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理学协会 www.ccaa2009.com 2013年06月14日
第二章、19世纪前的新疆基督教历史概况
19世纪前基督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上半叶。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基督教主要是以景教的方式在新疆地区传播，并在东叙利亚教会（景教总会）的遥控管辖之下，向东以新疆地区为前沿，辐射整个西、中蒙古草原和中国北方地区（东至北京，南至黄河流域）。期间，高度文明的突厥民族是景教的主要信仰群体，并经历了初期传播（6世纪上半叶—556年）；西突厥汗国·中国唐朝·吐蕃时代（552-751-840）的稳定发展；东西回鹘汗国时期（840-1130）在伊斯兰教势力扩张下的大规模发展；西辽时期（1130-1218）的维持和生存；蒙古帝国时期（1206-1368）的繁荣与复兴，这五个主要的历史阶段。
蒙古帝国时期，不仅新疆地区，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包括元朝中国，由于蒙古皇室的影响，景教都出现兴盛的局面；而维吾尔族景教徒马考斯担任世界景教总主教期间，更是将整个景教历史推至高潮。这个时期，也有少量的天主教在新疆西北部地区传播。至14世纪末，新疆地区被蒙古东察合台汗国全面伊斯兰教化。16世纪初，中国明朝势力退出新疆东部，新疆北部在准噶尔帝国蒙古人当中，盛行喇嘛黄教。18世纪中叶，当满清中国消灭准噶尔人占领新疆后，除了伊斯兰教，已经没有任何其它宗教在这个地区公开存在了。
在探讨这个地区的基督教历史之前，需要首先介绍一下景教的来源。
一、景教介绍
由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中国和亚洲基督教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我们需要首先探讨景教在当时中原的发展历史，然后再探讨在新疆地区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因为，景教在中国的流行，主要是以首都长安（西安）为中心，而长安作为国际都市，也成为漠北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接受景教和其它外来宗教的窗口；后来，一些当中有景教徒的突厥和蒙古民族进入新疆地区，强化了这个地区既存已久的景教。需要注意的是，新疆地区的景教，是大西域地区景教教区的宣教结果；而长安的景教，可以看作是景教势力范围从新疆地区向东亚扩张的结果。
1、景教传入中国
基督教自从使徒时代开始，以保罗为首的宣教士在圣灵的带领下，从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出发，在马其顿的异像引导下，将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向罗马欧洲大陆方向传播，奠定了福音自西向东在地球上传播的历史格局。[1]
然而，上帝并没有冷落东方人，历史证明了他对普世的眷顾和恩典。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公元635年（唐·贞观9年），时值波斯帝国萨珊王朝（Sassanid，224-651年）面临伊斯兰教阿拉伯人（中国称之为“大食国”，波斯语Dazis的音译）的威胁，[2] 波斯帝国的基督教涅斯多留派（Nestorian）传教士阿罗本，[3] 来到唐朝首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受到唐太宗的欢迎，[4] 正式将基督教传入中国，被称为景教。“景者大也，照也，光明也”，这是根据《约翰福音》中“耶稣是世上之光”的教义而命名的。[5] 时逢唐朝最为成功的皇帝唐太宗执政（626-649），史称“贞观之治”，实行宗教自由政策，但唐太宗本人热心于佛教。[6] 在随后的唐高宗时期（650-684），景教的规模可观，“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可见景教已经发展到全国范围。[7] 到了唐玄宗时期（713-755），景教进一步得到重视，空前繁荣；至唐代宗时期（763-779），皇帝甚至庆祝圣诞节，景教发展在中国达到第一次小规模的兴盛。[8]
[9] 公元781年2月4日（唐德宗建中二年一月七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立，由涅斯多留宣教士景净（意思是亚当Adam）口述，朝廷参军吕秀岩书写，记载了景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状况。除碑名外，碑文共有1780个汉字，正文1695字；连同侧面，一共记录了82位景教徒的名字，其中63个景教徒的汉文名字有对应的叙利亚文名字，没有汉文对应的叙利亚文名字是19个（应该是来自波斯的涅斯多留宣教士的名字）。1623年或1625年（或之间），明朝天启三年或五年，该碑在西安城附近被发掘，字迹依然清晰。
