿姆河流域、喀什噶尔地区，以及整个塔里木盆地、新疆和中亚地区，统治着西回鹘汗国中信奉伊斯兰教为主的突厥人和印欧人，新疆西北部伊犁河—巴尔喀什湖广大地区信奉景教的突厥部落，以及新疆东部地区信奉景教、摩尼教和佛教的东回鹘高昌汗国。西辽的契丹人被称为喀喇契丹，意思是黑契丹；西辽的首都设在伊塞克湖（Issyk Kul）以西，楚河上游的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境内的托克马克），统治者自称古儿可汗（Gur-khan），意思是世界的汗王。

1208年秋，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将阿尔泰山区的信奉景教的乃蛮汗国（Naiman）的残余势力彻底击败，乃蛮部落的王子屈出律（Kuchlug）逃到西辽。[153] 这时，西辽的古儿汗王耶律直鲁古（Ye-lu Chih-lu-ku）热情接待了屈出律，还将女儿（是个景教徒）嫁给了他。[154] 1211年，屈出律却起兵反叛直鲁古，夺取了权力，开始统治西辽喀喇契丹王朝；1218年，成吉思汗的军队击败西辽，杀死了逃到色勒库尔河（Sarikol River 位于今新疆靠近塔吉克斯坦的塔什库尔干地区）附近的屈出律，西辽黑契丹王朝灭亡。[155]

（2） 蒙古帝国时期（公元1206—1250年）

[156] 公元840年，当回鹘帝国灭亡后，回鹘人逃亡西域，但是那些与他们混居的、说蒙古语的部落民族，包括其它突厥民族，却留在了漠北草原。同时，那些居住在额尔古纳河（Erkene）流域的正宗蒙古人（即东胡—鲜卑族的后代；被西方人称为鞑袒，中国史书中称为“蒙瓦、萌骨、萌古斯、盲骨子”等），开始走出大兴安岭、鄂嫩河（Onon）—克鲁伦河（Kerulen）之间的地区（今天蒙古国的东北地区），正式进入蒙古草原，并逐渐成为蒙古高原的主要居民。

约1175年，铁木真加入并效忠于强大的克烈族景教突厥汗国；1203年，铁木真与克烈部的王汗决裂，几次胜负，才将克烈汗国击败并收编，从此开始了蒙古帝国的大业。[157] 之后，蒙古草原上剩下的唯一独立政权、统治着西蒙古势力强盛的乃蛮景教汗国，在塔阳汗王的带领下，联合其它草原上零散的部落和汗国（汪古部落拒绝联盟，并报信给成吉思汗），共同抵抗蒙古人的扩张，结果战败，塔阳战死；其残部在王子们的率领下，向西逃到了额尔齐斯河上游—斋桑湖（Zaisan Lake）—阿尔泰山脉地区，继续抵抗成吉思汗，但最终被彻底击败；仅存的王子屈出律逃到西辽黑契丹帝国。[158]

1206年，出生于鄂嫩河东岸的铁木真，成为所有蒙古—突厥民族的最高汗王——大汗，取名为成吉思汗。至此，统一蒙古草原诸部的大业完成。[159]

1215年，成吉思汗攻占女真人金国的首都北京。[160] 1218年，占领西辽，中亚—新疆地区被纳入蒙古帝国的领土，大批蒙古人进入这个地区。成吉思汗将西辽这片领土分给二儿子察合台（Jagatai），包括东部回鹘人的领土，西部到布哈拉（Bukhara）和撒马尔罕的西回鹘人的领域，包括伊犁河—伊塞克湖、楚河上游、塔拉斯河等地区，还有喀什噶尔和阿姆河地区。[161] 其中新疆地区主要由几位主动脱离契丹统治、投降于成吉思汗的被殖民王国（称为ulus兀鲁思）的首领继续统治。自1209年，新疆南部和东部地区由臣服并忠心于成吉思汗的回鹘亦都护（意思是国王）巴而术克（Barchuq）统治；自1211年，西北部伊犁河上游流域的阿里麻里（今伊犁霍城）由一个突厥汗国的王子不匝儿（Buzar）继续统治，伊犁河下游地区（首都海押立Cailac，Qayaligh，今哈萨克斯坦的科帕尔Kapal）则有葛逻禄汗国的王阿思兰（Arslan）及其后人统治。[162] 察合台的营帐设在伊犁河的南部，其统治始于1227年。[163]

1205—1207年，成吉思汗攻打西夏国的灵州及其首都宁夏，几次战役都没有成功，但西夏国王李安全（夏襄宗，1206-1211年在位）主动谈判，向成吉思汗称臣，双方合解；1209年，成吉思汗不甘心，再次进攻西夏，仍然失败，西夏再次求和，并归入蒙古帝国管辖。[164] 在整个蒙古帝国的征服历史中，是西夏唐古特印欧人打破了蒙古人不败的神话，这也是为什么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人对西夏一直耿耿于怀。西夏王国十分强大，1028年击败回鹘人夺取甘州，1036年（国王李元昊）从吐蕃人手里夺取肃州（酒泉）和沙洲（敦煌），1044年在鄂尔多斯（Ordos）附近击退了契丹辽国的进攻。[165]

于是，在征服中国华北和中亚的花剌子模国（Khwarizmian由伊朗人和突厥人组成的伊朗化的穆斯林国家）之后，成吉思汗借口西夏不忠诚，于1226年秋出兵攻占灵州，1227年春天围攻西夏国都宁夏城；攻城期间，成吉思汗于8月18日去世 [166]（中国民间至今流传着成吉思汗是被西夏人杀死的说法，笔者认为这是可能的）。此时，西夏国王与蒙古人议和并决定投降，蒙古人掩盖了成吉思汗已死的消息，怕西夏反悔；但是，蒙古人却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嘱，将投降的西夏国王和首都宁夏城的军民全部杀死，并将西夏的一部分居民送给成吉思汗宠爱的妃子也遂（Yesui是和西夏人一样的印欧人）作仆人。[167]

西夏的灭亡，标志着高加索—印欧民族—佛教文明在新疆地区的最后一次崛起，被蒙古人彻底扼杀了，这也为新疆地区的彻底突厥化和伊斯兰教化铺平了道路。同时，这也标志着印欧人终于失去了新疆这块故土，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最终成为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

[168] 占领新疆地区后，蒙古帝国并没有触动回鹘（维吾尔）突厥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此外，由于回鹘人的高度文明，还得到蒙古帝国朝廷的重用（回鹘人和契丹人是突厥—蒙古人中文明程度最高的两个民族）。其中，回鹘人塔塔统阿（Ta-ta-tung-a）担任过成吉思汗帝国的最高司法长官，还兼任成吉思汗儿子们的回鹘语言教师。回鹘人还将突厥文明、景教和摩尼教传统带入蒙古帝国。通过回鹘顾问们的帮助，成吉思汗和他的第一批继承人才建立起国家管理体系。此外，蒙古人的书写文字也是在回鹘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两者的字母几乎没有区别。

蒙古帝国空前强大，先后征服了中亚、西亚、俄罗斯、中国北方、波斯以及东欧，直到匈牙利。[169] 在蒙古帝国中，回鹘人被官方称为 “畏兀儿”人，这是较从前更为细致的音译名称。畏兀儿人被列为色目人等级，与蒙古人同属统治阶级。[170]

（3）察合台汗国时期（公元1250—1514年）

[171] 1242年（宋淳祐二年），统治原西辽领土（其中高昌回鹘汗国，包括库车在内，属于帝国和林汗庭的直辖地区）的成吉思汗的二儿子察合台去世。1250年，成吉思汗的小儿子（老四）托雷的长子蒙哥（Mongka）在其母亲唆鲁忽帖尼（Sorghaqtani 原克烈汗国的公主，是个景教徒）和皇族元老拔都（Batu）的帮助下，政变式地篡取了大汗的位置。但是，这一举动遭到察合台家族和成吉思汗三儿子窝阔台家族的反对。于是，蒙古帝国开始分裂，察合台家族的领域和东北部窝阔台家族（Ogodai）统治的领域开始各自独立。察合台家族的统治领域，成为察合台汗国。

蒙哥严厉镇压这两个家族，于1252年重新任命了5年前被第三任帝国大汗贵由废弃的察合台汗王——喀喇·旭烈兀（Kara-Hulagu），并命令他杀死当时的察合台汗王也速蒙哥（Yissu-Mangu察合台的弟弟，喀喇·旭烈兀的亲叔叔）。[172] 同年，这位新汗王死去，他的遗孀沃尔嘎纳（Orghana），一位美丽、智慧、明察的公主，接管了汗国（执政共9年至1261年），并执行了帝国首都和林处死也速蒙哥的命令。蒙哥还任命克烈部的景教徒鲁西人孛鲁海（Bolghai）为自己的宰相。[173] 1255年，蒙哥重新统一蒙古帝国，同时将征服的眼光从欧洲转向亚洲。但是，1259年8月11日，蒙哥在征服南宋中国的过程中，在攻打四川省合州（今合川县钓鱼城）时阵亡或病死。[174] 随后蒙古帝国再次分裂。

1261年，蒙哥的弟弟忽必烈（Kublai）击败其竞争对手——弟弟老四阿里布哥（Arik-Buka是景教徒），接任已故的兄长蒙哥大汗，成为疆域辽阔的蒙古帝国的第五任大汗。[175] 1279年，在中国的广州湾，由南宋叛变的海军组成的蒙古舰队击败南宋舰队后，忽必烈彻底征服南宋和中国全境，欣赏汉族文明的他又宣布自己成为中国第20个朝代——元朝的皇帝，定都于大都（1260年忽必烈将其设立为蒙古帝国冬季的首都汗八里，即今天的北京；夏天避暑的首都是上都，原名开平，位于今内蒙古正兰旗五一牧场境内，滦河上游的闪电河北岸，建于1256年，又名上京、滦京）。[176] 忽必烈所面临的皇族势力割据的情况更为严重，中亚的争夺也更为激烈。由于地理位置极具战略性，新疆地区成为战乱的交织地区。

[177] 约1260年，在将高昌维吾尔人地区收入管辖权之后（至此，前契丹西辽突厥斯坦全境都并入察合台汗国领土，但和林方面仍然没有放弃对高昌维吾尔人、布哈拉—撒马尔罕的已经伊斯兰教化的维吾尔人的直辖遥控），察合台家族的蒙古人显然不如其前任——高度文明的西辽契丹人的治国才略，因此对这个汗国（或蒙古突厥斯坦）的治理一筹莫展。毕竟，用游牧民族的方式治理高度文明的定居民族，就如同用小锅煎大鱼。作为东边统治中国的忽必烈家族和西边统治波斯的旭烈兀家族，却继承了这些古国的统治体系——衙门和底万（Divan类似于议会式的行政体系），并被中国文化和波斯文化所异化。直到15世纪亡国，“察合台家族的统治者们，还没有停止在伊犁河和塔拉斯河（恒逻斯河）之间骑马游荡。”

[178] 在此之前，帝国和林直辖的维吾尔人的国王撒冷迪（Salendi被蒙古殖民后的第一任国王巴而术克的第二位继承者，即第三任国王idiqut）是一位佛教徒（这是格鲁塞的著作中的观点，但笔者认为可能是景教徒或摩尼教徒），为人耿直，辖区内人口多数是佛教徒（笔者：如果这是正确的，那就说明信奉佛教的当地印欧民族的人口占多数，因为维吾尔族主要是景教徒——参看本章后面的宗教史和第二章的相关内容），占人口少数的穆斯林却抱怨他的严厉。他手下的一些人曾经在蒙哥与窝阔台1251年的争权中，站在窝阔台家族一边，以致蒙哥在得胜成为大汗后，对此耿耿于怀。1252年，辖区内的维吾尔穆斯林诬告说，撒冷迪在首都别失八里和整个维吾尔王国境内（笔者：蒙古征服后，东西回鹘应该是被迫合并在一起，东回鹘被成吉思汗授予领导权，伊斯兰教的西回鹘受到景教—摩尼教-佛教的东回鹘的压制，西回鹘的撒马尔罕不再是统治中心，维吾尔族王国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统一），准备在“一个星期五的早晨”，将大肆屠杀“在清真寺里祈祷的穆斯林”。蒙哥大汗派驻当地的一位特使，名叫塞夫·阿丁（Saif ad-Din）,也是一位穆斯林,他接下了控告，迫使国王撒冷迪被迫前往和林接受审问。酷刑之下，屈打成招，撒冷迪被押送回别失八里（今乌鲁木齐附近的吉木萨尔），在一个星期五的早晨被当众斩首；执行处决命令的是他的兄弟。境内的穆斯林们皆大欢喜。

[179] 1261年，忽必烈和他的小弟弟阿里布哥（景教徒）之间争夺帝国大汗宝座，时任蒙古草原区汗王的阿里布哥，任命察合台的孙子，白达（Baidar）的儿子阿尔浑王子（Alghu），接替美丽的遗孀公主沃尔嘎纳，掌管察合台汗国，并奉命阻挡蒙古帝国波斯汗王旭烈兀前来增援忽必烈。1262年，阿尔浑汗王宣布支持忽必烈，随即遭到阿里布哥的出兵攻打。战败后，阿尔浑西逃至撒马尔罕（今乌孜别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不久，因为饥荒的缘故，军官和士兵纷纷离阿里布哥而去，他在伊犁地区的部队濒临瓦解。阿里布哥派遣沃尔嘎纳公主前往撒马尔罕求和，阿尔浑却与这位公主结婚了。1264年，阿里布哥向哥哥忽必烈投降，从而自动解放了察合台汗国。于是，阿尔浑汗王立足撒马尔罕，将领土向西、向北扩张了许多。1265或1266年，阿尔浑死去，他的遗孀沃尔嘎纳把自己第一次婚姻生的，即喀喇·旭烈兀的儿子穆巴拉克·沙（Mobarek-shah），推到汗王的宝座上。但同年9月，即被忽必烈所扶持为新汗王的察合台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巴拉克废除。但不久，巴拉克就与忽必烈决裂，并洗劫了忽必烈直辖的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和田。随后，又与窝阔台家族汗王凯都（Kaidu）发生战争。1270年7月22日，前来增援凯都的波斯蒙古伊利可汗阿巴克（Abaqa）击败巴拉克。巴拉克于1270年冬退到河中地区养伤期间，在当地伊斯兰教的影响下成为穆斯林，开始自称苏丹。这个时期，新疆地区以东部和南部为主的原东维吾尔王国由忽必烈管辖。

[180] 约1274年，巴拉克的四位儿子之一，都华（Duwa），成为察合台汗王，并臣服于凯都汗王。1275年，两位汗王联手进攻忠心于忽必烈大汗的维吾尔王国，试图迫使其国王归顺。兵临维吾尔人的首都别失八里，忽必烈的大军及时赶到，解除了危机。1298年，都华击败了忽必烈的继承者铁木尔大汗的军队，抓住并残忍处死了铁木尔的女婿——南迁回鹘汪古人的国王考尔古孜（Korguz或乔治，罗马天主教徒，汪古人居住在今山西省大同—内蒙古绥远一带）。

[181] 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由于长期的争战，汗位频繁更换，察合台汗国最终分裂成为“河中斯坦”（Transoxiana-stan）和“蒙古斯坦”（Mongolistan）。“河中斯坦”，或西察合台汗国，此时已经更加伊斯兰化，第一任汗王是卡赞（Kazan 1343-1346）。1347年（元惠宗至正七年），北疆伊犁地区的蒙古大家族秃黑鲁·帖木儿（Tughlugh Timur 约1329年生，卒于约1363年）成为“蒙古斯坦”或东察合台汗国（主要是新疆地区）的汗王。1350年，察合台的皇室杜格拉特家族（Dughlats）的长子，统治喀什噶尔的突力克（Tulik）亲王（emir, ulus-begi），皈依伊斯兰教。三年后于1353年，效仿突力克，帖木儿也成为穆斯林，“接受割礼，并在同一天带领16万人剔发，皈依伊斯兰教”。这是新疆地区宗教史中的重大事件。之后，帖木儿用武力在东察合台汗国境内，强制推行伊斯兰教。

1368年9月，汉族军队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带领下，攻入蒙元大都（北京）。[182] 至此，从公元936年契丹人接管幽州（北京）后，经过430多年的时间，才重新回到汉族人手中。[183] 1370年，蒙古人被逐出中国北方，蒙古帝国中国行政区的元朝（1279-1368 [184]）灭亡。[185] 明朝中国军队又于1380年入侵蒙古草原，运用蒙古人的军事战略，在1388年大获全胜，俘虏7万蒙古人，并彻底毁坏了其首都喀喇和林（今蒙古国境内中偏南部）——这座回鹘人最早建立的、达6个世纪之久的草原游牧民族们自豪的大都市（可能并不在同一个地址上）。[186]

（图1-24 东察合台汗王秃黑鲁·帖木儿的陵墓，位于伊犁地区霍城县东北部，出自田卫疆的《新疆历史》第42页）

虽然蒙古人从此衰落了，但是仍然保持着足够威胁中国的力量。于是，明朝的永乐皇帝（可能是汉族和高丽朝鲜的混血）——篡夺皇位的明太祖朱元璋的四子明成祖朱棣（1402-1424），又重修了秦始皇时期遗留的已经破败的万里长城，成为今天所看到的长城。这位残暴而有能力的皇帝还建造了北京紫禁城，派宦官郑和数次下西洋，组织编辑了大型百科全书式的《永乐大典》。然而，新的长城固然雄伟，却没有阻止曾经占领统治过北宋的女真人以满族的身份，于1644年第二次侵入中国，并结束明朝，成功占领统治中国近三个世纪。

元朝的灭亡，标志着蒙古帝国失去了其东部由蒙哥家族统治的中国这块领土，但是，原西辽的疆域（包括新疆地区）、中亚、西亚、俄罗斯、波斯、东欧洲的领土，依然处于蒙古帝国皇族后裔的统治下，其中在突厥斯坦—中亚地区的主导势力，一直持续到17世纪。例如，16世纪蒙古帝国在帖木儿王朝的基础上复兴起来，人们甚至以为成吉思汗的时代又回来了。[187]

[188] 1389年（明洪武22年），秃黑鲁·帖木儿的幼子黑的儿火者被拥立为东察合台汗王。在之后一个多世纪中，外来战争和内战不止，汗位频繁更换，曾有短暂统一。1432年之后，东察合台汗国逐渐分裂为三大部分，中亚—新疆地区又进入混战。

（4） 叶尔羌汗国时期（公元1514—1680年）

[189] 1514年（明朝正德9年），角逐中亚的东察合台汗国的萨伊德汗王攻占叶尔羌，建立叶尔羌汗国，脱离东察合台汗国。后来的汗位继承人之一，阿卜都·哈林在位33年，成功地将东察合台汗国并入叶尔羌汗国。之后，汗国内部纷争不止。1635年，汗国东部家族的阿卜杜拉汗王，起兵反叛，攻占叶尔羌，统一了叶尔羌汗国。

1680年（清朝康熙19年），在西藏达赖喇嘛的授意下，卫拉特蒙古人准噶尔部的汗王噶尔丹，率军出征，消灭了叶尔羌汗国。[190]

（5） 准噶尔帝国时期（公元1634—1759年）

准噶尔帝国是草原蒙古人的最后一个帝国。

西蒙古人（准噶尔部Dzungar、绰罗斯人Choros、杜尔伯特人Dorbot），自称卫拉特人（Oirad的意思是同盟者），突厥人称其为卡尔梅克人（Kalmuck）、明朝称之为瓦刺人（瓦剌人Walas），在大约1434—1552年间，占据着整个蒙古地区；之后，被东蒙古人（内蒙古地区的蒙古人，后称为喀尔喀人Khalkha, Halha[191]）击败，向西迁徙。[192] 1620年，与喀尔喀人决战，战败后部落瓦解，大多数人在塔尔巴哈台（Tarbagatai）周围，以及黑额尔齐斯河（Black Irtysh）、乌伦古河（Urungu）、叶密立河（Imil是维吾尔语；蒙古语是：额敏河）和伊犁（Ili）河流域居住下来。[193]

[194] 15世纪中期，是成吉思汗帝国之后的蒙古人实力最强盛的阶段。瓦刺西蒙古人崛起，统一了西蒙古的四个蒙古部族，联合了喀尔喀东蒙古，并开始进攻明朝中国，战事不断。1449年，在额森·台吉可汗（Essen-taiji Khan）的带领下，西蒙古军队击败中国的军队，并俘虏了明朝英宗皇帝。四年之后，额森·台吉可汗战死，西蒙古联盟瓦解，东西蒙古人再次火并；但是，他们依然能够联合对付明朝中国。在16世纪中期，主要是东蒙古人（大致是今天的内蒙古地区）与明朝争战。1552年，联合了东蒙古各部落的阿尔坦可汗（Altan Khan 1507-1583）击败了西蒙古的卫拉特人，统一了蒙古草原的大部分地区。这位可汗还意识到，他与明朝中国的持久战没有任何进展，恢复成吉思汗帝国辉煌的梦想已不可能实现。于是在1571年（明隆庆5年），他与明朝的皇帝（明穆宗朱载垕hou）签订了和约，正式中止了自13世纪中期就开始的，蒙古人与汉族之间持续了三个多世纪的战争。

[195] 东部战事停止了，阿尔坦汗王开始带领蒙古人，从原西蒙古的地盘上（包括新疆北部、青海甘肃一带），向南部和西南扩张，并不断进攻西藏。然而，在西藏境内的一次喇嘛佛教的复兴中，这位汗王却皈依成为虔诚的喇嘛佛教徒。1586年，第一座喇嘛寺庙在蒙古境内建立起来，藏传佛教的喇嘛黄教[196] 逐渐成为蒙古国教。在东西方的历史中，强势民族以武力征服弱势民族，却被弱势民族的精神文化所反征服，这样例子并不少见。罗马人被希腊文化征服，契丹人先后被汉族的佛教文化和突厥人的景教文化征服，金国女真人被汉族儒教文化征服，成吉思汗蒙古人被回鹘—契丹文明征服，女真—满族人再次被汉族文化所征服，古兹突厥人被波斯—伊斯兰教文化征服，都是文明冲突中的同化现象。

[197] 1635年，在满族人占领北京之前9年，东蒙古人（即内蒙古人）与满族王朝联盟。但是，在对满族人征服中国的胜利做出贡献之后，当他们试图恢复自己的独立时，却被清朝军队轻松击溃。从此，内蒙地区安静臣服下来，并一同加入满族的汉化过程。这时候，西蒙古人才是满清帝国真正的威胁。

[198] 1634年，巴图尔洪台吉（Ba’atur-khongtaiji）在父亲喀喇忽剌（Khara Kula）的事业基础上，正式重建西蒙古卫拉特国，或准噶尔国，包括新疆北部地区。1653年他去世后，汗位争夺非常激烈。大约1676年，他的四儿子，正在西藏拉萨的达赖喇嘛那里接受佛教学习的噶尔丹（Galdan 1632-1697）返回准噶尔国，夺取了汗位，并迅速扩大了疆域。

[199] 1678年，作为其属灵导师的达赖喇嘛命令噶尔丹进入喀什噶尔，帮助伊斯兰教的白山派（Aqtaghlik）的和卓（Khoja）家族重新统治喀什噶尔。1680年，噶尔丹消灭了黑山派（Karataghlik）的叶儿羌王国。1681年，征服喀什噶尔，之后占领吐鲁番和哈密等新疆地区南部和东部。1690年春，噶尔丹在击败东蒙古人（即喀尔喀人）之后，占据了从天山东部的伊犁河一直到大兴安岭西侧的贝尔湖（Lake Buyr Nuur 或 Bor Nor）的广大疆域，准噶尔蒙古帝国形成。

[200] 噶尔丹决心要重演祖先成吉思汗帝国的辉煌。1690年，他率军进入内蒙古地区，直逼库伦和张家口之间的乌兰布通地区，临近北京。清朝康熙皇帝率军迎战。天主教耶稣会的宣教士为清政府建造的西式大炮威力无比，噶尔丹大败而逃。1696年6月12日，噶尔丹再次被康熙击败。1697年，噶尔丹病死，他的侄子继位，定首都为伊犁（今伊宁市，维语：呼勒佳，或译作固尔扎）。

[201] 1698年，准噶尔帝国击败西部的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或译为柯尔克孜人），并成功阻挡了北方拿着毛瑟枪火器的优势俄罗斯人。1708年，康熙北京朝廷的势力，利用西藏内部喇嘛教的派系政治斗争，统战其中一方，通过联合提名并批准新的达赖喇嘛，击败敌对方，从而实现了对西藏的远程软控制。西蒙古人没有容忍喇嘛佛教的精神故乡落入异教徒的控制中，1717年6月，准噶尔帝国派军队从新疆南部的于阗（和田）出发，翻越昆仑山，进入西藏北部的那曲地区（Nagchu），并于12月2日占领喇嘛教“圣城”拉萨，洗劫“圣殿”布达拉宫（the Potala），屠城三日。

[202] 康熙皇帝当然无法容忍准噶尔人的挑战及其帝国的势力扩张。1718年，清朝政府从四川派遣第一支远征军，在那曲地区战败。1720年，清朝北京政府再次远征西藏，派遣两支军队，分别从四川和青海的柴达木盆地出发，大败并驱逐准噶尔蒙古人，正式占领西藏。同时，康熙的军队还在进行着另外一场与准噶尔蒙古人争夺新疆的战争。1715—1720年，康熙政府相继占领东疆的哈密、吐鲁番和乌鲁木齐（不久又失去）。期间，吐鲁番的维吾尔族穆斯林起兵反抗蒙古人的统治，便利了清朝对新疆的争夺。1724年，准噶尔帝国与雍正清政府签订停战和约。1727年底，准噶人又出兵收复了吐鲁番，导致吐鲁番的维吾尔族穆斯林，逃往清朝中国境内的佛教胜地敦煌避难。

[203] 1745年，准噶尔帝国的汗王噶尔丹策零（Galdan Tsereng）死去，帝国陷入内乱。1757年，乾隆清朝将军兆惠，率军彻底击败准噶尔帝国，占领了其首都呼勒佳（伊犁）。准噶尔帝国解体，准噶尔人几乎全部被屠杀清除。自此，蒙古人统治新疆地区600多年（1130-1757）的历史结束。

法国亚洲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对此评价说，当东蒙古似乎就要复辟成吉思汗帝国的时候，正逢蒙古人全面皈依西藏喇嘛黄教的高潮，于是，“正待觉醒的蒙古精神又在喇嘛祈祷者的哞哞声中蛰伏下去。满族中国没有费什么力气，就令这些沉溺于敬虔的僧侣式的东蒙古武士们臣服下来。”[204] 的确，阿尔坦汗王东蒙古帝国的崛起和噶尔丹汗王西蒙古帝国的兴起，是藏传喇嘛佛教全面征服蒙古人之前，成吉思汗蒙古草原文明最后的辉煌，正如高昌回鹘文明是在伊斯兰教彻底征服维吾尔人之前，代表突厥文明所发出的最后一道耀眼的光芒。

作为蒙古人的最后一个帝国，准噶尔帝国的灭亡在世界历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勒内·格鲁塞（René Grousset）在其巨著《草原帝国》中所总结的那样：

“乾隆皇帝对伊犁河流域和喀什噶尔的吞并，标志着中国自汉朝班超时代以来的亚洲政策：即定居民族对游牧民族的还击，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最终取得了彻底胜利。这一过程用了18个世纪。”[205] 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弓箭手再也不能主宰世界了”。[206]

4、新疆地区的“汉族时代”

（公元1759—2009年）

（1）满族中国清朝时期（公元1759—1912年）

[207] 前面的历史提到过，曾经占领过宋朝中国北方100多年（1127-1234）的金国女真人，在被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消灭之后，似乎销声匿迹了。到了中国的元末明初的时代，他们居住在松花江和日本海之间，过着与世隔绝、靠渔猎为生的森林部落生活。在沉寂了近400年之后，这个女真民族又重新进入了历史的舞台。只是，这一次他们被称为满族人。

[208] 1606年，努尔哈赤统一七个女真部落，建立满洲国。这个时期，满族文字参考采用回鹘字母的蒙古书写文进行了改进。1644年，满族军队入侵北京，中国明朝灭亡，满族清朝建立，皇太极之子顺治成为第一任皇帝。1651年，满族人用游牧民族惯用的方式，血腥屠杀（例如，扬州屠城），征服汉族，占领整个中国，并融入汉族文化，演化成为中国历史中的最后一个王朝。

笔者认为，满族人的祖先女真人的金朝，在南宋时期统治中国北方一个多世纪，并同化成为定居民族，他们对汉族文化毫无疑问是非常熟悉甚至是接受的（有‘金亡于儒’之说），而在流亡东北的四个世纪里，这种文化状态可以通过教育和政权体制得以传递。因此，当他们从东北南下，进入长城山海关后占领中国，主动采用汉族文化的那套模式来统治中国，应该是轻车熟路的。作为满清王朝的第二、四任皇帝，康熙和乾隆，他们竟然是水平高超的汉语诗人，说明了满清皇室的汉族文化教育水平和重视程度是相当高的。因此，满清很快就被汉族文明同化了。

前面提到，1755年，乾隆清政府派遣抚远大将军班第率领军队，正式进攻新疆地区。1757年，在兆惠将军的带领下，清军彻底击败蒙古人的准噶尔帝国。[209] 1759年7月（乾隆二十四年），[210] 兆惠将军和富德将军联手击败喀什地区维吾尔族大小和卓的穆斯林军队，彻底占领新疆南部；从此，西域地区并入了清朝中国的版图。[211] 同年，清政府将西域改名为新疆，并实行军府制殖民统治。[212] 1762年，在呼勒佳（伊犁，伊宁）附近的惠远城设立伊犁将军府，[213] 呼勒佳（或译作固尔扎）正式成为新疆的首府。1842年，作为改变中国历史的中英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人物——林则徐将军，战败后被清朝政府发配到新疆，驻扎伊犁将军府。

康熙—乾隆消灭准噶尔帝国，大规模屠杀清除准噶尔蒙古人，占领西域地区，这是新疆地区历史中的又一次种族屠杀的悲剧。当然，从纯粹的宏观历史学角度来看，康熙—乾隆的胜利，不仅是世界范围内土耕定居民族彻底战胜草原游牧民族的里程碑，同时，也实现了中国自秦始皇时代以来“一统世界”的梦想，尽管这是由刚刚才从游猎民族转型成为定居民族的满族人（即占领北宋的金国女真人）所实现的。此时，对外自称满清的中华帝国，占领了整个准噶尔帝国的领土，西到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到蒙古草原全境，是中国历史中领土面积最大的时期（注意：蒙古帝国时期，中国是蒙古帝国下属的四大行政区之一，属于殖民地，领土范围不包括新疆地区、蒙古草原、东北等地）。

到了清朝末期，由于中国的落后和衰弱，以及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败，在1864年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将新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地区割让给沙皇俄国；然后由于1881年的《中俄伊犁条约》，新疆又失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214] 1892年，俄国逼迫清政府军队退出帕米尔地区，随即占领该地区。[215] 因此，1884年11月17日，清朝被迫将新疆的统治中心由伊犁东移到乌鲁木齐（1763年·清乾隆二十八年，乾隆皇帝将扩展后的城池命名为“迪化”），并将新疆建立成为满清中国的一个省会。[216]

（2）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汉族中国时期（公元1912—至今）

[217] 尽管清朝满族政府已经完全被汉族同化，但最终还是被1911年1月（清宣统三年）汉族人的辛亥革命推翻。于是，中华民国建立。1912年5月18日，中华民国北京袁世凯政府，任命原清朝镇迪道台杨增新为新疆都督，统管新疆。1912—1928年，杨增新执政新疆17年，局势稳定。

[218] 1928年4月，国民党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7月7日，杨增新遇刺身亡，金树仁接任新疆主席，5年后因新疆政局动荡而辞职。1933年，南京政府委派盛世才为新疆省主席，一直到1944年9月下台，由国民党政府的张治中将军接管新疆。1947年5月，南京政府任命麦斯武德为新疆主席。金树仁的无能和盛世才的残暴统治，导致民怨沸腾，直接为穆斯林极端主义者发动圣战提供了舆论和群众基础。

[219] 1948年5月，国民党中国政府陶峙岳将军出任新疆警备司令，掌握新疆军警大权，新疆主席是包尔汉·沙黑迪（维族Burhan Shahidi）。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将军率领新疆国民党军队全体通电北京中共政府，宣布投降。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布成立。11月20日，中共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在王震将军的率领下，进入新疆省府迪化市。

（图1-25 1949年1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战车团进入新疆迪化，出自田卫疆的《新疆历史》第62页）

1949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政府在新疆建立共产主义政府，将新疆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220]。

1955年9月30日，宣布新疆省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省建制。[221] 于是，古老回鹘人的名号再次成为新疆历史的标签。中共中央政府表示，新疆自治区的“帽子”，还是要戴维吾尔族的。[222]

2005年10月30日，中国共产党新疆政府举行50年隆重庆祝活动。与此同时，古老回鹘人的后裔，当代的维吾尔人，开始用伊斯兰教武装斗争的方式，寻求旨在推翻汉族统治、清除汉族的独立运动。只是，这些祖先来自中古时代蒙古草原的突厥—回纥—回鹘人，开始自称“东土耳其人”。

（图1-26 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出自田卫疆的《新疆历史》第63页）

二、维吾尔族简介

一位从事现当代新疆研究的西方学者，犹斯丁·容·德尔森（Justin Jon Rudelson）发出这样的感慨：“新疆是不同民族交织流动的地区，其中还有难民和政治流放者的群体。新疆的历史是内部区域之间政治斗争的历史，并因此导致了不同民族的等级划分。总之，新疆的民族和文化具有错综复杂的多样性，难以理出清楚的头绪。”[223]

根据2009年末的政府统计，新疆总人口目前超过2158万6300，出生率5.61‰，自然增长率1.22‰，[224] 共47个民族，其中13个主要的民族：维吾尔（1001万9758）、汉族（841万6867—笔者认为这个数据不准确，汉族人口至少应该占新疆总人口的一半。因为自1992年中国经济深化开放之后，新疆涌入了大量的汉族流动人口，可能是难以统计，或者这是一个为政治服务而缩小的数据。下面的相关数据同理）、哈萨克（151万4814）、回族（98万0359）、柯尔克孜（18万9309）、蒙古（17万9615）、塔吉克（4万7187）、锡伯（4万2790）、满族（2万6195）、乌孜别克（1万6669）、俄罗斯（1万1672）、达斡尔（6992）、塔塔尔（4883），以及其它民族（12万9190）。[225] 维吾尔族占新疆人口的46.42%，汉族占38.99%，是最大的两个民族。[226] 1949年，新疆人口只有433.34万，其中非汉族人口404.24万；1976年总人口1185.80万，非汉族人口694.91万。 [227]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都信奉伊斯兰教，占新疆总人口的60%，除了塔吉克族，所使用的语言都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228] 蒙古人大多信奉喇嘛教（黄教）；[229] 锡伯族信奉萨满教和喇嘛教；[230] 满族人信奉萨满教；[231] 达斡尔族主要信奉萨满教，少数人信奉喇嘛教。[232] 在1950年代中国内地汉族人大规模移民到新疆之前，维吾尔族是新疆的主要民族。如今的汉族主要是无神论信仰，少数人信仰基督教。

1、维吾尔族的起源和发展史

维吾尔族是如今新疆本土的两大主体民族之一，伊斯兰信仰根深蒂固。维吾尔这个名字在维吾尔语中的发音是“Wei Gu Er”（Uyghur），意思是“联合、团结”。在上文中介绍过，维吾尔族主要是来自蒙古草原的回鹘突厥人（公元840年），至今保持着纯正的回鹘血统。不过，其后代中有一小部分人，与（新疆）塔里木盆地绿洲上的高加索—印欧土著游牧民族、以及后来北疆的蒙古人有混血。[233]

维吾尔和回鹘，都是来自这个民族在突厥语中的音译（Uyghur），在此之前，这个民族被称为“回纥”（Uyhur），是属于蒙古草原突厥民族中的一支。[234] “回纥”和“回鹘”的名字，在唐朝史书《新唐书·回鹘》中已经出现。[235] 到了元朝，音译更加准确，被称为“畏兀儿”人。[236] 在先秦和汉朝，回纥人的祖先和其他蒙古草原民族被称为“丁零”人；商周时期，被称为“狄”人。[237] 公元3世纪之后，《魏书·高车传》称之为“赦勒”、 “铁勒”或“高车”（并非音译，而是因“常乘坐高轮车”而得名）。[238] 公元六世纪后，这些民族开始采用突厥卢尼文，并留下许多碑文。1893年，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V. Theomsen）解读了这些文字，发现这些草原民族自称“Turk”或“Turuk”，意思是“强有力”，[239] 也就是“突厥”的词根，“铁勒”和“突厥”是其音译。回纥人是这些突厥民族中的一支。

勒内·格鲁塞认为，“回纥人在突厥—蒙古人中一直处于相当先进的地位，到了成吉思汗时代，他们成为蒙古人的导师。”[240] 回鹘人一直在草原民族中保持先进的文明，尤其是在中国唐朝时期；到了成吉思汗时代，尽管其国家政权实体被蒙古帝国殖民，但是其文明却由于蒙古帝国的重视，得到史无前例的广泛传播。

公元744年（唐朝天宝三年），回纥人在中国北方的蒙古草原建立了鄂尔浑回纥汗国，疆域西至（新疆）阿尔泰山，东至兴安岭；次年，得到唐朝玄宗皇帝的册封，称为怀仁可汗。[241] 自公元763年，回纥人开始信奉摩尼教，萨满教衰落。中国唐朝史书记载：“回纥人常与摩尼教徒共议政事。”[242]

公元788年（贞元四年），回纥可汗上表中国皇帝唐德宗，获批准，改名为回鹘（Uyghur）。8世纪中叶，回鹘汗国与（新疆东部的）吐蕃（西藏）王国持续战争，直到9世纪20年代。[243] 公元840年，野蛮突厥人吉尔吉斯杀死了回鹘可汗，推翻了称霸蒙古草原一个世纪的回鹘帝国。[244]

亡国后，回鹘人被迫向南和向西迁移。他们共分为三支：南迁回鹘、甘州回鹘和西迁回鹘。[245] 其中，西迁回鹘15部在庞特勤的带领下，来到新疆北部的北庭（庭州，今乌鲁木齐附近的吉木萨尔）—高昌（吐鲁番附近）地区定居下来。其中还有一部分人继续西进，穿越天山北部伊塞克湖和伊犁河谷一带，即他们的老朋友葛逻禄人的地盘，然后南下至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以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境内的托克马克市）和喀什噶尔为中心，建立了喀喇汗国。当然，大部分回鹘人留在了新疆东北部。根据《新唐书·突厥传》记载，10年后西迁回鹘的人数“渐至二十万”。[246] 公元856年，（新疆）天山东部地区成为回鹘人的中心，庞特勤自称可汗。唐朝册封他为怀建可汗，承认这个西迁的回鹘汗国。[247]

从公元843年开始，西迁回鹘人开始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绿洲上定居，包括喀喇—火者（音译，地址不详，可能也是高昌或交河故城一带）、吐鲁番—高昌、古城（北庭，别失八里，今乌鲁木齐附近的吉木萨尔）、喀喇沙尔（焉耆）、库车。[248] 公元866年（唐朝咸通七年），东回鹘汗朝将高昌（今吐鲁番附近）定为首都。[249] 公元1006年，已经伊斯兰教化的西回鹘人（喀喇汗国）彻底击败了塔里木盆地最后一个印欧王国—于阗。[250] 于是，这些祖先是从蒙古草原逃亡而来的回鹘人（维吾尔人），开始在印欧人的疆域里，实行自己的突厥化统治，[251] 并形成东西回鹘两个汗国，即以喀什噶尔—巴拉沙衮（今托克马克市）为中心的喀喇汗国，和以新疆东部北庭（古城，今吉木萨尔）—高昌为中心的高昌回鹘。[252]