（图2-1 陕西省西安市附近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自朱谦之的《中国景教》：王亚荣提供）
（图2-2 陕西省西安市附近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侧面部分景教徒的汉文和叙利亚文的名字，出自《蒙古帝国忽必烈时期两个维吾尔族景教徒的游记》）
[10] 然而，立碑之后六十四年，至唐武宗皇帝，由于道士赵归真进言，皇帝于会昌五年夏七月（845年），下诏“毁天下佛寺，勒令僧尼还俗”，史称“会昌灭法”，主要是打击以佛教为主的外来宗教。因此，景教、摩尼教和火祆教（Zoroastrian琐罗亚斯德教）也被取缔，共计2000多信徒被勒令还俗，包含外国人被驱逐。景教从此在中原地区败落。当然，与佛教被勒令还俗的26万5千信徒相比，景教对当时中国民间的影响力还是很小的，始终没有实现真正的地方化。然而，仅仅两年之后，公元847年，新的皇帝唐宣宗就恢复了佛教的地位，但继续禁止景教、摩尼教和火祆教。[11]
当时的罗马帝国被中国称为大秦国，而这些涅斯多留派的宣教士是从波斯而来，但是在碑文中却称“大秦景教”，教堂也为“大秦寺”，宣教士是“大秦国大德阿罗本”，景教徒被称为“大秦寺僧”（也称为白衣景士）。[12]
[13] 根据中国唐朝史籍《唐会要》中记载的皇帝圣旨内容，说明了宣教士阿罗本是“波斯僧”，从远方“将经教来献上京”。另一份圣旨说：“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接着又说：最初建教堂的时候，本来是取名为“波斯寺”，但是追根求源，应该将其“改为大秦寺”。下令改名的这份圣旨，是唐朝天宝四年（745）九月颁发的。此外，唐朝文献还称之为“大秦胡寺”、“波斯胡僧”。根据上一章所提到唐朝时期将西域的“赤发蓝眼”的雅利安—印欧人称为“胡人”，由此可以推断，这些早期的景教宣教士很可能是波斯当地的白种人。毕竟，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队波斯的征服，是在阿罗本等第一批胡僧到达长安一年后才开始的，而波斯的突厥化是11世纪才开始的，且主要集中在土耳其地区。
由此可见，这些涅斯多留宣教士给唐朝的印象是，他们代表的是正统的来自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尽管他们是从波斯而来。当时，景教被中国称为“波斯教”、“经教”和“大秦景教”。到了元朝，景教堂被称为“十字寺”。[14]
基督教的宣教士注重《圣经》和经典神学著作的翻译，重视神学思想成果的书面积累，以及文化和教育的推进，从早期教会时代就是这样。截止1943年，在中国领域主要是敦煌发现的景教文献汉文译本多达10部，除了一、两部可能是伪作，其余的包括《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一神论》（含三册）、《序听迷诗所经》、《志玄安乐经》、《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和《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15] 另外，《尊经》记载了35种景教经名，还指出景教叙利亚文经典多达“五百卅部”，其中由景教宣教士景净（口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的那位宣教士）所翻译成汉语的经典超过三十部。[16] 这些文献都是属于公元8世纪的景教经典。由此可见，景教经典在唐朝时期是相当丰富的。
此外，景教宣教士们还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医学、天文和机械制造知识。[17]
2、景教的来源——涅斯多留基督教派
[18] 该派的创始人约翰·涅斯多留（John Nestorius），安提阿人，原来是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的牧师，公元428年成为罗马首都康士坦丁堡的主教，因此在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会中享有非常高的地位。他的神学观点反对将玛丽亚称为“上帝的母亲”(Theotokos)，认为应该称为“基督的母亲”（Christotokos）；[19] 同时，他的基督论认为耶稣是“神人两者”的合一，不是“神人两性”的合一。换句话来说，他认为耶稣基督不是一者，而是由上帝和人两者组合的，但他强调敬拜的对象仍然是耶稣基督一位，即“神人两性两者一位”。他曾经说过：“我认为（耶稣基督的）神人两性是分开的，但作为崇拜对象是联合的。”