在回鹘人大举进入塔里木盆地之前，这里的居民主要是雅利安—印欧民族，即中国古代尤其是诗人所称的胡人（笔者注：或羌人）。[253] 例如，在塔里木盆地西部有个叫做疏勒的喀什王国，是说东伊朗语的印欧白种人。根据中国唐朝去印度的朝圣取经者唐玄奘的记载，喀什人是蓝眼睛。“他们就是日耳曼作家们所说的雅利安文明（Aryanism）的创始人”。[254] 由于他们早已成为希腊、伊朗、佛教文明的传递者，因此主要采取定居生活方式，但在城市之外生活的可能还保持着祖先的游牧方式。

不仅是（新疆）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即使是天山以北的伊犁河流域，根据《前汉书》的记载，在公元前二世纪西迁大月氏所遭遇的乌孙人，就是蓝色眼睛、赭色胡须的人。[255] 当然，新疆北部主要是黑发褐眼的斯基泰—印欧游牧民族，乌孙人是因为匈奴人的入侵，才被迫从塔里木盆地的东南部，迁徙到新疆地区的西北部。在汉朝之前，这些印欧语系的民族已经扩张到今天中国甘肃境内（例如月氏王国）。到了公元前二世纪，他们开始不断向西撤退，主要是由于遭到中国北方蒙古草原的匈奴人（即后来的突厥人）的凶猛入侵。[256]

回鹘人在塔里木盆地的入侵和定居，导致了当地这些高加索—印欧居民的突厥化。[257] 在此之前，由于印度佛教的传播，梵文成为这个地区的宗教语言，唐玄奘在公元629-644年期间的游记证实了这一点。[258] 在回鹘人的统治下，当地居民逐渐采用了回鹘语言，但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吐火罗语和东伊朗语以及印欧知识文化体系。[259] 即保留了希腊历史学家所称的“吐火罗”（Tocharian, Tokhayoi）文明。[260] 吐火罗文明和中国所称的月氏文明，都源于同一种古老的游牧文明，但吐火罗人是以定居方式为主，而月氏人是以游牧方式为主，前者属于雅利安—印欧民族，后者属于斯基泰—印欧民族，即中国人所统称的塞人。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月氏人相继两次击败并占领吐火罗人的在阿姆河两岸的地盘：粟特和大夏（索格底安那和巴克特利亚）。

西迁回鹘人在今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建立了高度繁荣的文明。在13世纪的元朝，喀喇汗国的西回鹘文明在被伊斯兰教征服后已经衰落，而保持着回纥—唐朝—摩尼教—景教综合文明的高昌回鹘人，在蒙古人的帝国中扮演了杰出的文明角色，建立了帝国行政管理体系，培训影响了大批蒙古汗朝的官员。现代土耳其语“Uyghur”一词的意思是“文明化的”，由此可见回鹘文明在土耳其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高度。[261] 14世纪末，伊斯兰教通过蒙古人征服高昌回鹘人后，其文明就迅速衰落了。

12世纪中叶，高昌回鹘（东回鹘汗国）和喀喇汗国（西回鹘汗国）相继被西辽（公元1130-1218年）[262] 所征服，从此再也没有独立过。到了13世纪初，别失八里—高昌回鹘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所兼并。[263] 前面提到过，1218年，成吉思汗占领整个西辽（包括新疆地区），并将这片土地分给了他的二儿子察合台，成为察合台汗国。

1450年开始，也就是蒙古东察合台汗国在新疆强制推行伊斯兰教的高潮时期，“畏兀儿”这个名称被停止使用，长达近500年。[264] 直到1934年 [265]，在苏联外交官格利金·阿普里索夫（Garegin Apresoff）和著名的维族诗人阿卜杜克哈里克（Abdukhaliq）的推动和影响下，以及后来成为新疆政府主席的包尔汉·沙黑迪的倡议下，新疆政府才正式决定重新使用这个名字，并确定汉语音译为“维吾尔”族。[266] 这个名称的恢复，主要是来自这位精通汉语、俄语的维族诗人的贡献，是他通过研究中国唐代史书，发现了自己民族的本来名称和历史来源。在此之前，西方人称维吾尔人是“突厥人”，有别于哈萨克人和柯尔克孜人等民族，汉族人则称维吾尔人为“缠头”。

2、维吾尔语书写文的演化史

[267] 回纥人在从伊朗或外伊朗地区引入摩尼教的同时，也从同一大地区的河中领域（Transoxiana阿姆河与锡河之间的地区）引入了索格底安那字母（Sogdian是从叙利亚Syriac文中衍生derive出来的，即中国学者所称的粟特文或），并发展成了他们自己的回纥文字体（即回鹘字体Uyghur Script）。公元8世纪，回鹘文取代了鄂尔浑（Orkhon）流域的古老突厥字母（Turkic Alphabet）。

[268] 回纥人最早使用突厥文，然后采用栗特文字母，在此基础上创建回鹘文。突厥文属于蒙古草原突厥民族的古老文字，因外形与古代日耳曼民族所使用的卢尼文相似，被西方学者称为突厥卢尼文，因为是发现于鄂尔浑—叶塞尼河流域，所以又被称为鄂尔浑—叶塞尼文。这种突厥卢尼文字，后来被学者认为，主要是来自更古老的粟特文字。粟特文（或窣Su利文）字母来自阿拉美文字母，粟特语是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支；回鹘语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东南语支。也就是说，8世纪形成的回鹘文，是根据当时更为现代的粟特文字母，对古老突厥文进行的升级版本，并非截然不同的字母体系。

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阿拉美文（Aramaean或阿拉米文）就是亚兰文（Aramaic或译为‘亚拉姆语’），是耶稣基督的母语，属于闪含语系—闪语语族—西北闪语语支，发源于叙利亚中部的《圣经》中所称的亚兰地区。阿拉伯文和现代希伯来文采用的是亚兰文书写字母体系。叙利亚语是中古时期亚兰语的代表，由叙利亚教会所使用（《圣经》翻译成叙利亚语）和保留至今。叙利亚语的神学在4-6世纪达到顶峰，代表性的神学家是圣徒埃弗兰（Ephrem 或译为厄弗冷）。古代中亚的粟特语属于伊朗语族，但是书写文字母采用亚兰文—叙利亚文字母，而古维吾尔语的书写文字母采用的粟特文字母，因此有亚兰文—叙利亚文字母的元素。

[269] 回鹘文字属于音素文字，来源于草体粟特文，由18-22个字母组成（各时期字母数不同），字体大致分为经体、楷书体、草书体和木版印刷体，早期从右向左横写，晚期从左向右书竖写（参看图1-25）。在后来的历史中，回鹘文字母衍生出蒙文字母，蒙文衍生满文字母，满文又发展成锡伯文（新疆锡伯族），但源头是粟特文字母——叙利亚文字母——亚兰文字母。

（图1-27 在哈密发现的高昌回鹘文佛教著作《弥勒会见记》，出自田卫疆的《新疆历史》第46页）

[270] 维吾尔语书写文在过去13个世纪中几经变化，深刻影响了亚洲草原几大民族的文字。维吾尔语和乌兹别克语非常相似，与西部裕固语（甘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同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东南语支（或维吾尔语—察合台语支），而同一语系中的吉尔吉斯语、卡拉卡尔帕克语（Karakalpak）和哈萨克语之间相当接近，同属突厥语族西北语支（或钦察语支）。现代的维吾尔语，也称为新维吾尔语，其标准普通话口音主要是基于伊犁—乌鲁木齐的维吾尔语地方话。

公元8世纪维吾尔人借用当时的粟特文字，将突厥文字升级演变成回鹘文，然后在9世纪成为高昌回鹘（吐鲁番地区）的通行书面语言之后，还引入当地印欧语书写文字的一些元素，被称为“古维吾尔文”。在新疆地区出土的回鹘文资料中，主要是宗教方面的，包括摩尼教、基督教和佛教。作为西回鹘汗国，即喀喇汗国，在10世纪末皈依伊斯兰教之后，采用与“阿拉伯化的波斯语字母和乌尔都语字母”相似的、经过改动后的阿拉伯语字母作为回鹘书面语字母（书写中省略元音），[271] 并进一步在阿拉伯语尤其是波斯书面语的影响下，于公元1000年左右，在喀什噶尔地区形成了第一种具有伊斯兰教色彩的维吾尔书面语，也被称为“早期察合台文”，广泛用于中亚地区，特别是在14-15世纪的帖木儿帝国范围内。至13世纪，演化成“晚期察合台语”，或简称为“察合台语”，取自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的名字（统管蒙古帝国的察合台汗国，卒于1241年），也称“老维吾尔文”，一直使用到19世纪末期。

（图1-28 蒙古帝国时期挂在脖子上的银胸牌，反正两面的回鹘文字；出自《蒙古帝国忽必烈时期两个维吾尔族景教徒的游记》）

总结可知，喀喇汗国的维吾尔语，首先是采用“改动版”的阿拉伯字母，但仍然保持回鹘语文，这是第一阶段的变化，就好像二战后苏联帝国的统治时期，中亚各突厥民族被迫采用苏联式的斯拉夫字母，作为突厥语的书写字母，但语文不变。然后，由于进一步受到阿拉伯语尤其是波斯语的书面语文影响，形成不仅是字母，而且书面语文也发生变化的早期察合台语（第二阶段），就好像日语书写语言采用部分汉字。然后，发展成第三阶段的晚期察合台语，并广泛用于中亚地区，就如同古朝鲜书面语文采用汉字。如今，维吾尔族常常称第一阶段的采用阿拉伯式字母的回鹘文字母，称为察合台语字母，这是不准确的，而应该称为“伊斯兰教化的回鹘文字母”。在第三章中提到的土耳其和瑞典宣教士们翻译的圣经，就是采用第一阶段的元音缺失的书写字母，但书面语言是喀什噶尔方言，而不是察合台语。

维吾尔文采用“改动版”的阿拉伯字母作为书写字母，长达1000年。在进入20世纪之后，1930年代至1980年代，维吾尔语的书写语言，又发生了四次重大变化。

[272] 1937年至1954年，对维吾尔书写语所使用的阿拉伯字母进行了改革，突出了与中亚和中东的阿拉伯字母的不同之处，更好地适应了现代维吾尔语。同时，苏联帝国境内的突厥语，包括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的书写文，开始采用西里尔字母模式，即斯拉夫字母（俄语、乌克兰语、马其顿语的书写字母）。1956年，中国政府跟进苏联政府，也将维吾尔语书写字母改成斯拉夫字母，希望以此减少伊斯兰教资料的影响，并较容易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教育。仅仅4年后，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新疆政府就情绪化地抛弃斯拉夫字母体系，将基于英文字母的汉语拼音字母引入维语书写字母体系，被称为“新文字”。1984年，中国新疆政府又放弃了新文字，采用新版的经过略微改动的阿拉伯字母，并增加元音，直到如今，被称为“旧文字”。从右向左横写，共有32个字母。[273]

（图1-29 2002年新疆的一张缴费收据，上面印有如今的维吾尔语书面文字与对应的汉语文字）

在如今维吾尔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中的“去汉族化”并与西方先进文明接轨的趋势中，一些知识分子和电脑编译人员，尝试采用罗马化字母，称为“维语拉丁书写文字” 。如今，这种“文字”广泛用于互联网上，例如，电子邮件和短信，方便快捷，为年轻人所喜爱。

三、新疆地区民族演化史的结局和人类学话题

根据本章的论述，关于新疆地区民族历史演化过程和现今状况，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总结：

（1）如今新疆号称有47个民族，人口2100多万（2009年：2158.63万）。作为主体突厥民族——维吾尔族，是来自中国北方蒙古草原上的回纥—回鹘人，已经定居新疆近1200年，但是在历史中作为独立政权只有287年的时间（公元843-1130年）。

（2）新疆北方的突厥化导致斯基泰—印欧民族向西撤退，成为如今中亚的一些国家和俄罗斯的部分居民，并仍然呈现白种人特征。在新疆西北部的中国边界的内外地区，仍然可以看到少量纯种印欧人的后代，以及大量与突厥人混血的后代，例如，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等等。

（3）新疆南部的突厥化主要是由回鹘人的入侵实现的，并导致大量当地的土著雅利安—印欧人向西撤退，成为中亚几个国家的居民。由于新疆南部的突厥化较晚，同时由于北部的天山山脉屏障和塔里木盆地的浩瀚沙漠，这里相对安全一些，大规模屠杀也较少，所以高加索人—印欧人的数量要比北疆多。直到今天，在南疆地区，尤其是塔里木盆地的偏僻地区，仍然有一定数量的古雅利安—印欧人的后代。例如，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缘，住着自称是塔塔尔和塔吉克的民族，就是纯种的雅利安—印欧人，看起来与今天的西北欧人没有区别。

（4）目前仍然有相当数量（近20万人）的蒙古人居住在新疆北部和南部，并且被行政划分为两个蒙古自治洲——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喇嘛教仍然是他们的主要宗教。

（5）如今新疆的汉族数量与维吾尔族大致相当，甚至要多一些。还有一些数量很少的当地土著汉人，主要是历代中国王朝派到新疆戍边屯垦的汉族后代，以及甘肃青海等邻近省份地区因战争、种族屠杀、饥荒等原因迁移或逃亡到新疆的汉族后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都是20世纪中后期中国政府派遣到新疆的部队、支援边疆的知识青年，以及流放等人员。其中1950—1978年，在中国政府的派遣和动员鼓励下，移民新疆的汉族约300万人。[274]

在清楚新疆地区复杂的民族演化史之后，需要探讨几个人类学的重要而有趣的议题。

1、匈奴—突厥—维吾尔族的人种特征

有些中外学者认为，今天的维吾尔人保留甚至代表着古代印欧人种的特征。这一点是错误的，需要澄清。

关于突厥人及其代表回鹘人的面部特征，没有多少中国史料可以参考。《史记》中竟然没有回鹘人的面貌特征描述。11世纪的波斯人描述突厥人是“宽脸庞，小眼睛，高鼻子，少胡须”。[275] 德国一位突厥学家根据回鹘壁画指出，“……回鹘贵族的面孔则满如圆月，鼻子稍钩，眼如杏仁，就像一般的蒙古人那样。” [276] 这里的“鼻子稍钩”，可能是与新疆东北部斯基泰—印欧人的混血特征。根据新疆吐鲁番地区交河故城出土的高昌时期的颅骨资料，通过“形态观察和测量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该墓地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具有蒙古人种的大部分特征，但也混有少量欧罗巴人种的性状，进一步分析表明该组颅骨与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关系较为密切。”[277]

那么，突厥人，尤其是回鹘人，他们的面貌特征到底是怎样的呢？根据笔者在新疆从小到大生活多年的经验，今天典型的维吾尔人当中，排除混血特征的影响，普遍具有肤色偏黑、黑发、身材不高，下身短，等等，稍偏蒙古人的东亚人特征。同时，他们又具有眉骨高，眼眶较深、上唇胡须浓密、眉毛浓重，身体毛发较重，这些与蒙古人皆然不同的、略微倾向于印欧人的部分特征。注意，蒙古人的脸型是圆的，而突厥人的脸是因为头大而显得阔，两者是不同的，此外，他们比东蒙古人（或内蒙人）的肤色更黑一些，而蒙古人的胡子和毛发轻淡，倾向于汉族人特征。

现代蒙古人尤其是内蒙古草原东部的——即内蒙古人，当中有许多具有汉族人特征，脸型瘦小。这主要是因为蒙古元朝被推翻后，超过6万蒙古人从中国撤到蒙古草原，[278] 这些在中国北方统治并居住130多年，在中国南方统治居住80多年的蒙古人后代，与汉族人有不可避免的混血历史。正如今天老北京人的后代，他们当中有些人的面孔仍然带着蒙古人的特征。此外，内蒙古地区在被清朝纳入中国版图后，也与满族一同加入了汉化的行列。因此，今天的内蒙古尤其是中部和东南地区的蒙古人，在面貌特征和文化方面，已经相当汉化了，但蒙古语传统还没有消失，所以情况要比满族人好一些。

根据《回鹘人种考》对敦煌、北庭和高昌回鹘画像细致准确的描述可知，回鹘人“脸型方圆，眼睛似柳叶或小鱼，浓眉、唇上胡须浓，鼻子较大”。[279] 注意，这是从汉族文化的角度所观察的结论，主要是鼻子前部大，即大鼻翼。从西方人的角度，即前面提到的他们对阿提拉匈奴人的描述，就会得出“鼻子塌”的结论，主要是指鼻梁，特别是相对东罗马的南欧人，以及西亚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突厥人的鼻子高度是不可容忍的。此外，这里所描述的“柳叶”和“小鱼”形状的眼睛，是汉族文化所熟悉的比喻方式，也就是中、西亚地区人们所熟悉的巴达木果仁或杏仁的形状特征。

总结可知，典型的突厥人，尤其是维吾尔族人的面貌特征是：亚洲人的短身材和黑发，肤色偏黑，身体毛发重，头大脸阔，鼻子比汉族人大，比西方人小，鼻梁不高、上唇胡须浓密，重眉毛，眉骨高，眼睛不大（东亚式的），但专注有力。在今天的四川省和湖南省，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典型特征的南迁回鹘人的后代。因此笔者认为，虽然同属于蒙古草原上的亚洲人种，突厥人和蒙古人是截然不同的民族，他们就是汉朝时期的匈奴人。需要注意的是，突厥人的眉骨高，鼻子较大，在头骨上就会表现出少量的欧洲人种特征，这与刚才提到的高昌时期的墓葬头骨形状特征相吻合。尽管如此，纯血统的突厥人（特别是维吾尔人），与印欧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种族。（图1-29和图1-30中的回鹘人像，属于今天维吾尔人的典型面貌特征；图1-31略有维吾尔人的特征；图1-32中的不是维吾尔族，应该是当地信奉佛教的印欧民族。注：下面的四幅插图及其标题来自刘宁的《回鹘人种考》）

图1-30 北庭高昌回鹘佛寺S105殿西壁回鹘供养人像

图1-31 北庭-高昌回鹘佛寺正殿南踏道口亦都护供养像

图1-32 柏孜克里克石窟寺第十九窟回鹘供养人像

图1-33 北庭-高昌回鹘佛寺S101殿壁画

之所以《史记》中没有对匈奴人（后来的突厥人）特征的描述，应该是因为，除了眉骨高和鼻子较大之外，匈奴人与那时候中国北方的汉族看起来差别不大，秦始皇的兵马俑的面貌特征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唐朝史书中也没有记载回鹘人的面貌特征，除了他们与汉族同属东亚人种形像的大范畴之外，还因为唐朝时期中国北方汉族与突厥民族来往频繁，不乏混居混血的情况，尤其是隋唐的皇室，在下一章中会提到这一点。因此，突厥民族及其回鹘人的面貌特征，在汉族人看来并不稀奇。注意看就会发现，回鹘供养人像中的人物特征，与唐朝绘画中的人物面貌特征是何等相似，尤其是服饰穿戴受到唐朝的影响，当然也可能是突厥—汉族混血的后代，特别是作为皇室成员。

因此，今天的维吾尔人当中，具有典型印欧人特征的，主要是混血的结果，而且数量也是非常少的。在历史中，维吾尔人与蒙古人混血的数量是比较多的，主要是14世纪期间与新疆地区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通婚的缘故。那些回鹘人与当地土著印欧白种人混血的后代，具有双方的特征，如果混血程度高，就更偏像南欧人。还有一些看起来是纯粹的白种人，却自称是维吾尔人，这显然仅仅是文化上被突厥化和伊斯兰教化的当地印欧土著人。