涅斯多留的上述两个观点立刻遭到亚历山大主教西利尔（Cyril）的反对。在基督教历史中，这位西利尔也是一位出名人物，横行跋扈，富于心计，甚至连罗马的总督也畏惧他三分。例如，他曾经抓获了当时亚历山大城中著名的新柏拉图派的女哲学家海培莎（Hypatia），在塞萨拉蒙（Caesareum）的教堂里将其衣服扒光，用尖利的贝壳把她杀死，然后又在西那隆（Cinaron）焚烧其四肢。[20]
当时，在这场基督论的神学教义之争中，罗马皇帝狄奥多二世（Theodosius II）支持涅斯多留，罗马教皇赛莱斯汀（Celestine)支持西利尔。此时，以亚历山大－罗马两教会组成的阵营，和以康士坦丁堡－安提阿两教会组成的阵营，两者之间的宗教政治权力斗争已经不止一日，[21] 并且持续升温。安提阿教会在基督教历史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这是第一个非犹太人的教会，也是第一个向非犹太人传福音宣教的教会；使徒保罗就是这个教会派出的宣教士。此外，耶稣基督的门徒被人们称为“基督徒”，也是从安提阿开始的。[22] 安提阿是叙利亚的首都（中国古称安都），叙利亚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在上一章中还提到过，公元97年，中国东汉朝的使者甘英，曾抵达安提阿及其港口西流基，欲乘船前往罗马，但未能成行。
公元431年，狄奥多二世敦促召开了著名的以弗所会议。在以安提阿教会的约翰主教为代表的支持涅斯多留的叙利亚教会代表团到来之前，会议就已经裁定涅斯多留为异端者。于是，在到达之后，叙利亚—安提阿教会代表团拒绝出席会议，并在旅馆里自行召开会议，谴责西利尔等人，以示对抗。[23] 然而，以弗所会议最终还是宣布涅斯多留的观点为异端，重申了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信经》。该会议产生了《以弗所宣言》，共八条；其中在第一条宣言中，也将伯拉纠主义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塞莱斯提司（Celestius）的神学观，定为异端。
尽管涅斯多留的基督论中对于耶稣神人两性的原理认定是错误的，但仍然属于基督教内部的神学争论，因为当时完整的正统神学基督论尚未形成，涅斯多留所代表的“安提阿神学观”并不是挑战已经达成共识的基督论。此外，涅斯多留的基督论观点并没有和《圣经》中的内容发生直接的明文冲突，也没有违背325年的《尼西亚信经》和381年在康士坦丁堡大会中的增订版信经（这两份信经都提到耶稣基督的“神人两性”，但没有说明是“一者”）。换而言之，涅斯多留等人是根据《尼西亚信经》中所陈明的，试图论证为什么耶稣基督既是上帝同时又是人。而将涅斯多留主义为异端的《以弗所宣言》，只是提到要遵守325年的《尼西亚信经》，并没有发展性阐明这个神学难题，整体内容没有超越前者。因此，这一基督论的神学真空导致了以弗所会议之后的继续争论和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众教会于20年后的公元451年召开迦克敦会议，这才产生了阐明耶稣基督是“神人两性一者一位格”的《迦克敦信约》。然而，真正完整系统精确地阐明正统“三者一位论”和“基督论”的是《阿塔那修信经》，在公元五世纪末和六世纪初才被教会所使用。作为康士坦丁堡教会的主教，涅斯多留的基督教信仰是不容置疑的。因此，整个以弗所会议之所以定其为异端，其中政治斗争的动机要大于神学教义斗争的因素。[24] 以至于今天人们对于把涅斯多留观点定为异端，认为其中还是有不清楚的环节，并没有充分的理由。[25] 在《以弗所宣言》中的第2、3、4、5、7条中，清楚地说明了解除涅斯多留的职位等惩罚措施，以及对其他人的警告，但是关于涅斯多留的神学观，只是笼统地使用了“可恶和亵渎性”的形容词（第7条），并没有具体的说明。
综合评估，这场神学之争的焦点似乎并不在于基督论，而是涅斯多留反对“上帝的母亲”的神学观，因此在会议中可能主要是指控涅斯多留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违背了《尼西亚信经》。但这一点是站不住脚的。涅斯多留在他的自传中坚持说，他并不是要否认耶稣的上帝神性，而是强调耶稣基督也是一个有灵魂和身体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上帝的母亲”这样的神学命题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在当时人们普遍强调耶稣基督其神性的情况下，涅斯多留认为耶稣基督的人性不可忽略，需要平衡的神人两性观（Dyophysitism）。例如，在《尼西亚信经》和康士坦丁堡的增订版中，更多的是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此外，在正统的基督论中，关于耶稣基督同时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人，虽然这是精辟正确的神学结论，但直到现在也没有透彻的解释（仍然称之为奥秘），来说明这两种属性究竟是如何同时成立的，而只是作为教义信条在教会中传递下来。作为涅斯多留主教，仅仅是就“神人两性同时成立”这一基督论中的神学命题，进行了一次失败的论证。