比较而言，北疆的维吾尔族与印欧人的混血规模，要比南疆的小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北疆的斯基泰—印欧人是游牧民族，面对突厥化的威胁迅速西撤了。但是南疆塔里木盆地的雅利安—印欧人，其传统的吐火罗文明可能是因为深受波斯—希腊—印度文化的影响，在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已经属于较为成熟的城郭定居文明了，再加上佛教文化的影响，因此迁徙能力和对抗突厥化的能力都差（兵弱畏战）。此外，由于南疆接受伊斯兰教的时间较早，印欧民族身份意识迅速淡漠，因此与突厥人通婚的规模较大。其中在回鹘贵族阶层中，通婚的现象会更频繁一些。“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曾对一支居住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居民——克里雅人，进行人类线粒体DNA（mtDNA）高可变I区的片段分析，根据Cavalli-Sforza的三角法计算出克里雅人群的基因来源，其中亚洲成分占64％，而欧洲成分占36％。”[280]

最后，作为汉族，与新疆当地突厥民族混血的后代，只是极其个别的，因为两者之间几乎没有通婚现象。此外，公元9世纪中期，中国唐朝时期那些南迁的回鹘人，一直深入到今天的四川；湖南有些维吾尔族，据称是蒙古元朝的军队所留下的（笔者认为，也可能是南迁回鹘人的后代）。如今，在这两个地区，尽管与当地汉族混血已久，人们仍然能够看到他们当中的个别人，其面貌特征与今天新疆大多数维吾尔族人完全一样的、古代回鹘人的后代，却自称是“四川人或湖南人”。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今天在新疆的绝大多数维族人，仍然是从蒙古草原上带来的纯正血统。这样看来，如果维吾尔族代表着古代突厥民族的统一面貌特征，那么，这说明突厥人与蒙古人完全是不同的民族（或种族），尽管都是古代居住在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并且，根据前面的民族历史和人类学分析可知，维吾尔族与印欧民族之间，没有任何的种族血缘关系。

2、古代印欧民族与华夏民族之间的文明交流

由于塔里木盆地的木乃伊和河南安阳殷墟（约公元前1250-前1045年）考古出土文物（带有轮子的车、铁器和马）的发现，使不少学者认为，在中国殷商时期，由于高加索—西式印欧人一直深入居住至今天的甘肃省地区，所以在距离并不远的中国（特别是中原地区），一定受到西方古代文明的影响。对此，笔者表示谨慎的同意，因为从甘肃地区到西安城，再到洛阳府，从地理上算是邻居了，因此通过经商或战争，实现这种上古时期的“全球化”，不存在什么问题。由于安阳发掘的三大发明（轮车、马匹和炼铁术）似乎是突然出现的，可能不是当时中国本土的传统，而欧洲的这三大发明要早于中国，因此有中西学者因此认为，是古时的西方欧洲文明影响并促进了中国文明在殷商时期的辉煌进步。[281] 然而，这一假设的证据并不充分。

中国的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在其著作中指出，安阳文物中的一些陶器形状和木头上的图案，经考证都是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中国在纪元前二千年或更早时期和西方文明接触的最有趣的证据，是从陶器的形制上得到的……将商代陶器和近东中东的形制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很多甚为相像的例子；……”此外，安阳出土的“两轮大车其型式跟巴比伦遗物上的图画并无差别。而巴比伦的两轮大车，是公元前三千年的事，其时代比殷墟要早。”[282]

这样看来，中国的殷商古文明更可能是受到两河文明（苏美文明）的影响和促进，而不是西方欧洲文明。在《圣经·旧约》中，有大量篇幅提到两河地区的亚述古国和巴比伦古国。根据《圣经·创世记10：32—11：1-9》的记载，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是在挪亚大洪水之后（约公元前4千年）才发展形成的， 并且在“巴别塔语言变乱”之后开始向世界各地迁徙。当时的人们擅长建筑，正在示拿（巴比伦）的一片平原上联合建造一座大城和高塔，“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语言，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叫巴别。”根据这一记载和逻辑，人类所有的种族，都是从两河地区迁徙出来的，因此，所有的人类古文明，都应是源自两河文明。

图1-34 安阳出土的殷商时期的两轮大车

如果古代白种人的文明也是来自两河文明，那么，中国殷商的三大发明，就有可能是由那些中亚的土著印欧白种人游牧民族向东亚传播来的，毕竟他们在地理上离中东更近一些，骑马交通快捷便利。安阳出土的殷商时期的数千玉器，多数为新疆和田玉制品，证明了当时中国与中亚之间存在的交流，是通过“玉石之路”，即后来的“丝绸之路”。[283] 《史记·李斯列传》中也提到了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十年），李斯上书秦王，提到秦王拥有昆仑山（和田）玉。

同样，两河文明也应直接向欧洲的白种人传播，并且速度更快，因此导致了西方进入铁器时代，比中国大约早一个半世纪。这样看来，较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国的殷商文明受到中亚土著白种人所传播的两河文明的影响，而不是西方欧洲的影响。当然，这一令人兴奋的学术假设，需要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来证明。

图1-35 安阳出土的殷商甲骨文和“妇好”墓的陪葬玉器；

此外，这一文明的传播方式，不外乎通过商业、政治、战争和宗教的方式进行。正如漠北草原各民族与中国汉族之间的武力冲突、政治友好往来、通商或宗教传播，所导致的文明交流和相互影响。还有一种更大胆的假设，认为那些原始中国西面邻居的印欧白种人，曾经在夏商之前统治过中原的民族。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至少甲骨文中记载了双方的战争。如果考古学将来能够证明，那就需要改写中国文明史了。

3、古代高加索—白种印欧民族在中国的混血后代

根据甲骨文中的记载，商朝时期的中国与西边的羌族经常发生战争。例如，商武帝的妻子好妇，就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女将，惯用战斧，曾经与羌族打仗，有时还带回俘虏屠杀献祭。这里的羌族，笔者认为，应该就是那些古代的高加索—白种印欧人，很可能就是那些月氏人（如果今天四川境内的羌族是他们的后代，虽然已经严重混血，还是应该能够从外貌上看出高加索—印欧人的特征，这需要有人考证）。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原的考古工作中，尤其是在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会在墓葬中偶尔发现少量的高加索—西方人种的遗骨，可能就是那些俘虏。如果将来能够发现大量的高加索人遗骨，就能够说明除了战争之外，他们与中国人之间还有其它形式的交流，例如，和平时期的商业往来。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笔者和一些学者所倾向的，那就是在中国夏朝甚至更早，白种印欧人是深入中国中原地区居住的，与汉族人大量混居，就如同今天的新疆汉族人与突厥民族混居在一起。

关于羌族，还需要再多探讨一点。《塔里木的木乃伊》和《草原帝国》这两部著作都认为，月氏人向西逃亡时，有一部分留下来与野蛮的羌族人和古西藏人混居。[284] 这一理论至少是支持了羌族人当中有印欧人这一推测。其实，这部分月氏人就是中国古书中所说的南迁小月氏，在三国时代记录魏国历史的《魏略》中，称其为羌。总结一下，可以认为小月氏南迁翻越祁连山—阿尔金山，定居在青海、西藏、甘肃、新疆交接的地区，占领了古代西藏人的地盘，就如同1000年后的部分西迁回鹘人也来到这里，这是由地理及其位置特征和游牧文明特点所决定的逃亡路线。这样看来，商朝时期甲骨文中提到的所“西伐”的羌族，应该就是那些深入甘肃地区的印欧民族，到了西汉时期被称为月氏，唐宋时期的西夏唐古特人，三国时期的羌族。祁连山—河西走廊地区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天然牧场，是所有游牧民族留恋不舍的乐园。

令人惊奇的是，根据中国的一些媒体报道，今天的中国甘肃省永昌县焦家庄乡楼庄子村六队的者来寨，全村400多口人，具有“个子高大、眼睛淡色、眼窝深陷、头发棕色、体毛重、皮肤深红色”等欧洲人特征的大约占一半。外人称他们“黄毛”，有些人因此有自卑感，出外做事的时候将头发染成黑色。中国有学者认为，这些人是公元前53年一支古罗马军团的后裔。笔者认为，这些人其实就是汉朝之前深入甘肃河西走廊的斯基泰—印欧人的后代，深红色的皮肤就是重要的特征指标，当然也可能有少量的雅利安—印欧人混居。甘肃永昌，是丝绸之路中河西走廊的必经之地，在张掖以东，武威以西。本书后面的基督教宣教史中还会提到这个地名。

在山东省淄博地区的临淄市（齐国首都），发现了2500年前的一批人类遗骨，经过一些中日遗传学家的分析，认为具有欧洲人的基因。[285] 这一论文在2000年的发表引起了许多探讨和争议。他们是从哪里来？出于什么原因？是批量的还是少数的？这是需要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基因科学家来解决的问题。此外，在中原地区的河南，还有山东半岛，有一些汉族人明显有与众不同的特征：非常卷曲或棕黄色的头发、眼眶较深、眼睛较大、瞳仁颜色较浅、鼻子较大、鼻尖较长、体毛重、身材高大，等。这也是需要学术界考察论证的问题。

4、维吾尔族人与土耳其人之间的关系

两者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关系。如今的维吾尔族常常称新疆为“东土耳其斯坦”，自称“东土耳其人”，这主要是源自于1920年代土耳其人在新疆南部所宣传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宗教思想的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翻译的时候将“突厥”（Turk，形容词Turkic） 和“土耳其”（Turkey，形容词Turkish）这两个单词在拉丁字母中的含义混淆了。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简明澄清一下土耳其人的历史来源。法国亚洲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的著作，英国剑桥大学编著的《剑桥土耳其史》（2009年出版），和美国波士顿地区出版的《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为此提供了权威性的论述。

[286] 公元10世纪的时候，在如今的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境内，即伊犁河流域—巴尔喀什湖地区，住着称为“古兹”（Ghuzz）的突厥部落，在成吉思汗时代称为“土库曼”人。其中的一支古兹人在其首领塞尔柱（Seljuk）的领导下（即现代土库曼斯坦人的前身），于公元985年进入布哈拉（Bukhara）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趁着河中地区（Transoxiana）伊朗人的伊斯兰教萨曼王朝于公元999年10月23日被西回鹘的喀喇汗国消灭后 [287]，趁乱进入河中地区的中心地带。大约在1025年，塞尔柱古兹人（Seljuk-Ghuzz）的首领开始自称“叶户”，即西突厥汗王曾经用过的王号。因此可以看出，他们应该是西突厥人的后代。这时候，他们站在喀喇汗国的一边，抵挡另外一个突厥伊斯兰教王国——伽色尼王朝（Ghaznavid）。

[288] 1040年5月22日，塞尔柱古兹人在梅尔夫附近（Merv今土库曼斯坦境内马雷市）彻底击败伽色尼王朝。[289] 之后的40年里，这些古兹人占领了伊拉克和西波斯，并且开始融入伊斯兰教文化，成为阿拉伯哈里发和逊尼派认可的苏丹国。[290] 1071年，塞尔柱古兹人在其苏丹阿尔珀·阿斯兰（Alp Arslan 1063—1072）的带领下，在马拉兹格特（Malazgirt亚美尼亚人建立的城市，今土耳其东部穆斯省Mus的一个小镇），与东罗马（拜占庭Byzantine）帝国皇帝罗马瑙斯·戴欧吉尼斯（Romanos Diogenes）率领的军队交战，大败东罗马 ，俘获其皇帝。[291] 在继任苏丹马里克沙（Malikshah 1072—1092）的领导下，1081年，塞尔柱古兹人占领了小亚西亚的尼西亚（今土耳其境内，基督教《尼西亚信经》的签署地）。[292] 在1080年代，他们两次进攻喀喇汗国在河中地区的中心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的首都），迫使其臣服。[293]

一系列的争战胜利之后，这些古兹人终于在小亚西亚定居下来，同时这里的自然环境让他们的思乡情结得到满足，似乎是回到了故土伊犁河—巴尔喀什湖流域的草原。[294] 他们当时占据了三个地区：在波斯，主要人口还是伊朗人；在叙利亚，除了在安提阿（安提阿教会的故址）和亚历山大附近，古兹人都是散居的；[295] 只有在小亚西亚的拜占庭的安纳托利亚高原（Anatolia Plateau今土耳其地区），这些古兹人替代了拜占庭的农民，将这里成功地突厥化了。[296] 只是，他们采用波斯语，直到1275年。这就是为什么12—13世纪的塞尔柱—土耳其人，在其土库曼人身份的核心外，还有一层波斯文化的外衣。[297] 1141年，逃离蒙古草原—中国北方地区的喀喇契丹人侵入并占领了河中地区，在撒马尔罕击败了伊朗化的塞尔柱古兹苏丹；1153年，位于阿富汗巴尔赫（Balkh）的汪古人或古兹人彻底击败塞尔柱古兹人，并成为后来的土库曼斯坦。[298] 与此同时，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塞尔柱古兹人，在科尼亚（Konya今土耳其的科尼亚）古兹苏丹们的带领下，以及经过后来的奥斯曼帝国时代（Osman或Ottoman Empire，港台地区译成奥特曼；13世纪后期—20世纪初），深入了小亚细亚拜占庭的突厥化，成为现代土耳其的前身。[299]

这里需要顺便提到的是，在西方历史中众所周知，1074年，日益强大的、已经信奉伊斯兰教的塞尔柱古兹人，从埃及人手里夺取了耶路撒冷，采用野蛮游牧民族的一贯征服方式，残酷统治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并禁止世界其它地方的基督徒前来朝圣。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来说，朝圣的赎罪作用和敬虔意义，是教义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同时，东罗马也请求欧洲教皇出兵，解救正在受到塞尔柱古兹人威胁的东罗马帝国和东方教会。因此，从教皇贵格利（Geogery Great）开始，西方罗马教会就开始酝酿武力夺取耶路撒冷的计划，并在后来继任教皇的号召下，发动了历时将近200年（1095-1291）的十字军东征。期间十字军有大规模种族屠杀的暴行，成为基督教历史中耻辱的一页。对此，不知道涅斯多留教会有怎样的感想。

[300] 在成吉思汗征服西辽，并于1220年消灭了伊朗—突厥穆斯林花剌子模帝国，占领整个阿姆河地区、伊拉克和东波斯之后，蒙古帝国在窝阔台大汗的指挥下，于1230—1231年冬，派遣绰儿马罕（Chormaghan或Chormaqan）那彦（Noyan，意思是军队统帅）率领3万人马，进攻正在西波斯试图复辟花剌子模帝国的王子札拉丁（Jalal ad-Din），大获全胜，占领波斯，并在摩罕（Mugan）和阿兰（Arran）平原上驻军10年。1242年，绰儿马罕的继承人拜柱那彦（Noyan Baiju 1242-1256任职统帅）率领蒙古军队，进攻当时已经相当强盛的科尼亚塞尔柱苏丹国（凯豁思鲁二世苏丹统治时期1237-1245 Kai-Khosrau II），占领额儿哲鲁木（Erzurum），并于1243年6月26日，在额尔赞章（Erzincan）附近的柯查达克（Kozadagh），击溃了由这位苏丹亲自率领的塞尔柱—古兹军队。于是，塞尔柱苏丹投降，成为蒙古帝国的臣属国。于是，蒙古人的铁蹄到了希腊帝国的边境。

塞尔柱古兹人在古代的土耳其属于统治阶级，但人数是绝对少数。当时在土耳其苏丹境内，有大量的基督徒和教堂，主要是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的。鲁布鲁克的威廉，在1255年被法国王路易斯9世差遣出使蒙古帝国时，在其游记中记载证明了这一点。谈到古兹突厥的人口数量，他是这样写道的：“论到土耳其，陛下，在10个人里面，连一个突厥人都没有，都是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Concerning Turkey, your Majesty shall understand, that the tenth man there, is not a Saracen: nay, they are all Amernians, and Greeks.）。”[301]

根据不同时代的人们于1245-1900期间在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前身）亲眼所见的记录和游记可知（这些记录者都不是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期间，由于政府的直接和间接的压力，许多亚美尼亚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事实上，整个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其主要组成部分，是从那些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的基督徒父母（以及犹太人等民族）那里夺过来的孩子们，经过封闭隔离的系统性突厥化教育和伊斯兰教信仰培训而从小长大，成为文化“土耳其人”，并以此为手段来增加“土耳其人”的数量，减少基督徒的数量。[302] 可见，土耳其人的主要血统，是来自地中海欧洲人种的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因此，“土耳其”不再是那些突厥古兹统治者的种族或民族身份，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政治身份符号，并最终演化为单纯的国家文化符号。

对此，其中一位游记的作者，17世纪的保罗·瑞考特（Paul Rycaut）在1666年的记录中，是这样评价土耳其人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要比这些突厥人更加开放地吸收各种民族，并用这种‘艺术’来增加所谓的突厥人的数量。”[303]

[304] 此外，在英国剑桥大学编订出版的《剑桥土耳其历史》中，土耳其的海克泰普大学（Hacettepe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阿合买提·亚撒尔·奥卡克（Ahmet Yaşar Ocak），对土耳其人的民族身份来源进行了颇具权威性的说明。根据他的论文《社会、文化和知性生活1071-1453》，在塞尔柱突厥古兹人到达之前，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土著人身份和数量不详。根据伊斯兰教的史料，古兹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当地主要的民族被称为拉姆人（Rum），在高原西部主要是与希腊人混居，并且已经接受基督教，说希腊语；在高原东部，主要是格鲁吉亚的亚美尼亚人和雅各派基督徒（笔者；属于西叙利亚教会）；在高原南部的马尔丁（Mardin）地区，是叙利亚人和说叙利亚语的基督徒。此外，在高原的东南地区还有库尔德人（早在阿拉伯人征服时期就接受了伊斯兰教）。

[305] 作为突厥古兹人，也被称为土库曼人，他们大部分在不久之前才成为穆斯林，在马拉兹格特战役之后，开始大量涌入并定居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上，并且经过一段时间，就将这里视为新的“故乡”。在蒙古人入侵西亚的时候，还有一些古兹人也逃到这里。古兹人与当地这些民族混血，特别是通过与基督徒女子结婚，并因此让她们皈依伊斯兰教。蒙古人入侵之后，也在这个高原上的优美草原上居住下来，从13世纪一直到15世纪，并在13世纪皈依伊斯兰教。这些蒙古人被称为黑塔塔尔，他们与突厥古兹人混血，一直在这个地区居住，直到1402年帖木儿帝国的军队入侵。

[306] 这位土耳其的历史学家还提到，根据不同的资料，突厥塞尔柱古兹人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定居后，尽管绝大多数已经成为穆斯林，但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基督徒，并且是从中亚地区带来的涅斯多留派的基督教信仰。到了奥斯曼帝国时代，古兹土耳其人当中仍然有一些基督徒，很可能是源于中亚涅斯多留派的，以及一些迁徙到这里之后才皈依基督教东正教派的。这一点是十分有趣的，因为根据亚洲西域学者的学术资料，在伊犁河流域—天山地区的突厥古兹—土库曼人，在离开这里前往西亚之前，是一个景教部落，即涅斯多留派基督教；其中他们的那位首领塞尔柱的儿子，就是一个景教徒。在本书的第二章，会再次提到这个话题。。

因此，今天的土耳其人成份更加复杂，主要是古兹人—伊朗人—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库尔德人—蒙古人—其它地中海欧洲人的混血后代，其中古兹作为突厥血统特征已经基本消失（有人会误将蒙古人的特征作为突厥人的特征，因为蒙古人与突厥人是两个最相近的民族），仅仅是突厥民族文化特征符号通过伊斯兰教为载体保持存在。上个世纪，土耳其人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所进行的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死亡人数可能高达1百万），以及过去20多年来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库尔德人的血腥镇压和屠杀，显然是数典忘祖了。