伟大的基督家改革家马丁·路德在其1539年的著作《大公会议及教会》（On the Councils and the Church）中，对涅斯多留表示同情，认为有许多问题需要澄清。[26] 路德认为，根据罗马教廷的资料，对涅斯多留的指控是含糊的，让人们误以为涅斯多留否认基督的神性。但是，这些资料又自相矛盾，指控他持有“基督是神人两者”的观点；可见，他认为基督是上帝，而且，他还认为基督只有一位，怎么可能又说是两者呢？[27]（笔者：根据景教总会的文献，1287年，维吾尔族景教徒巴·扫马在拜访罗马教廷的神学辩论中，坚持涅斯多留的基督论：神人两性两者一位）。因此，路德认为，应该是教皇及其追随者们，通过他们自己记载的文献，将异端言论放进了“涅斯多留的嘴巴里”。[28] 不过，马丁·路德认为，童贞女玛丽亚应该被称为“上帝的母亲”，之所以涅斯多留对此反对，是因为他不明白也不承认基督的“神人两性的联合”（communicatio idiomatum: communion of the properties），这才是其错误的真正所在，而这一点是应该被以弗所会议定为异端的。[29] 因此，以弗所会议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30]
笔者认为，路德针对“童贞女玛丽亚是上帝母亲” 解释理论是薄弱的。在马丁·路德之后，对于基督教的改革派来说，涅斯多留关于玛丽亚不可称为“上帝的母亲”的理论是非常正确的。如果罗马天主教接受了这一观点，可能就不会在历史中坚持崇拜圣母玛丽亚的神学观——在16世纪基督教的改革所产生的基督教（新教）看来，这是属于严重的异端。尽管涅斯多留的基督论是有错误的，但是其“童贞女玛丽亚是基督的母亲而不是上帝的母亲”这一理论，是非常正确而了不起的。此外，他的基督论触及到了非常深刻的层面，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充分解决的。例如，伊斯兰教有一项针对基督论的攻击是相当有力和棘手的：“如果耶稣基督是上帝，而且在十字架上被钉死，那么，就等于上帝被钉死了；但是，上帝怎么可能死呢？”这当然是一个老话题了。马丁·路德对此的回应是有力的：在谈论基督时，不可将他的神人两性分开谈；但是，路德在进一步诠释的时候，却也是薄弱的。[31] 此外，马丁·路德批评另外一位同时代的改革家——慈运理，也持有类似于涅斯多留的错误观点。[32]
于是，会议之后，涅斯多留被流放埃及，卒于大约公元450年。[33] 他的追随者们逃往波斯，得到波斯萨珊王朝的国王卑鲁兹的保护（Peroz 459-484年在位，被嚈哒人所杀，在本书第一章“新疆的嚈哒人时代”中提到过）[34]，并于公元498年建立了独立的涅斯多留派教会（即景教教会）。[35] 当时的波斯帝国是处于萨珊王朝时代（224-651年），与东罗马之间战事不断；景教徒们于公元496年通过决议而宣布独立，又于498年集会在波斯首都——底格里斯河畔的西流基（Seleucia和安提阿的港口同名），宣布与东罗马断绝关系，从此不再是叙利亚教会，而自称迦尔底教会（Chaldean Church），又名亚述教会（Assyrian Church），[36] 因此也被别人称为波斯教会。该教会的总部设在底格里斯河的两岸（Tigris River，两河文明之一）这一欧亚交通的枢纽点，并以波斯帝国为根据地，差派宣教士积极对外宣教，足迹遍布西亚、中亚、印度北端、小西域地区（今中国新疆），以及东亚蒙古草原和中国北方及中原地区。其宣教成果之辉煌，远远超过如今的教会和历史学家们所通常认为的。
从公元496年开始，涅斯多留教会——即亚述教会、波斯教会和景教教会，其主教一直驻在波斯的首都塞流西亚—泰斯封（Seleucia-Ctesiphon）。[37] 伊斯兰教阿拉伯帝国的第二任哈里发（Caliph）乌马尔（Omar）在位（634-644）的时候，在侵略占领的地区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凡不肯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都受到严重的逼迫和歧视。例如，规定犹太人用黄色头巾缠头，基督徒用蓝色头巾缠头，以区别于穆斯林的白色缠头；还不许骑马，只许乘驴；在路上要让穆斯林走在中央；说话声音不许高过穆斯林的说话声；房屋不可高过穆斯林的房屋；基督徒或犹太女人穿的鞋子一只脚是白色，一只脚是黑色；殡葬时不许哭泣；不许重建教堂；基督徒或犹太男子若与穆斯林妇女发生性关系会被处死，等等刁难羞辱性的法律规条。[38] 公元651年，阿拉伯帝国彻底击败波斯帝国萨珊王朝，占领波斯。公元762年，涅斯多留教会的总主教驻地，转移到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巴格达。[39] 公元987年之后，伊斯兰教对景教教会进行严厉迫害，景教的总主教由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即国王）任命。[40]