如今，与土耳其—古兹民族来源相同的是土库曼斯坦人，但毫无疑问土库曼人的突厥血统要比土耳其人纯正得多，因此两者已经相当不同了；两者的语言还算相近，同源于古兹语，同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西南语支。而与今天的维吾尔人（尤其是喀什噶尔的维吾尔族人）最相似的民族是乌兹别克人，两者语言几乎相同，同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东南语支，因为两者都曾经属于古代回鹘人的后代，即曾经是以喀什噶尔—撒马尔罕—巴拉沙衮为中心的喀喇汗国的臣民。

土耳其人种和维吾尔族人种相差甚远，但喀什噶尔语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土耳其语相近，同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但不属于同一语支，因此仍然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就象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之间的相似与区别程度。因为两者都习惯采用“突厥”这个词根作为种族名称，因此容易让人混淆，误认为他们是同一个民族或相似的民族。即使是乌兹别克人，也因为喀喇汗国中人口占少数的回鹘人与当地的印欧白种人混血程度较高，与维吾尔人已经有明显区别了。也就是说，如今全世界只有新疆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维吾尔族，才代表着来自东亚蒙古草原的纯正匈奴—突厥人的后代。

此外，在被伊斯兰教武力征服之前的维吾尔族所创立的高昌回鹘文明，延续了他们在蒙古草原时代的高度文明，成为突厥人历史中高度辉煌而强大的文明象征（请不要忽视其中的唐朝汉族文明、摩尼—基督教文明、吐火罗—印欧文明的成份），并且在蒙古帝国时代成为中亚和蒙古草原各民族中鹤立鸡群的文明教师。但是，在被迫接受伊斯兰教之后，这种文明就迅速衰落下去，并导致维吾尔族民族身份意识的淡化直至消失。根据美国的新疆学者札斯丁·容·德尔森（Justin Jon Rudelson）的研究，正是这种尚未接触伊斯兰教和波斯文化的“纯粹”的维吾尔族帝国文明，[307] 深刻影响了土耳其的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尔克（译为‘阿塔突厥’更贴切一些Mustafa Kemal Atatürk 1881—1938）对现代土耳其人“纯粹”的民族和国家身份的重新定位。[308] 于是人们看到，在1922—1923年领导建立土耳其共和国的过程中，阿塔土尔克通过废除伊斯兰教的苏丹制度和教长制，驱逐奥斯曼王室成员，撤销伊斯兰教宗教法庭和学校，禁止妇女蒙面纱等伊斯兰教的服装，终止使用伊斯兰教法典，采用拉丁字母替代阿拉伯字母作为土耳其文字，等等一系列的世俗化的激进改革，将这种“去伊斯兰教化”的新土耳其国家和民族身份的理念实践出来，并成为土耳其权侵朝野的第一任总统。

批评者指责阿塔土尔克背叛伊斯兰教，推行世俗化，一味西方化。事实上，从阿塔土尔克坚持一党执政这种亚洲政治文化的传统、拒绝西方民主式政治来看，他的做法并非是西化，而是努力恢复土耳其人在接受伊斯兰教之前的纯粹民族身份，这就是为什么他强调土耳其人的突厥历史和前安纳托利亚历史的重要性。可见，古代高昌维吾尔人以伊斯兰教之前的“纯粹”的原突厥民族身份所创立的辉煌文明，给了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的土耳其之父坚定的信心和榜样的动力，何况还有近在咫尺的西方辉煌文明的丰富资源可以直接拿来使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正如前面提到过的，“维吾尔”这一单词在现代土耳其语中的意思是“文明化的”。可见，源自蒙古草原的古维吾尔族文明，特别是后来新疆东部的高昌（吐鲁番）回鹘文明，在过去1200多年的亚洲历史中，对最东边的中国，到最西端的土耳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同时自唐朝至蒙古帝国，他们也被汉族文明、摩尼教、基督教和吐火罗—印欧文明所影响着。例如，除了摩尼教、景教和佛教文献，吐鲁番的考古发现了回鹘文书中对于中国的易学卦象的研究，以及回鹘文翻译的希腊的伊索寓言。[309]

无独有偶，1920-1930年代新疆著名的维吾尔族诗人——阿卜杜克哈里克（Abdukhalik）先生，也具有类似的头脑、理念和见识，致力于恢复维吾尔族在被伊斯兰教征服之前的民族身份（本书在后面还会对他进行介绍）。同理可证，中国的邓小平在1980年代，以经济建设为口号所发起的改革运动，其实是在恩格斯的共产第二国际路线——即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道路的基础上，进一步施行的“去共产主义化”的民族和国家身份的重新定位；于是就放松了传统宗教和文化的管制，但仍然坚持严格的一党专政。

最后，总结可知，是高昌回鹘的非伊斯兰教的突厥文明，影响并确定了现代土耳其的国家和民族身份新版本。因此，维吾尔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联系，仅仅是通过“突厥”这一象征性的民族历史符号，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系。

四、新疆地区宗教历史简介

新疆民族的复杂历史来源，决定了其宗教历史的复杂性。本部分将分别简要探讨火袄教（琐罗亚斯德教）、佛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历史，而景教（基督教）将在下一章中详细探讨。此外，中国汉族的儒家和道教也在高昌（吐鲁番）地区，尤其是隋唐时期在汉族中国政府的推动下，有过一定规模的传播。[310] 在蒙古帝国时代，著名的中国道教长春真人邱处机，于1220年出发，应召前往阿富汗地区朝见成吉思汗，1222年5月到达。[311] 期间路过维吾尔人（高昌回鹘）的重镇别失八里（今乌鲁木齐地区的吉木萨尔），以及伊犁河地区的阿力麻里城的时候，都受到过当地数百位道士的迎接，其中多数是汉族人。[312] 总之，儒教和道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时间短暂，并且影响甚微。因此在本文中不予论述。

1、火祆教（琐罗亚斯德教）传入新疆地区

[313] 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中国称之为“火祆教”（音xian或an，古近东地区神灵的称呼el，音阿连[314]），或“祆教”，或俗称“拜火教”。该教的经典代表著作是波斯古经《阿维斯塔》（Avesta），成书于公元前7-6世纪，编订始于波斯萨珊王朝（224-651）初期。琐罗亚斯德生活在公元前7-6世纪，可能是波斯的阿赫美尼德帝国（Achaemenid Empire约前550–前330 年，或波斯第一帝国The First Persian Empire）之前的米甸（波斯）帝国的的人物。该教的中心教义是二元论的哲学观：即宇宙由光明和黑暗两个世界组成，并存在着善恶两大本源；初期崇拜太阳，后来崇拜火。琐教的第一次兴盛传播是在阿赫美尼德王朝时期，到了萨珊王朝时期（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 创立）成为波斯国教，直到公元7世纪（636年）伊斯兰教化的阿拉伯人的入侵。

公元前6世纪，波斯的阿赫美尼德王朝统治中亚，该王朝信奉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在索格底安那地区（粟特）传播并流行。[315] 因此，很有可能也进入了同属一种印欧文化地区板块的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西半部，只是时间上要稍晚一些。与此同时，佛教在印度也开始建立。如今，全世界大约有1万7千古波斯式的琐教信徒（1973年的数据），其中超过1万1千人在印度，5千人在巴基斯坦。[316]

公元436—451年，月氏人的贵霜王国被原籍是阿尔泰山区的匈奴嚈哒人所灭。嚈哒人仇视佛教，大肆屠杀和毁坏贵霜王国500年之久的佛教文明。[317] 东罗马拜占庭史学家称之为“白匈奴”。[318] 公元484年，嚈哒人击败波斯后，定国号为嚈哒（也称“滑国”等）。[319] 根据《梁书·滑国传》，嚈哒人信奉火祆教。[320] 在嚈哒人入侵之前，火祆教就已经传入新疆。新疆的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具有火祆教特征的、波斯萨珊王朝不同时代君王所铸的银币，证明了公元310—590年，火祆教（Zoroastrianism）在新疆高昌（吐鲁番）地区流行过；公元516—519年，火祆教传入中原。[321]

公元565年，在西突厥汗国和萨珊波斯王国的联合南北夹击下，嚈哒国灭亡。[322] 新疆北部在西突厥汗国的统治之下；公元618-630年，新疆南部也被纳入西突厥领土。[323] 西突厥的最后一任统治者——统叶户（Yabghu Tong），曾经于630年初在托克马克（今吉尔吉斯境内的托克马克Tokmak），接见了前往印度取经的朝圣者——中国唐朝的唐玄奘。[324] （注：托克马克西南8公里的阿克-贝希姆Ak-Beshim，就是唐朝中国于７世纪末所设立的安西四镇之一：碎叶城，或碎叶水城，位于楚河南岸，根据郭沫若的考证，唐朝诗人李白是出生在这里，一直长到5岁）。

2、佛教传入新疆地区

公元前一世纪后半期，大月氏人建立了贵霜王朝（古沙纳王朝），推动了佛教向中亚包括新疆地区的传播，[325] 其中国王伽腻色迦（Kanishka 144—172），对佛教的传播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326] 这个王朝利用丝绸之路，大大促进了佛教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和整个中国的传播，[327] 以及印度文学和希腊艺术在塔里木绿洲的影响。在于阗（和田）、尼雅（精绝）遗址、米兰（鄯善）发现的公元3-4世纪的希腊风格的佛教浮雕（Greco-Buddhic basreliefs）和壁画、斯基泰—印欧人的钱币和罗马人的印章等，证明了这一点。[328] 在伊斯兰教化之前，在新疆地区和中亚的高加索—印欧人当中，佛教是第一大宗教，这种情形保持了大约1000年。

在公元1世纪左右，塔里木盆地的佛教化过程就已经完成。[329] 唐玄奘在公元629—644年的游记中证明，当时佛教已经征服了塔里木盆地的所有王国。[330] 从公元1世纪到10世纪，是佛教在新疆地区的昌盛时期。[331] 其中，塔里木盆地的于阗（今和田）、龟兹（库车）和高昌（吐鲁番）为三大佛教胜地。[332]

早在东汉时期，西域的佛教徒们就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传教。沿塔里木盆地丝绸之路到达中国的佛教宣教士，是来自伊朗东部、印度西北部和月氏人的贵霜王国（大夏地区）。公元148年，一位波斯—帕提亚帝国的佛僧安世高到达中国洛阳，生活了20多年，翻译了大量的梵文佛教经典，卒于170年；约公元170年，印度人竺朔佛和月氏人支禅先后到达中国，并在洛阳城建立了一座佛教寺宇；公元223—253年期间，月氏帝国驻中国大使的儿子支谦将几部佛教经典翻译成汉文。[333] 公元382—383年期间，中国魏晋南北朝的将军吕光在成功征服库车后，将当地的父亲是来自印度的著名佛教法师鸠摩罗什（Kumarajiva 344—413）——这位影响库车佛教文化艺术（例如，克孜尔千佛洞）进入辉煌的人物，俘虏带回中国，先在甘肃的凉州居住17年，公元401年移至长安。[334] 在朝廷的资助下，鸠摩罗什组织优秀的学者和佛僧，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包括《金刚经》，奠定了佛教的汉语术语词汇，并对东亚的佛教产生深刻影响。[335]

根据勒内·格鲁塞的看法，当回鹘人逃亡到新疆塔里木地区之后，摩尼教逐渐衰落下去，到了成吉思汗时代，高昌（吐鲁番）—别什八里（乌鲁木齐附近的吉木萨尔Dzimsa）—库车（龟兹）的畏兀儿人当中，只有景教徒和佛教徒。[336] 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普遍认为，高昌回鹘受到当地佛教影响，成为主要是信奉佛教的民族，只有少量的景教徒，并很快摒弃了传统的国教摩尼教。但是笔者认为，作为基督教的异端摩尼教被抛弃之后，回鹘人主要是信奉景教，而依然在高昌繁荣的佛教，主要是在当地印欧人当中。回鹘人信奉佛教的应该是少数，主要可能是通婚导致的。

对此，笔者有如下的分析。首先，作为文明先进而强大的回鹘人，将传统的国教一神论的摩尼教抛弃，接受当地实力较弱的印欧民族的多神论佛教，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毕竟，是回鹘人将印欧民族最终突厥化了，而不是相反。作为9个世纪前的西迁月氏人，则是被同为印欧民族的吐火罗文明佛教化了。并且，由于高昌回鹘是这个地区的统治者，回鹘语就会成为官方语言，代替梵语和印欧语言（吐火罗语和东伊朗语），因此，许多出土的高昌回鹘时期的回鹘文佛教资料，并不能说明佛教是高昌回鹘人的主要宗教，只能说明佛教可能仍然是这个地区的主要宗教。

其次，新疆地区的重要突厥民族，例如北疆的葛逻禄人，就是一个强大的景教汗国。还有蒙古草原上的另外两个强大的突厥民族，克烈汗国和乃蛮汗国，都是景教强国，能够与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对抗。这说明了作为当时草原诸民族中最文明发达的突厥民族，景教是其文明的主要信仰核心。

这主要是景教教庭（时驻今伊拉克的巴格达）从安提阿教会继承下来的重视宣教的传统，以及景教宣教士执著精神的结果。撒马尔罕当时作为景教的一个大主教区（714-728在位的景教第20任总主教撒里巴萨察所设立）、中亚景教的传播中心，通过丝绸之路影响回鹘人，有地理上的便利。注意，751年唐朝在恒逻斯河战败后退到帕米尔高原以东，伊斯兰教开始进入中亚地区，但是景教势力仍然强大。下一章就会说明，到了公元781年，景教的总主教提摩太还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今和田）设立一名主教，建立了教区。

再者，许多学者忽视了摩尼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并非异教之间那样大的差别。事实上，在西迁之前，景教就开始在回鹘人当中传播，但摩尼教仍然是国教。因此，高昌回鹘突厥人抛弃摩尼国教的结果，更可能是大批转入景教，而不是基督教非常排斥的拜偶像的佛教。作为回鹘人，是突厥—蒙古诸民族中文明程度最高的，其景教信仰应该具有领导性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蒙古人在征服了维吾尔等突厥民族之后，却很快接受了这些被征服民族的景教信仰。本书的第二章将会详细探讨这段历史。

此外，景教发展成为回鹘人的主要宗教，应该是在866年定居高昌之后一个世纪里所发生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到了1209年成吉思汗帝国的征服时代，有明确的记载说明回鹘人中的景教徒数量众多，以至于被称为“迭屑国”（景教国），并且出现了两位维吾尔族基督徒的伟大神学家和修道士——马考斯和拉班扫马（参看本书第二章中蒙古帝国时期的新疆景教和天主教），在景教历史和世界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否则，如果高昌回鹘人主要信奉佛教，又怎么能解释到了蒙古帝国的时候，景教突然成为其主导势力并达到高潮，并与同样信奉景教的南迁回鹘以及其它一些景教突厥汗国一起，成功影响了蒙古帝国尤其是其汗室的景教信仰呢？

最后，从人类宗教的发展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拥有系统教义的世界性宗教代替民间宗教，信仰多神论宗教的民族皈依一神论宗教信仰，这是常见的社会现象，但一神论宗教信仰的民族皈依多神论，则是极其罕见的。根据自由主义神学的鼻祖德国神学家施莱马赫（1768-1843）的论证，一神论宗教是最高级的宗教，其中基督教又是最先进的。在蒙古帝国时代，尽管帝国皇室信仰景教，却采取了相当宽容的宗教政策。1254年五旬节（5月30日），在帝国首都喀喇和林，蒙哥大汗任命鲁布鲁克的威廉（法国王圣路易斯九世所派出使团的领队），主持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三大宗教辩论大会。[337] 在这次辩论大会中，罗马天主教和景教的代表们，与伊斯兰教的代表们联手，辩败了佛教的代表们，堪称一神论宗教与多神论宗教在学术上的经典性较量。

总结一下可知，回鹘人侵入新疆地区之前，摩尼教是其国教；在高昌时代，景教发展成为回鹘人的主导宗教，摩尼教仍然存在，同时兼有少量佛教。在蒙古帝国时代，以克烈汗国和高昌回鹘为主的几大草原突厥景教汗国，深刻广泛影响了蒙古帝国文明。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伊斯兰教征服之前，新疆地区的第一大宗教是已经持续了约10个世纪的佛教，其规模和程度是其它宗教所无法相比的。

10世纪末期至13世纪初期，作为新疆地区高加索—印欧人的希腊和佛教文明的最后代表，强大的西夏王国促进了敦煌和新疆东部的佛教辉煌，直到被蒙古帝国所灭。西夏的灭亡，在新疆地区的宗教历史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由于这个佛教在新疆东部地区和甘肃地区的大本营消失，塔里木盆地尤其是高昌的佛教，就失去了抵挡伊斯兰教扩张的强大支持，从而加速了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教化进程。

公元10世纪到16世纪上叶，伊斯兰教在新疆的扩张使南疆的佛教遭到彻底的毁灭。但是，到了明代（1370—1644），随着瓦刺人（西蒙古人，即准噶尔人）被喀尔喀人（东蒙古人）击败后被迫迁入西域，促进了北疆的喇嘛黄教（藏传佛教的一支）开始兴盛起来，是在流亡的蒙古人当中。[338] 1676年，从小在西藏拉萨接受喇嘛教寺院教育的噶尔丹，带领这部分西蒙古人建立了准噶尔帝国，强盛一时。1757年，乾隆清朝中国消灭准噶尔帝国，西蒙古人几乎被灭绝，喇嘛黄教退出舞台。然而，被清朝政府随之派驻新疆的东蒙古人和锡伯族，却将喇嘛黄教在新疆继续下来，直到如今。

3、摩尼教传入新疆地区

[339] 摩尼教（Manichaeism），汉语中又称牟尼教或明教，在萨珊王朝（224-651年）的波斯开始推广兴盛，创始人是巴比伦（时属波斯帝国）南部的摩尼（Mani 216–277），他和父母原先属于一个基督教的浸礼派异端（主张每天在水里洗浴获得圣洁），[340] 后决裂。摩尼教的主要教义是“两元三际”：即，世界由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两种力量所组成，以及宇宙历史由初际、中际、后际（即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阶段组成。摩尼教的经典采用当时的与亚兰文—叙利亚文字母相似的、从左向右书写的字母，这也是中古伊朗语和古维吾尔（回鹘）文所采用的书写字母。[341]

根据摩尼教的经典可知，其教义主要来自基督教，同时掺杂一些犹太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的思想，例如，其二元论来自琐教（也有可能来自基督教）；同时，也借用《圣经》中创造者上帝的观念，但同时否认上帝是全能和全知的（参看奥古斯丁的《驳摩尼教徒》Against the Manichaeans）；再者，还有基督教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异端的教义：例如，认为使徒也可以成为基督，或者说与基督同位如双胞胎（诺斯底主义异端就是这样认为使徒多马的）；类似地，摩尼教的经书《诗篇书·二》中，认为摩尼是与基督同位的双胞胎和分身（Pair-companion），写道：“我们祝福你（摩尼），你是那光、基督、良善之源的分身（We bless thy Pair-companion of Light, Christ, the author of our good.）”。[342] 在摩尼的传记（The Cologne Mani Codex）中，摩尼将“保惠师”（a good and excellent counselor）称为自己的双胞胎（my Twin），且属于自己（belongs to me and is mine）。[343] 根据摩尼的描述（那一年他24岁），这位“双胞胎”被上帝所差，在极大的荣耀中显现，面对面站着向他说话；并且摩尼是用第三人称男性单数形式的“他”来描述这位保惠师，因此他指的是基督，而不是圣灵（笔者：《圣经》希腊原文中的圣灵是中性词）。[344] 但是在传记的后面，摩尼的门徒声称他是圣灵差派的作他这一代人当中的使徒，[345] 以及摩尼自称是“出于上帝——真理之父的旨意而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346] 最为明显的异端理论在于，他自称自己在创世之前就存在了，也就是说，他将自己视为基督；此外，他还提到，善与恶都是被创造出来的。[347] 因此，摩尼教徒们将摩尼视为主基督来追随。[348]

值得注意的是，摩尼还描述了自己见到“最伟大的光明天使——巴尔萨莫斯（Balsamos, the greatest angel of light）”，并且被天使牵着右手提起来飞行的经历。[349] 这位天使还告诉摩尼，是上帝派他来向摩尼传达启示，并要求摩尼清楚地将这些口述启示的内容书写记录下来，向众兄弟姐妹们显明。[350] 在三个世纪后，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也描述了类似的经历。

此外，有一种说法是，摩尼教还坚持摩西的律法：例如，关于献祭的传统。因此， 摩尼教更象是基督教的异端变种，或者是变种犹太教化的基督教异端。鼎盛时期，摩尼教向西传播到罗马帝国，向东到中国（明朝）。著名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他在接受基督教之前，曾信奉摩尼教多年。摩尼教士穿戴白色长袍，头戴白色高帽子。

日本西域历史学家羽田亨（はねだ とおるToru Haneda 1882-1955）认为，摩尼教最初是由粟特人沿丝绸之路传到新疆塔里木地区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639年之前。[351] 但是，摩尼教真正在塔里木地区的兴盛，要归功于在上一部分所提到的西迁回鹘人（早期维吾尔人）。公元762年11月20日，回纥帝国的可汗登里牟羽，他帮助唐朝皇帝玄宗，从安禄山（蒙古人，中国军队中的契丹雇用军团的首领）手中夺回了洛阳城，[352] 并在那里居住了一段时间。期间，他结识了来自索格底安那的摩尼教传教士，并接受了摩尼教；次年3月（763年），将四位摩尼僧[353] 带回漠北蒙古草原，并影响回纥帝国迅速接受了摩尼教成为国教。[354] 之前，他们信奉萨满教。《多桑蒙古史》（Baron C. D'Ohsson: Histoire des Mongols, 1834年出版）记载说：“畏兀尔人先奉之宗教为珊蛮教，与亚洲北方其它诸部同，其教之巫者曰珊蛮，即此粗野宗教之教师。”[355] 仅仅过了五年，公元768年，回纥汗国就要挟唐朝也建立摩尼教的寺院，发展摩尼教，可见摩尼教对回纥宫廷影响的程度。[356] 公元788年，在亲唐和亲景教的继任者巴嘎哈·塔前汗王（Bagha Tarqan）的统治期间，回纥汗国更名为回鹘汗国。[357] 公元806年之后，摩尼教在回鹘汗国开始普及。[358] 此外，根据有关资料，这个时期景教在汗国中也开始发展，毕竟，摩尼教是基督教的异端，而不是截然不同的宗教。

前面我们提到过，公元840年，面对蒙古草原更北方的野蛮游牧民族柯尔克孜人（吉尔吉斯人）的攻击，回鹘汗国战败，被迫迁移。其中西迁回鹘人进入（新疆）天山东部地区。从公元843年开始，西迁回鹘人开始在塔里木盆地的绿洲上定居，包括喀喇和卓（即吐鲁番—高昌地区，可能是喀喇火洲的不同译法）、古城（别失八里，吉木萨尔）、喀喇沙尔（焉耆）、库车（龟兹）。公元866年（唐朝咸通七年），东回鹘汗朝将高昌（今吐鲁番）定为首都。[359] 西回鹘汗国以喀什噶尔和巴拉沙衮为中心（后来撒马尔罕也成为中心），直接与西边的伊斯兰教势力范围接壤，摩尼教和景教很快衰落。有学者认为，高昌回鹘仍然保持着政教合一的传统，摩尼宗教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360] 笔者认为，是景教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摩尼教开始衰落。

高永久认为，回鹘人（维吾尔人）带来的摩尼教，在与高昌当地500年之久的佛教碰撞之后，开始走向了下坡路。[361] 并且到了公元981年，佛教在高昌回鹘中已经相当兴盛，然而摩尼教并没有消亡，两大宗教在这个地区并行，直到1325年。[362] 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正如前面已经论述过，高昌回鹘人当中信奉佛教的应该是少数，多数仍然是信奉摩尼教和景教，最终景教发展成为主导信仰势力，这一点从蒙古帝国时代有大量维吾尔族基督徒、维吾尔王国被称为“景教国”的记载，就可以得到有力的佐证。由于摩尼教是基督教的异端，因此从摩尼教皈依成为景教徒，并不需要太大的理论跨度，正如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354-430）从摩尼教忏悔皈依到正统基督教。

[363] 此外，根据羽田亨的研究，回鹘人西迁侵入新疆地区后，最初高昌回鹘仍然热心于摩尼教，并且在龟兹和于阗，也有摩尼教流行。宋朝初期（建隆2年，公元961年），于阗国王（印欧人的一个小王国）派遣使者到宋朝中国进贡，就有摩尼教师与使者一同入朝。这说明了摩尼教还通过回鹘人，传到了塔里木盆地的一些印欧人当中。

（图1-36 吐鲁番高昌古城遗址出土的公元8-9世纪的摩尼教书籍，

文字为古维吾尔—回鹘文）[364]

4、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

伊斯兰教于7世纪初在阿拉伯半岛由穆罕默德创立。随着阿拉伯伊斯兰军队的圣战，迅速在西亚地区包括波斯境内扩张。7世纪后半期，阿拉伯军队进入中亚，并越过阿姆河，将伊斯兰教带入河中地区。

公元751年7月，阿拉伯（唐朝称为大食国）将领乞牙德·伊本·哈里率领西域联军（主要与葛逻禄人的联盟）在恒逻斯河岸，与唐朝中国驻库车的著名将领和节度使高仙芝展开决战，唐军大败。[365] 这就是历史中著名的恒逻斯战役。从此唐朝的势力退到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地区，而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势力开始控制中亚地区。[366]

9世纪末，伊斯兰教开始传入西回鹘王国（喀喇汗国）。[367] 在前面的历史提到过，西迁回鹘进入西域之后建立了两个汗国：西回鹘和东回鹘。东回鹘是以新疆塔里木盆地的东北部重镇高昌（吐鲁番）为首都。西回鹘汗国的疆域主要是新疆西南部和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地区，是以巴拉沙衮—喀什噶尔—撒马尔罕为中心，后来首都设在南疆塔里木盆地的西部重镇喀什（喀什噶尔），通常被称为喀喇汗国。

公元893年，中亚的伊斯兰教的萨曼王国（819-999，波斯文化王国，创始人萨曼·考达Saman Khoda从琐教皈依逊尼伊斯兰教，塔吉克斯坦的前身），对喀喇汗国发动圣战，夺取了大片领土。于是，喀喇汗国严禁在辖区内传播伊斯兰教。[368] 但是，当萨曼王国内出现内讧，其王子纳斯尔因战乱而前往喀什避难，喀喇汗国出于政治目的，接受了这位穆斯林王子。[369]

尽管如此，由于喀喇汗国对伊斯兰教存有戒心，他们将这位纳斯尔王子，安置在首都喀什噶尔东北方向40公里之外的阿图什城。根据一种传统的说法，有一天，纳斯尔王子请求喀喇汗王，允许他用一张牛皮大小的地方建立一座清真寺，以便能够敬拜伊斯兰教的安拉。得到应允后，他将一张牛皮割成细长条，连接起来圈了一大片地，在阿图什建立了新疆地区的第一座清真寺[370]。

接着，纳斯尔王子暗中传教，不久，喀喇汗国的王子萨图克·布格拉（Satoq Bughra）皈依伊斯兰教，并于公元910年发动宫廷政变，夺取了汗位；自此，萨图克·布格拉汗开始在境内大力推广伊斯兰教。[371] 955年，萨图克·布格拉汗去世，其子穆萨·阿尔斯兰继承汗位，继续大力推广伊斯兰教；公元960年，喀喇汗国境内20万帐的突厥回鹘人接受了伊斯兰教。[372] 如果每帐（家庭）人数平均有3-4人，总数大约就是60-80万左右。[373] 同年，穆萨·阿尔斯兰汗宣布伊斯兰教（逊尼派）为国教，强制推行全民接受，成为新疆历史中的第一个伊斯兰教王朝。[374] 于是，这个从蒙古漠北草原西迁的回鹘王朝，终于结束了其摩尼教和景教的历史传统，进入一个新的宗教时代。至今，喀什噶尔仍然保持着整个新疆伊斯兰教的中心地位。

公元962年，伊斯兰教化的喀喇汗国，向位于塔里木盆地最南端的佛教的坚固堡垒——于阗王国（今和田地区）发动圣战，“爆发了新疆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影响最深远的宗教战争。”民间称为百年战争。[375] 1006年，于阗国终于被灭，但当地佛教徒的反抗一直持续到约1062年。[376] 至此，佛教在于阗长达千余年的历史结束。同时，喀喇汗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还具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那就是，西迁侵入中亚和新疆地区的回鹘人，此时才消灭了高加索—印欧人在塔里木盆地的所有王国。于是，整个地区只有高昌东回鹘和喀什噶尔西回鹘两个汗国在相互对峙。也就是说，自从公元840年西迁回鹘人（维吾尔人）离开漠北蒙古草原侵入中亚和新疆境内，迅速占领新疆地区的西部和东部之后，分别从东西方向上，围绕着塔里木盆地的两侧向中心吞并合拢，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就完全占领了塔里木盆地印欧人的绿洲，并成为整个中亚（包括今新疆）的主人。

在喀喇汗国中，统治者回鹘人只占很小的比例，并且逐渐与当地印欧人融合。在成为伊斯兰教王国之后，西回鹘人的民族意识变得淡薄。就不再自称回鹘，而自称“铁勒”，即“突厥”；并且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开始敌视信奉景教、摩尼教和佛教的高昌回鹘同胞。[377]

公元1017年，喀喇汗国开始发动针对自己原来的同胞——高昌回鹘（吐鲁番）的圣战。但是，1041年喀喇汗国内部分裂成为东、西两国，于是圣战停止。[378] 高昌回鹘仍然坚立。前面提到过，到了12世纪上叶，高昌回鹘和喀喇汗国相继被西辽（1130-1218年）所征服。尽管西辽统治者原来信奉佛教，逃亡到新疆中亚后极可能皈依了景教，但是采取宗教宽容政策。于是，伊斯兰教被迫进入和平传教时期。伊斯兰教以喀什噶尔为中心，沿着塔里木盆地的两侧东南和东北方向，继续传播，但是，高昌回鹘的景教—摩尼教—佛教势力仍然阻挡着伊斯兰教的东扩。到了13世纪，伊斯兰教开始传播到天山以北的北疆地区。

西辽末期，其统治者开始对伊斯兰教进行严厉镇压。之后，蒙古帝国（1206-1368年）成吉思汗的西征，于1209年接受了高昌回鹘的主动称臣，接着击败西辽，开始统治整个新疆地区。蒙古人的统治者采取宗教宽容政策。1227年，成吉思汗的二儿子察合台分到了天山南北以及西部的广大中亚地区，建立察合台汗国。察合台于1242年（宋淳祐二年）去世。

[379] 1347年（元惠宗至正七年），南疆地区的蒙古大家族秃黑鲁·帖木儿（1347-1363）在阿克苏称汗，察合台汗国分成东西两国。秃黑鲁·帖木儿统治东察合台汗国，控制天山南北地区，今新疆范围。这时候，西察合台汗国已经伊斯兰化。1350年，察合台的皇室杜格拉特家族（Dughlats）的长子，统治喀什噶尔的突力克（Tulik）亲王（emir, ulus-begi），皈依伊斯兰教。1353年，当作为蒙古可汗的秃黑鲁·帖木儿接受伊斯兰教后，在阿力麻里（今伊犁地区霍城县东）带领16万部下集体皈依伊斯兰教，并在统治范围内开始武力传教。

这是新疆地区历史中第二次的伊斯兰武力传教。1355年，秃黑鲁·帖木儿汗的伊斯兰军队在龟兹（库车）将佛教势力消灭，当地居民全部改信伊斯兰教；1000多年的龟兹佛教文化灭亡。[380] 1392年，东察合台汗国向佛教的最后堡垒高昌回鹘发动了圣战，伊斯兰军队终于占领高昌（吐鲁番）。[381] 自此，佛教在新疆的三大盛地，于阗（和田）、龟兹（库车）和高昌（吐鲁番）全部被伊斯兰势力所剿灭。[382] 一同消亡的还有景教和摩尼教。

1407—1415年，东察合台汗王马哈麻是个狂热的穆斯林，以残酷手段推行伊斯兰教。例如，如果蒙古人不缠头巾，就可能遭到脑袋里钉入马蹄铁钉而死的惩罚。[383]

（图1-37 吐鲁番的一座主要的清真寺，出自Michael Dillon的China’s Muslims第24-25页之间的插图）

东察合台汗国期间，是伊斯兰教在新疆全面本土化的时期。因此，是蒙古人最终实现了新疆地区的全面伊斯兰教化。确切地说，是蒙古人完成了伊斯兰教在突厥人当中的本地化，但是，却没有在蒙古人当中成功本地化。这就是为什么到了18世纪，新疆地区的蒙古人又皈依了西藏喇嘛佛教。

1529年，[384]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争斗较量，中国明朝的势力最终退出东疆的哈密，伊斯兰教随之占领哈密。前面提到过，在这个时期，由于信奉喇嘛黄教的瓦刺人（瓦剌人、西蒙古人、卫拉特人）被迫西迁，进入新疆占领准噶尔盆地，建立准噶尔帝国，因此新疆北部地区喇嘛黄教有很强的势力，不过基本上是局限于蒙古人当中。尽管如此，伊斯兰教从公元910年正式进入新疆，经过619年的时间，已经成为新疆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虽然在1678-1681年，准噶尔帝国占领了新疆南部喀什噶尔、吐鲁番、哈密等地，但是在中国清朝时期（1644-1911年），新疆的伊斯兰教已经根深蒂固。[385] 1759年，清朝乾隆满族中国消灭准噶尔蒙古人，将新疆突厥民族从蒙古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无意中也避免了同是政教合一的西藏喇嘛黄教对新疆突厥穆斯林的精神征服。

（图1-38 在新疆发现的中国明朝时期的《古兰经》，出自Michael Dillon的China’s Muslims第24-25页之间的插图）

和其它伊斯兰世界一样，新疆的伊斯兰教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其中逊尼派是官方教派，人数居多。另外，伊斯兰的神秘主义宗派——苏非派在新疆也非常活跃，开始于喀喇汗国时期，元末明初形成势力，在17世纪深刻影响了喀什地区的政教格局。[386] 1990年中期，在南疆地区，发源于18世纪中叶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的一种极端教派——瓦哈比派，开始流行。新疆政府发现，和田（古于阗）有大量瓦哈比派的阿訇，因此感到很担忧。[387]

本章小结：回顾历史

新疆地区的民族历史错综复杂，宗教和政治历史也是如此。为了更清晰地看待新疆及其历史，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进行回顾总结，来解读当代新疆的重要特征。

1、突厥化的新疆。公元前2世纪，作为印欧民族的月氏人，在突厥匈奴人的打击下，从中国甘肃境内向西逃亡后，随着突厥游牧民族的跟进入侵，新疆北部开始了突厥化进程。到了9世纪，新疆南部才被西迁的回鹘人开始突厥化，原有的高加索印欧—伊朗—希腊文化逐渐消失。

整个新疆甚至中亚的突厥化，主要是因为蒙古草原上突厥民族的西迁而导致。这些西迁往往并不是有意识的资源掠夺和文化殖民，而是出于蒙古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征服和扩张的原始欲望。作为战败的高加索—印欧民族，就开始向西部逃亡。这些逃亡的军事行动也令古印欧的文明，从今天中国的内陆西部边缘，一直撤退到中亚，直至完全消失。

新疆南部的突厥化进程比北部大约晚了1000年，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塔里木盆地印欧定居民族的强大，而是有五个客观因素。

一、横亘新疆东西的天山山脉和西部的帕米尔高原，成为阻挡突厥民族南下的天然屏障。

二、作为文明发达的中国古代汉族定居民族，为了保护丝绸之路的商贸通畅，对企图南下的突厥民族进行了持久而强大的抗击，这一过程从汉朝一直贯穿到唐朝，持续约9个世纪。

三、中国唐朝在征服塔里木盆地的绿洲过程中，重创了印欧民族。[388] 这些印欧民族还没有来得及恢复，西迁的回鹘人就侵入并占领了这里。

四、之后，由于野蛮的成吉思汗蒙古人，将西夏王国这个印欧文明在新疆—甘肃地区的最后堡垒攻克，从而加速了新疆南部的突厥化进程。

五、最后，在伊斯兰教势力的扩张下，新疆南部的突厥化进程才得以彻底的进行。

从新疆—蒙古地区的历史就可以看出，不仅是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不断在亚欧草原上进行，导致民族消亡或大迁徙；在定居民族发明火器之前，野蛮的游牧民族靠着快马利箭，也常常击败高度文明的土耕定居民族。这一主题不仅在亚州的历史中反复上演，即使是在欧洲，辉煌的古罗马被北下的野蛮游牧民族彻底战胜，也说明了这一规律。新疆地区的高加索—印欧民族，本身是强悍的游牧民族，但是在成为定居民族的过程中失去了骠悍和野蛮，尤其是在接受佛教文明之后，在吃斋和念经声中变得越发温柔和软弱。

而作为汉族中国，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停止，一直持续到最后一个王朝——满清的康熙—乾隆年间，才以火器的优势彻底击败游牧民族。汉民族与漠北草原民族的争战，是人类历史中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缩影，最终以定居民族彻底获胜而划上句号。

2、伊斯兰化的新疆。在新疆地区的历史中，尽管多种宗教传播到这个地区，尤其是佛教，曾经在南疆地区根深叶茂，但最终伊斯兰教成为主导宗教。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探究的。

首先，伊斯兰教是政教合一的宗教。这一点似乎并不能够说明其成功的原因。因为佛教、火袄教、摩尼教、景教和喇嘛教在这个地区都是政教合一的，并且景教还曾经有强大的蒙古帝国政权的鼓励性支持。

其次，伊斯兰教是一神论教，这也不是强有力的论据。因为摩尼教和景教同样也是一神论教。

再者，认为伊斯兰教迎合当地的文化，这也是牵强。因为佛教在新疆有约1000年的历史，并且佛教徒在最后的时代还曾经与伊斯兰教徒争战100多年。

此外，伊斯兰教用武力强迫人们接受伊斯兰教，这样的手段能尽快将旧的宗教连根拔起。喀喇汗国和东察合台汗国的两次武力推行伊斯兰教，将新疆地区全面伊斯兰化。这似乎是伊斯兰教在新疆和世界历史中成功的主要原因。

但是，在新疆历史中，用武力推行宗教的并不只有伊斯兰教，其它一些宗教也采用过，只是时间短暂，同时，也没有伊斯兰教的武力宣教那样彻底、坚决和全面。

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伊斯兰教虽然用政教合一的方式统治，但推行的是一种贯穿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宗教文化体系和信仰意识形态，而不仅是政治理念，并且这种宗教文化理念是采用严格的、个人可以操作的宗教规则和仪式进行推广——主要是通过暴力强制的手段，迅速建立新的集体信仰体系。也就是说，伊斯兰教是律法式的宗教，其核心不是理论和信仰生命，也不仅仅是利益性的吸引，而是通过法律式的规章制度和宗教仪式，落实成为每个信徒的具体责任。这种宗教一旦被强迫普及，就在人群中形成相互制约的作用，因为这是一种法律式的生活方式，并且将个人、社会和政治的伦理道德也进行了法律一体化。这一点，与古老的犹太教和藏传喇嘛佛教相似。

因此，这种宗教是坚固的。尽管历史中许多伴随着政治制度而推广的宗教和思想，随着政治制度的崩溃而烟消云散了，但伊斯兰教并不是这样。在家庭范围内的宗教责任义务实践的强迫措施，已经令伊斯兰教成为信奉者的个人法律和民族主义精神。这也与中国传统的儒教相似。

根据上述几个方面可以知道，伊斯兰教在新疆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采用了政教合一、武力强迫、个人和社会的宗教生活通过法律一体化，这三种主要方式的全面综合策略，而其它的宗教只是采用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式。

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因素是，通过改变语言的名称和术语，修订既有的民族身份，将伊斯兰教信仰定位成民族的新身份核心。在前面叙述过，蒙古人察合台汗国对新疆的全面伊斯兰教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上述的几种方式之外，蒙古人还行政推广察合台语——改用阿拉伯字母体系的古维吾尔语，并停止使用维吾尔这个名称，而将其统称为突厥人，这种文化变革，促使“穆斯林”成为统一的民族新身份，从语言上代替并进一步消除了既定的民族身份意识，实现了民族身份和宗教身份的合二为一。的确，除了宗教之外，民族身份意识是最难消除的。而作为新疆伊斯兰教化的另外一半贡献者（前半场的推行者）——作为喀喇汗国的维吾尔族统治者自己，在先行伊斯兰教化之后，也主动放弃维吾尔的名称，笼统称自己为突厥人。其中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那部分西回鹘人，由于与土著印欧人较高程度的混血，成为后来的乌兹别克人。

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新疆著名维吾尔族诗人——吐鲁番的阿卜杜克哈里克先生，精通多种语言，是他通过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发现了自己民族本来的名称和历史来源，并成功推动了民族身份的名称复原。在他的诗歌里，笔名“维吾尔”，主要表达了强烈的民族身份复原意识，以及推翻汉族统治，实现民族自由独立的政治抱负，并没有明显的穆斯林身份意识，因此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民族复原主义者。当然，民族身份与宗教身份之间的关系是微妙和深刻的，当事者不容易清楚区分。例如，他的诗歌里有明显的鼓吹暴力流血的维吾尔穆斯林文化痕迹。

（图1-39 阿卜杜克哈里克先生，笔名“维吾尔”，出自Justin Jon Rudelson的《绿洲身份》）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经于1914年2月，派一些人进入新疆，进行“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双泛”）思想为指导的宗教政治活动，1924年被新疆都督杨增新全面禁止。[389] 但是，这种思想的影响却遗留下来，特别是自1930年代阿卜杜克哈里克被盛世才汉族政府杀害后（1933年），维吾尔人开始自称“东土耳其人”。然而，这个民族新名称的意义何在呢？首先，至少是说明了曾经仰慕并模仿高昌维吾尔族文明而建立的现代土耳其文明，反过来又成为现代维吾尔族仰慕和模仿的对象。其次，“双泛”的思想，无疑是与土耳其国父的立国意识形态和诗人阿卜杜克哈里克的民族复原精神，背道而驰的，因此严重干扰了维吾尔族人寻求希望、真理和自由的精神文化视野。

3、正在汉化和动荡的新疆

在可知的新疆地区历史中，斯基泰印欧人和雅利安印欧人，是新疆地区最早的两界主人。之后，以回鹘人（维吾尔族）为主的突厥人成功地取代了前者，成为新疆地区的第三届主人。之后，尽管强大的蒙古人作为第四届主人，在中亚和新疆地区进行了长达600多年的统治，而且他们后来也采用了与回鹘人一样的伊斯兰文化和书写文字，但终究还是退出了历史舞台。新疆地区和整个中亚仍然是突厥人的天下。

二战之后，以俄罗斯人为主的共产主义苏联统治着中亚地区。1989年东欧解体之后，这些中亚国家纷纷独立，尽管他们的突厥语字母已经采用斯拉夫—俄罗斯文字，伊斯兰教受到了严重打击，但仍然是突厥化的伊斯兰教民族。从1949年开始，在近200年的满汉族的统治基础上，共产主义的汉族中国继续统治着新疆地区。在此之前，杨增新之后的满清遗老金树仁和国民党政府的盛世才，这两届汉族政府对新疆的各民族进行了残酷的统治，让以维尔族为首的突厥人深感绝望，并从民族身份和宗教身份的双重角度将汉族视为残暴的压迫者，从而积累了深刻的种族仇恨和宗教仇恨。盛世才政府对维吾尔族精英分子的大批屠杀，激化并深化了现代维吾尔族人仇恨汉族的情结。之后在共产主义汉族政府的统治下，通过教育制度的普及，新一代维吾尔族精英分子的出现，伊斯兰教势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以及汉族共产主义政府的腐败统治和严厉镇压，再加上国际大环境中民主、自由、人权意识的普及，这种情结得到进一步的升级，已经初步上升为民族斗争的政治意识形态，并得到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势力的支持。

如今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区，从1950年开始，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移民到新疆的汉族人及其后代已经达841万多人（实际人数可能更多，参看本书第53页），并且可能已经或终将超过当地突厥民族的人口。1949年，新疆汉族仅占总人口433.34万的6.72%，1978年，达总人口1233.01万的41.6%；[390] 之后由于一批汉族支青返回内地，至1992年，汉族占总人口 1580.63万的37.58%。 [391] 1994年，新疆兵团农场的总人口222万3957人，其中汉族近200万人（196万3330），占新疆汉族总人口的31.8%。[392] 2009年兵团农场总人口257万3145人，其中汉族224万2176人，占新疆汉族总人口的26.6%。[393]

这些汉族主要是无神论者和少量宗教信仰者。新疆政府还通过学校，在突厥民族当中推广汉文教育；此外，将所有的突厥人一概称为“少数民族”，或简称“民族”，正如当年的蒙古穆斯林统治者将“维吾尔”等民族统称为“突厥人”并推广察合台语。因此，在先进发达的汉族为主体的社会、政治、教育、经济和科技的影响下，不仅是突厥化的身份特征，甚至连伊斯兰化的特征，也正在今天的新疆境内迅速减弱。

在1949年之后的60年时间里，以维吾尔族为主的突厥民族，针对汉族共产主义的统治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确切地说，这种斗争首先是针对汉族群体的，是基于种族敌视的意识形态，然后才是针对汉族政权或中国政权的不公平、腐败、践踏人权，因此，这不同于中国内地的民众与政府斗争的行为。

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王震军团占领新疆，在初期对反抗的维吾尔族人进行了血腥镇压，尤其是在南疆地区。虽然只涉及个别的地方且规模不大，情况还是相当残酷的，例如，曾有一个村庄被大炮轰平。[394] 当然，这种屠杀行为并不是孤立的，也并非是针对种族的，因为在1949-1953年（尤其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这个起源于德国经过俄罗斯人注解的共产党组织，在中国内陆对汉民族普通民众的屠杀规模和比例，远远超过在新疆的程度。

根据美国学者Gardner Bovingdon的观点，1950-1958年期间，是新疆相对平静和稳定的时期，突厥民族对新的汉族政权比较满意。[395] 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新政府所带来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变革：例如，新政府废除了一夫多妻制、保护妇女和儿童利益、打击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极端势力、废除王公等级社会制度，广泛建立学校、医院、通讯、交通设施，等等。此外，大批内陆汉族移民尤其是支援边疆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带来的先进科技文明，促进了这个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尽管首先并且主要是表现在汉族社会群体中。

1962年，在苏联共产党政府的暗中策划下，伊宁市爆发“5·29事件”，以维吾尔族为主的一些突厥族武装人员攻打伊犁自治州政府，遭政府严厉镇压后，6万多突厥民族携带大批牲畜逃往苏联。[396]

之后，平静了大约20年。

1981年，喀什市的维吾尔族上街游行，发生骚乱，抗议者高呼口号，谴责汉族和汉族政府，号召建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397]

1985年11月，北京的维吾尔族大学生游行，抗议在新疆试验核武器。[398]

1985年12月，自治区主席维吾尔族司马义·艾买提，被调离到北京分管民族事务，新疆大学数千维吾尔族学生罢课，并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汉人滚出新疆”，“独立、自由、主权的新疆”。[399]

1992年2月5日（汉族春节的初二），乌鲁木齐52路公共汽车爆炸，死伤30余人，实施爆炸案的几名维吾尔族被逮捕（新疆官方报道）。

1993年，1000多名维吾尔族在罗布泊核武器基地抗议，解放军开枪镇压。[400]

1995年4月，伊宁市爆发“麦西来普事件”，数百名维吾尔等民族沿街和平游行示威。游行队伍秩序良好，主要沿人行道行走，最后在伊犁州党委门前马路对面的“满天星酒家”门前静坐；政府逮捕许多人，严厉处理了这一事件。[401]

1997年2月5日（汉族的春节除夕）和6日的“伊宁动乱”，上千名维吾尔族从汉人街出发，高喊“赶走汉人”，不要汉人政府，要“建立伊斯兰教王国”，其中的穆斯林极端分子游行者沿路打砸，暴力攻击甚至杀死汉族行人，后在自治州党委所在的街道上与武警对峙，投掷石块。这次暴力事件导致维吾尔族和汉族伤亡200多人，遭到政府严厉镇压，逮捕许多维吾尔人，数人被判处并执行死刑。[402]

同月，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多个地区进行针对汉族的恐怖袭击。在伊宁市进行绑架和暗杀；2月25日（邓小平追悼会日），在乌鲁木齐市，炸毁至少5辆（官方称三辆）公共汽车，造成数百汉族人伤亡（官方数据不到百人），也包括个别维族、柯尔克孜族和回族。[403] 1998年3月底，恐怖分子还炸断了南疆叶城的天然气输送管道。[404]

2000年9月8日，乌鲁木齐“西山公路大爆炸”，一辆满载炸药的卡车爆炸，时逢修路堵车，炸毁包括长途客车在内的近百辆车（官方称30多辆），伤亡约500人（官方称死亡73人，伤近300）。官方最初宣布是部队的军火运输车意外爆炸；一年多后，政府内部传达文件，承认是恐怖分子所为。[405]

2001年，美国发生9·11国际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势力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新疆局势也受到影响。2002年8月，美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新疆。8月30日，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在北京宣布，美国已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宣布，美国将冻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在美国的资产；随后联合国安理会也将“东突”列入制裁名单。[406] 2002年9月，中国代表团前往关塔那摩监狱（Guantanamo），审讯了关押在那里的22位维吾尔族人。[407]

2009年7月5日和7日发生在乌鲁木齐市的“7·5和7·7暴乱”，数百名维吾尔族穆斯林极端分子上街，打砸放火、殴打、杀死汉族平民。由于政府的治安保护工作不利，导致两天后（7月7日）汉族人暴力攻击、杀死维族平民进行报复，并高呼口号：“镇压恐怖分子”、“要王震，不要王乐泉”。持续几个星期的种族冲突，造成约200人死亡，约2000人受伤（官方数据），其间发生的的暴行令世界震惊和关注，世界主流媒体都有大幅报道。由此，汉族与突厥民族之间的仇恨和分离，达到高潮；而这种民族关系的彻底破裂，笔者认为，在未来的20年之内是难以修复的。这无疑是种族恐怖主义的一次重大成功。

根据上述事件可以看出，以维吾尔族为首的突厥人，其斗争矛头指向的首先是作为异教徒的汉族群体，其次才是独裁、腐败、践踏各民族人权的共产主义汉族中国政府和充满不公平的中国社会，这一点从他们历次斗争所喊的口号和暴力攻击的对象就可以看出。这种宗教和种族色彩的斗争方式，是针对汉民族，而不仅仅是针对共产党汉族政府，从而已经将新疆卷入了种族暴力冲突的漩涡。并且，旨在清除异教徒的伊斯兰教极端意识形态，通过民族身份与穆斯林身份的合二为一，成为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那些突厥穆斯林极端分子们，以恐怖活动作为民族和宗教解放的斗争方式。因此，自1997以来，新疆的维吾尔民族独立政治运动和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发展融合，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和国际政治舞台。这种政教合一的种族斗争方式和恐怖主义，给新疆的汉族、突厥民族和汉族政府带来严重的挑战和威胁，但一定是会失败的。

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与新疆突厥人口数量相当的汉族人，尤其是1970—1990年代出生的第三、四代新疆汉族人，已经将新疆视为自己的家园和故乡，并不惜代价进行捍卫。在过去200多年里，新疆的历史一直都是突厥人和汉人的种族冲突史。今天，新疆问题已经更加复杂。

这样看来，这些草原游牧民族，古代严狁—匈奴的后代——突厥人，与定居民族汉族人的后代，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争战。自汉武帝以来，这已经是第23个世纪了。

结束语

自从中国汉朝开始，由于北方蒙古草原上突厥人的向西扩张，本地高加索—印欧民族的抵抗，汉族人为了控制丝绸之路在这里的争战，回鹘人的西迁争战，以及西辽契丹人和蒙古人在这里的占领，伊斯兰教的武力扩张，满清中国的侵入，汉族共产党政府的统治，使历史中新疆地区的和平稳定总是非常短暂。不同民族的军事、政治、文明和信仰在这里较量，为了短期或长期的计划。

透过这样复杂而血腥的历史，人们不禁要问，能否找到一个答案，可以对新疆的历史做出最合理的评估，并对新疆的未来和平做出正确的指引？

插图：Lukas Shan（单路加）《上帝的国在毡房里》 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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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沙滩后街55号，1997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5页。

[2] 还有“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香料之路”，东方的终点站为中国福建省的泉州港。在蒙古帝国时代，还有一条连接东西方的蒙古—新疆—俄罗斯大草原上的“高速马路”。1245年，罗马教廷派出的第一批出使蒙古帝国的两位修士，其中一位布兰嘉宾的约翰，就是走的这条路，从伏尔加河下游到蒙古汗都和林，直线距离大约6000公里，经过沿途驿站每日5、6次的骑马接力，白天跑路，晚上休息，沿途用了3个半月的时间（1246年4月4日—1246年7月22日，中间大约休息了3、4天）。详情参看其游记和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第230页。

[3] 罗振权、李长生主编：《新疆旅游基础知识》，新疆旅游局导游人员考评委员会出版（乌鲁木齐市河滩路52号），乌鲁木齐新协印务有限公司，2000年4月5日印刷，“第一章”第1页。

[4] 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Uyg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7), 第17页。

[5] 罗振权、李长生主编：《新疆旅游基础知识》，“第一章”第1页。

[6] 同上，第2－3页。

[7] 参考http://www.urumqi.gov.cn，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网，《首府概况》栏目。

[8] 田卫疆：《新疆历史》，第8页。

[9]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论》，“第一章绪论”，第1页。

[10] 同上，“第一章绪论”中第1-3页。

[11]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一章第5页。

[12] 田卫疆：《新疆历史》，第13页；

[13] 笔者认为：传统的说法“甘英抵达波斯湾而返回”是一种误解。《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说：“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这里，“安息”就是古伊朗/波斯，其第一个帝国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前330年），领土最大的时候西至地中海，包括小亚细亚的今土耳其全境，即“安息西界”。阿契美尼德王朝被马其顿/希腊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亚历山大死后其手下的四大将军瓜分领土。其中，塞琉古将军割据了帝国自地中海以东的辽阔疆域，自立为王，建立塞琉古帝国（公元前312—前63年，汉史称为“条支”）。这就是《后汉书》中准确的描述，即安息“后役属条支，为置大将，临领诸小城焉”。甘英出使大秦（罗马），时逢安息/波斯的帕提亚帝国时代（公元前247—后224）。

此外，“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 国城即首都，而从这里返回的路线是“转北而东，复马行六十余日至安息。”这里描述的地理特征符合塞琉古帝国（条支）的首都安提阿（今土耳其的安塔基亚Antakya）的情况，尽管当时这里已经是罗马帝国的领土。另据，甘英来的时候“自安息西行……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这条河流应该是幼发拉底河。罗国的位置应该是叙利亚省，安提阿是省府，但根据音译也可能是指罗马帝国。因此，总结可知，甘英计划乘船的位置应该是安提阿的西流基港口（Seleucia今土耳其的撒曼达Samandağ）。

根据同是公元一世纪的马其顿商人对丝绸之路的描述，安提阿是丝绸之路的最西端起点，然后需要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入波斯帕提亚帝国继续东进（参看本书第4-5页），这条路线与《后汉书》中记载的甘英的路线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甘英是沿着丝绸之路旅行的，安提阿是这条线路的终点，面临西海（地中海），再往西就是中国人所不熟悉的路线。《后汉书》还对大秦的位置、首都、风俗、强大、富贵、政治体制、国王和人民进行了描述和称赞，尽管不是第一手资料。

根据《圣经·使徒行传》记载，安提阿城在基督教史中意义重大。这里不仅建立了第一个非犹太人的教会，而且这个教会还差派了第一位伟大的宣教士——使徒保罗。西流基港口是使徒保罗和教会联络人巴拿巴的第一次宣教旅程（公元46-48年）乘船出发的起点（徒13-14章）。保罗还于公元59年秋乘船穿越地中海前往罗马城，途中曾遭遇海上强风暴，漂流14天，船体毁坏，乘客勉强逃生，历经艰险，于公元60年春到达（徒27-28章）。而近40年后，西流基港的水手告诉汉朝的使者甘英，“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绝非虚言。于是，甘英望地中海兴叹，折回汉朝，结束了中国历史中元朝之前最远的一次外事访问。

而后人对罗马城的成功访问，是在将近1200年之后，由蒙古帝国元朝的皇帝忽必烈派出的一位维吾尔族基督徒巴·扫马所完成的。

[14]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03页。

[15] J. P. Mallory and Victor H. Mair, The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 (London,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Ltd, 2000), 第119页。

[16]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5页，以及英文版的第一章的脚注10。

[17] Benjamin W. Fortson IV, Indo-European Language and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UK: Wiley-Blackwell publication, 2010), 206.

[18]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 第2-3, 15-16, 26页；参看英文译本, xxiii, 7, 8, 19；笔者的补充。

[19] 本段参考Orr, James, M.A., D.D. General Editor. "Definition for 'SCYTHIAN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bible-history.com - ISBE; 1915, http://www.bible-history.com/isbe/S/SCYTHIANS/

[20] 本段参考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 第34页。

[21] 参看《草原帝国》的英文译本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546.

[22] 同上，第16，18页；

[23] 同上，第27页。

[24] 同上，第34页。

[25] 图片出自网站：http://ancienthistory.about.com/od/greekartarchaeology/ig/Wordless-Wednesday-Pictures/Pazyryk-Horseman-c-300-BC.htm

[26]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32页。

[27] 本段参考同上，第32-35页。

[28] 本段参考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J. P. Mallory and Victor H. Mair, The Tarim Mummies:, 第91-92页。

[29] 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第30-31页。

[30]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一章第10页；年代参考《草原帝国》，第38页。

[31] 本段参考The Tarim Mummies:, 第94页；《草原帝国》，第34－35页。

[32]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35页。

[33] 同上，第34-35页；英文译本，第29页。

[34]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ZhangQianTravels.jpg

[35] J. P. Mallory and Victor H. Mair, The Tarim Mummies:, 第56页。

[36]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36页；The Tarim Mummies:, 第94页。

[37]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34页。

[38] http://baike.baidu.com/view/36721.htm

[39] 同上。

[40] H. G. Rawlinson, Bactria, the History of a Forgotten Empire, (New York: AMS Press, 1969), 1页。

[41]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论》，第31页。

[42] 同上。

[43]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36-38页。

[44] J. P. Mallory and Victor H. Mair, The Tarim Mummies, 第95-96页（参看贵霜王国的地图）。

[45] H. G. Rawlinson, Bactria, the History of a Forgotten Empire, (New York: AMS Press, 1969), 13页。

[46]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6，34页；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论》，第31页。

[47] J. P. Mallory和D. Q. Adams编订，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 (London and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7), 第591页。

[48] 本段主要参看H. G. Rawlinson, Bactria, the History of a Forgotten Empire, xiii-xiv, 7；其它资料。

[49]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35页。

[50] J. P. Mallory and Victor H. Mair, The Tarim Mummies:《塔里木的木乃伊》，第8，10页。

[51] E. E. Kuzmina, Edited by Victor H. Mair,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第 91页。

[52] 同上。

[53]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23页。

[54] 图片出自网站：http://en.wikipedia.org/wiki/Sampul_tapestry

[55] 本段参看J. P. Mallory和Victor H. Mair的《塔里木的木乃伊》，第24，172-175页。

[56] H. G. Rawlinson, Bactria, Chapter VII, Menander to the Distinction of Greek Rule in the East, 第109-129页; appendix, Bactrian Coins；同时参看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87-89页。

[57]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34页。

[58] 同上，第14, 16页。

[59] 同上，第247页。

[60] 同上，第13-14页。

[61] J. P. Mallory and Victor H. Mair, The Tarim Mummies:《塔里木的木乃伊》，第160-161页。

[62] http://www.tianshannet.com/news/content/2011-02/14/content_5591037.htm

http://www.tianshannet.com/travel/content/2010-12/02/content_5410159.htm

[63] 《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大夏在大宛西南两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云云。（注：身毒，音同元毒，即天竺，后唐玄奘定译为印度）

[64] J. P. Mallory and Victor H. Mair, The Tarim Mummies:, 第59页；唐代颜师古所注的《汉书》。

[65] 同上，第93页。

[66] E. E. Kuzmina, Edited by Victor H. Mair,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第91页。

[67] J. P. Mallory and Victor H. Mair, The Tarim Mummies:, chapter two: East Central Asia: Players at the Centre of the Board.

[68] 同上，参看第96页和98页的地图。

[69] http://www.iranchamber.com/history/sassanids/sassanids.php

[70] D. N. MacKenzie, ĒRĀN, ĒRĀNŠAHR,1998, 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eran-eransah

[71]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论》，“第一章绪论”，第1页。

[72] 同上，第5页。

[73] Richard Schafer, A Muslim Became A Christian, translated from German to English by John Bechard, （England: Author Online Ltd., 2002）, 第79-80页。

[74] 同上。

[75]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 第28页。

[76]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一章：第8页。

[77]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49页。

[78] 罗振权、李长生主编：《新疆旅游基础知识》，第44页。

[79]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3页。

[80]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49页。

[81] 同山，第52页。

[82] 同上，第51页。

[83] 同上，第60页。

[84] 丁宏、张国杰编著：《百年中国穆斯林》，宁夏人民出版社（银川市解放西街47号），宁夏华地彩色印刷厂，200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206页；另据笔者考注。

[85]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28页。

[86] 同上，第77-78页。

[87] 同上，第79页；同时参看英文版第76页。

[88] http://www.xjmuseum.com.cn/do/bencandy.php?fid=181&id=275

[89] 同上。

[90]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71页。

[91]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47页；名称同时参看网络资料“北大未名BBS”：http://bdwm.net/blog/cpread.php?serial=14828, 注释26，源自中华书局的《中外交通史籍从书》，avis发表于2008-05-23 16：42：41。

[92] 马冬、吴洪琳：《狯胡与嚈哒》，刊登于《西域研究》季刊，新疆社会科学院主办（新疆去鲁木齐市北京南路16号），新疆社会科学杂志社出版，2005年第4期，第63页。

[93] E. E. Kuzmina, Edited by Victor H. Mair,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第91页。

[94]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72页。

[95]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论》，第48页。

[96] 参看本书第二章的二（1、早期的传播）。

[97]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72－73页。

[98]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论》，第46-47页。

[99]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71页。

[100] 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45页。

[101]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论》，第47页。

[102]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72—74页。

[103] 同上，第74-75页。

[104] 同上，第82页。

[105] 同上，第84页。

[106] 同上。

[107] 同上，第85-86页。

[108] 同上，第86页。

[109] 同上，第84、87页。

[110] 同上，第87页。

[111] 同上，第90页。

[112] 同上，第94页。

[113] 同上，第104页。

[114] 同上，第106-107页。

[115] 同上，第121页。

[116] 同上；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论》“第一章绪论”，第1页。

[117]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21页。

[118] 同上，第122页。

[119]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31-32页。

[120]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14-115页。

[121] 同上，第94页。

[122] 首都名称参看同上，第115页。

[123]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36-37页；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15页，和英文版的第113-114页。

[124]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40页。

[125]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25页。

[126] 同上；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45页。

[127]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46页。

[128] 同上，第45，47-48页。

[129]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宗论》，第218页。

[130]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25页。

[131]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46页；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 第219页。

[132]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219页。

[133]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47-48页。

[134] 同上，第48页。

[135] 同上，第49页。

[136]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25页。

[137]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31页。

[138] 本段参考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42-45页。

[139]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y of the Steppes, 第125页。

[140]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25页。

[141]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44-45页；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25页。

[142]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一卷《般若波罗蜜心经·后补记》：“维时景佑二年乙亥十二月十三日，大宋国潭州府举人赵行德流历河西，适寓沙州。今缘外贼掩袭，国土扰乱，大云寺比丘等搬移圣经于莫高窟，而罩藏壁中，于是发心，敬写《般若波罗蜜心经》一卷安置洞内。伏愿龙天八部，长为护助，城隍安泰，百姓康宁；次愿甘州小娘子，承此善因，不溺幽冥，现世业障，并皆消灭，获福无量，永充供养。”注：这里的赵行德就是抄经人，时间是宋仁宗赵祯皇帝在位第二年，即1035年。

[143]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45页

[144]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59页。

[145] 同上，第128页。

[146] 同上，第128-129页。

[147]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第128页。

[148]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33页。

[149] 同上，第137页。

[150] 田卫疆：《新疆历史》，第39页。

[151] 同上。

[152] 本段参考田卫疆：《新疆历史》，第39页；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97页。

[153]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77页。

[154] 同上，第197-198页。

[155] 同上，第198-199页。

[156] 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第279-280页；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57页。

[157]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64，174页。

[158] 同上，第175，177页。

[159] 同上，第165，178页。

[160] 同上，第194页。

[161] 同上，第218页。

[162] 同上，第197页，英文版第329页；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51页；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第287页。

[163]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218页，英文版第328页。

[164] 同上，第189页，和英文版的第226页。

[165] 同上，132页。

[166] 同上，第212页。

[167] 同上。

[168] 同上，第214-215页；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第287页。

[169]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228—229页。

[170] 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第287页。

[171] 本段参看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233页；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53页。

[172] 同上，第233页；英文版第329页。

[173] 同上，第234页。

[174] 同上，第239页。

[175] Edited by Robert L. Worden and Andrea Matles Savada, Mongolia: a Country Study, 第23页。

[176] 同上，第 23，25页。

[177] 本段参看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英文译本的第326-327页，因为中文译本中的这一整章和下一整章，内容涉及新疆地区史和维吾尔族景教人物，不知何故缺失了。

[178] 本段参考同上，第330页。

[179] 本段参考同上，第331—334页。

[180] 本段参考同上，第334—335页。

[181] 本段参考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55-56页；同时参看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英文译本，第342-344页。

[182]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267页。

[183] 同上，第129页。

[184] 年代参考Edited by Robert L. Worden and Andrea Matles Savada, Mongolia: a Country Study, 第25页。

[185]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267页。

[186] Edited by Robert L. Worden and Andrea Matles Savada, Mongolia: a Country Study, 第27页。

[187]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303页。

[188] 本段参考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56-57页。

[189] 本段参考同上，第57-59页。

[190] 本段参考同上，第62页。

[191] 名称参考Edited by Robert L. Worden and Andrea Matles Savada, Mongolia: a Country Study, 第31，300页。

[192]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338-339页；田卫疆：新疆历史，第44页。

[193]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346页。

[194] 本段参考Edited by Robert L. Worden and Andrea Matles Savada, Mongolia: a Country Study, 第31-32页；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339页。

[195] 本段参考Edited by Robert L. Worden and Andrea Matles Savada, Mongolia: a Country Study, 第32页。

[196]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361页。

[197] 同上，第 338页。

[198] 同上，第346-347页；噶尔丹的生平年代参考Mongolia: a Country Study第32页。

[199] 本段参考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348-350页。

[200] 本段参考同上，第350-354页。

[201] 本段参考同上，第354-356页。

[202] 本段参考同上。

[203] 本段参考同上，第358-359页。

[204] 同上，第360-361页。

[205] 同上，第363页。

[206] 同上，“作者序”，第4页。

[207] 本段参考同上，第335页。

[208] 本段参考同上，第335-337页；同时参考其它中文资料。

[209] 同上，第359页。

[210]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21页。

[211]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362－363页。

[212] 罗振权、李长生主编：《新疆旅游基础知识》，第50－51页。

[213] 同上，第51页；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21-122页。

[214] 罗振权、李长生主编：《新疆旅游基础知识》，第53页。

[215]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36-137页。

[216] 同上，第140-141页。

[217] 本段参考同上，第145-146页。

[218] 本段参考同上，第150，182，186，211页。

[219] 本段同上，第218，222，223页。

[220] 同上，第223页。

[221] 同上，第233页。

[222] 同上，第235页。

[223] 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第23页。

[224] 中国新闻网，“中新网乌鲁木齐1月26日电 (闫文陆)从26日在此间举行的新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获悉，2009年末，新疆总人口为2158.63万，……。”同时参看《2010新疆统计年鉴》的数据。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10/01-26/2093001.shtml

[225]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引言第5、6页；同时参看《2010新疆统计年鉴》。

[226] 同上。

[227] 《2010新疆统计年鉴》。

[228] 罗振权、李长生主编：《新疆旅游基础知识》，根据10-28页的相关内容和数据综合而成；参看《2010新疆统计年鉴》。

[229] 同上《新疆旅游基础知识》，第16页。

[230] 同上，第21页。

[231] 同上，第25页。

[232] 同上，第27页。

[233]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32页。

[234] 同上。

[235] 同上，第35页。

[236]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50页。

[237] 罗振权、李长生主编：《新疆旅游基础知识》，第10页；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33-35页。

[238] 《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35页。

[239] 同上，第33页。

[240]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25页。

[241]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36-37页；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15页。

[242]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23页。

[243]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40页。

[244]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 第125页。

[245]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41-45页。

[246] 同上，第45页。

[247] 同上，第46页。

[248]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25页。

[249]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46页。

[250] 同上，第49页。

[251]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25页。

[252]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47-48页。

[253]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39，48页。

[254]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03页。

[255] 同上，第34页。

[256] 同上。

[257] 同上，第103页。

[258] 同上，第94页。

[259] 同上，第125-126页。

[260] 同上，第34页。

[261] 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第31页。

[262] 田卫疆：《新疆历史》，第39页；本段参考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97页。

[263]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51页。

[264] 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第5页。

[265] 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第 149页；丁宏、张国杰编著：《百年中国穆斯林》，第204-205页。

[266] 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第 149页。

[267] 本段参考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25页。

[268]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73-76页；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14页。

[269]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73，76，77页。

[270] 下列的这部分内容主要参看维吾尔文化专家郭德（Gordon Black）先生给笔者的电子邮件（2009年10月23日23: 21: 20）。

[271] 同时参看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7)，第235-237页。

[272] 本段参看同上，和郭德的电子邮件（同上），以及作者的考证。

[273] 罗振权、李长生主编：《新疆旅游基础知识》，第10页。

[274] 数据参看Gardner Bovingdon, Autonomy in Xinjiang: Han Nationalist Imperatives and Uyghur Discontent,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Washington, D. C. 2004）, 第24页。

[275]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39页。

[276] 同上，第40页。

[277] 刘宁：《回鹘人种考》，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130012，2006年6月29日。

[278] Edited by Robert L. Worden and Andrea Matles Savada, Mongolia: a Country Study,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1991), 第31页。

[279] 刘宁：《回鹘人种考》。

[280] 刘宁：《回鹘人种考》。

[281] E. E. Kuzmina, Edited by Victor H. Mair,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第 88页。

[282] 刘志伟：《丝绸之路“起始于殷商 繁荣于汉唐”》，作者为安阳殷都文化研究院院长，2007-8-13 10:57:38发表于安阳旅游网，http://www.aylyzx.com/Htmls/Culture/minsu/078134907.shtml

[283] 同上。

[284] J. P. Mallory and Victor H. Mair, The Tarim Mummies:, 第58页；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34页。

[285] 韩康信，尚虹，《山东临淄周—汉代人骨种族属性的讨论》，发表于2001年11月的《人类学学报》，第20卷，第4期。

[286] 本段参考Rene Grousset, The Empirey of the Steppes:, 第148-150页。

[287] 同上，第144页。

[288] 本段参考同上，第154-157页。

[289] 同上，第150页。

[290] 同上，第151-152页。

[291] Julian Chrysostomides, The Byzantine Empire from the eleventh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Kate Flee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 Volume I, Byzantium to Turkey, 1071-1453,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第6、10-11页。

[292]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y of the Steppes:, 第153页。

[293] 同上，第152-153页。

[294] 同上，第155页。

[295] 同上。

[296] 同上，第155，157页。

[297] 同上，第157页。

[298] 同上，第159-160，164页。

[299] 同上，第164页。

[300] 本段参考同上，第261，263页。

[301]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Vatch Ghazarian, Armenians in the Ottoman Empire: An Anthology of Transformation 13^th-19^th Cnturies, (Mayreni Publishing: Waltham, Massachusetts, 1997), 第4-5页。

[302] 同上，第xxiv页；第91-92页。

[303] 同上，第92页。

[304] 本段参考Ahmet Yasar Ocak, Social,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life, 1071-1453, Edited by Kate Flee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 Volume I, Byzantium to Turkey, 1071-145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K, 2009), 第360-361页。

[305] 同上，360-365。

[306] 同上，第364页。

[307] 札斯丁·如德尔森在这里表达得有点含糊，看起来指的是高昌回鹘文明。但是笔者认为，在接触波斯和伊斯兰文化之前“纯粹”的维吾尔文明，应该是指在公元763年之前，蒙古草原接触摩尼教之前的回纥文明形态，而不是高昌回鹘文明。但那个时候，其文化也已经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笔者还认为，在继承回纥文明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唐朝汉族、摩尼教、景教和吐火罗—印欧文明而创立的高昌回鹘文明，代表了维吾尔族和整个突厥民族史上辉煌文明的高峰期。在蒙古帝国之后，由于伊斯兰教武力征服了高昌回鹘，其文明就迅速衰落下去。

[308] 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第31页。

[309] 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郑元芳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78，80页。

[310]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94页；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第197页。

[311]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209页。

[312] 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第329页。

[313] 参看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14-22，35-37页。

[314] 李民举，《释祆》，《国学论坛》网站：http://bbs.guoxue.com/viewthread.php?tid=456713，发表于 2007-11-17 01:58；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13页。

[315]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46页。

[316] Willard Gurdon Oxtoby, Ancient Iran and Zoroastrianism, an Index, (Canada, Ontario: Waterloo Lutheran University; Iran, Shiraz: Pahlavi University, 1973), Introduction, 第1页。

[317]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72-73页。

[318] 同上，第71页。

[319]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47页。

[320] 同上，第48页。

[321] 同上，第61页。

[322]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84页。

[323]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第93页。

[324]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92页。

[325]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7页。

[326]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37页。

[327] 同上，第55页。

[328] 同上，第54页。

[329]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一章绪论”第7页。

[330]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94页。

[331]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7页 。

[332] 丁宏、张国杰编著：《百年中国穆斯林》，第202-203页。

[333] 同上，第54-55页； Valerie Hansen, The 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0), 第155页。

[334] 《草原帝国》，第54-55页；Valerie Hansen, The Open Empire, 第163, 169页。

[335] Valerie Hansen, The Open Empire, 第170页。

[336]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y of the Steppes, 第125页。

[337] Peter Jackson和David Morgan, 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90), 第229页。

[338]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93页。

[339] 本段参考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148-152页。

[340] Translated from Greek by Ron Cameron and Arthur J. Dewey, The Cologne Mani Codex, (P. Colon. inv. nr. 4780),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his Body”, (Missoula, Montanan: Scholars Press,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979), Introduction, 第1, 67, 69页。

[341] 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manichean-script

[342] Geo Widengren, The Great Vohu Manah and the Apostle of God: Studies in Iranian and Manichaean Religion, (Sweden: Uppsala University Arsskrift, May 1945), 第26，27页。

[343] Translated by Ron Cameron and Arthur J. Dewey, the Cologne Mani Codex, 第21，25页。

[344] 同上，第19，29页。

[345] 同上，第35，37页。

[346] 同上，第53页。

[347] 同上，第51，53页。

[348] 同上，第57页。

[349] 同上，第39，41页。

[350] 同上，第43页。

[351]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187页。

[352]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22页。

[353]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195页。

[354]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23页；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195页。

[355]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196-197页。

[356] 同上，第196页。

[357]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40页。

[358]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201-202页。

[359] 同上，第219页。注：在前面的地区和民族历史背景介绍中，我所引用的证据来自厉声主编的《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46页。两者的佐证相同。

[360] 同上，第224页。

[361] 同上，第253页。

[362] 同上，第262页。

[363] 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第76页。

[364]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nichaeism

[365]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21页。

[366] 同上，第122页。

[367] 丁宏、张国杰编著：《百年中国穆斯林》，第201页。

[368]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04页。

[369] 丁宏、张国杰编著：《百年中国穆斯林》，第201页。

[370] 同上，第202页；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04页。

[371] 同上。

[372] 丁宏、张国杰编著：《百年中国穆斯林》，第202页。

[373]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04页。

[374] 丁宏、张国杰编著：《百年中国穆斯林》，第202页。

[375]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04页。

[376] 同上。

[377] 同上，第48页。

[378] 同上，第104页。

[379] 本段参考同上，第55-56，105页。

[380] 同上，第105页。

[381] 同上。

[382] 丁宏、张国杰编著：《百年中国穆斯林》，第202-203页。

[383]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56-57页。

[384] 同上，第105页。

[385] 丁宏、张国杰编著：《百年中国穆斯林》，第203页。

[386]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06页。

[387] Gardner Bovingdon, Autonomy in Xinjiang:, 第36页。

[388]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03页。

[389]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67，169-172页。

[390] 参看John Hultvall, Mission and Change in Eastern Turkestan, update, 第1页，但是以《新疆统计年鉴》的数据为准。

[391] 参看Gardner Bovingdon, Autonomy in Xinjiang:, 第24页，以《新疆统计年鉴》的数据为准。

[392] 同上，第27页，以《新疆统计年鉴》的数据为准。

[393] 参看《2010新疆统计年鉴》的数据并计算。

[394] 根据新疆兵团的一些老战士的口述历史。至今没有权威性的官方资料，因此，细节和死亡人数不详。

[395] Gardner Bovingdon, Autonomy in Xinjiang:, 第6页。

[396] 笔者在1994年采访过当地经过这次事件的一位知识分子汉族老人；另外参考有关汉文资料；参看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第30页。

[397] Gardner Bovingdon, Autonomy in Xinjiang:, 第7页。

[398] 同上，第8页。

[399] 同上，第7页。

[400] 同上，第8页。

[401] 根据笔者对这次游行的目击。参看同上，第7页，有不同内容的信息。

[402] 笔者当时在伊宁市；同时参看Gardner Bovingdon, Autonomy in Xinjiang:, 第7页

[403] 笔者所认识的人当中，他们有朋友在公车爆炸中伤亡：至少有2位汉族男、女青年被炸死，一位妇女被炸断一条腿。

[404]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371页。

[405] 笔者当时住在离西山公路爆炸处大约2公里的地方。

[406]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374页。

[407] Testimony of Jason Pinney, Hearing on Chinese Interrogation vs. Congressional Oversight: The Uighurs at Guantanamo,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f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uman Rights, and Oversight, July 16,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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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目录、序言，等

第二章、19世纪前的新疆基督教历史概况

第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的新疆基督教历史（1888-1938）

第四章、20世纪中后期的新疆基督教历史

后记、尾声、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