在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侵略扩张的时代，西亚的基督教已经分为三大宗派：称为亚述教会（原东叙利亚教会）的涅斯多留派（景教），势力最强大；公元451年被迦克敦会议定为异端的雅各派（Jacobites，主张‘一者一性说’的基督论Monophysitism），实力次之，被称为西叙利亚教会；以及最弱的亚美尼亚教会（Armenians），因为承认罗马帝国的管辖权而被称为帝国派。[41] 三个派别的教会都使用同一本叙利亚语的新旧约《圣经》——帕氏他（Peshitta），[42] 教会语言都采用叙利亚语，与罗马天主教的拉丁语和希腊东正教的希腊文，并列为基督教的三大教会语言。
[43] 景教还曾有一大特色，是与天主教不同的，即神职人员的婚姻制度。涅斯多留教会宣布独立时的在任总主教巴外（Bawai或Babai，在位期间496-502），就是一位结婚有妻子的主教。公元499年，在他的号召下，国王的许可下，涅斯多留教会召开大会，规定“上自教主下至一般信徒、修道士，依照《圣经》教导，可以与一位妇女结婚，并生养子女”。到了马尔·阿布哈一世（Mar Abha I，540-552年在职）担任总主教的时候（马尔-哈歇Mar-hasia是叙利亚语，意思是景教的总主教[44]；马尔的意思是圣徒或主教），于公元544年召开大会，又禁止了主教和神职人员的婚姻制度。
[45] 主教巴外的婚姻观，主要是受到了涅斯多留教会的尼西比斯城（Nisibis）的主教巴·扫马（Bar Sauma）的神学观点影响。这位巴·扫马原先是叙利亚－波斯教会的重镇——埃戴萨城（Edessa）神学院的学生，后来成为尼西比斯城的主教。437年，波斯著名神学家拿撒（Narsai）成为埃戴萨德神学院的院长，后因该学院的所持的安提阿—涅斯多留体系的基督论神学观而遭受罗马驻该城主教（Qura）的逼迫，逃到尼西比斯城，并在主教巴·扫马的帮助下，建立了埃戴萨版本的尼西比斯神学院。489年，东罗马拜占廷的皇帝芝诺（Zeno）关闭了埃戴萨神学院，将其变成一座“上帝之母亲”的教堂。主教巴·扫马于484年发动召开了一次大会，形成《百斯－拉帕特决议》（Synod of Beth Lapat），宣布进一步与罗马天主教会的神学决裂，坚持涅斯多留主义，并废除主教和神职人员独身制。
这次由叙利亚神学家巴·扫马在波斯于484年发动的、499年亚述教会总部正式采纳的改革，可以视为一次东方亚述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决裂的一次革新运动，但是只持续了60年就失败了。大约1000年后，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在欧洲发动了基督教改革，成功与罗马天主教决裂，摒弃了教皇无误论、崇拜玛丽亚、神职人员单身制，等神学误区，从而形成了基督教（新教），直到如今。
普世教会历史并没有忘记涅斯多留教派。1994年11月11日，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与东方亚述教会（涅斯多留教会或景教教会的当代正式名称）的总主教马尔－丁卡四世（Catholicos-Patriarch Mar Dinkha IV），在罗马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天主教和东方亚述教会之间的基督论共同宣言》（Common Christological Declaration between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重申《尼西亚信经》，但并未提及公元431年的以弗所会议，只承认双方在过去的分歧是由于表达方式的不同，并不涉及信仰的实质，因此这种分裂主要是出于误解，等等。[46] 宣言还提到了东方亚述教会向童贞女玛丽亚祈祷时称“我们的上帝和救主基督的母亲”（the Mother of Christ our God and Saviour），天主教向童贞女玛丽亚祈祷时称“上帝的母亲”（the Mother of God），也称“基督的母亲”（the Mother of Christ），因此，两者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云云。
可以看出，由于双方教会都向玛丽亚祈祷，基于这种关键的神学行为共同点，这份宣言在玛丽亚的身份上，尽管在神学术语上双方都没有让步，但在整体措辞上双方都有妥协。所以，这场持续1550多年的神学和教会之争，终于绕过了神学，从教会政治的角度握手言和了，算是对教会历史的一个交待。同时，从基督教（新教）的角度来看，这也标志着涅斯多留的神学观——错误的“基督两者论”和正确的“玛丽亚不可称为上帝的母亲”（因此不可以被崇拜）的影响，已经正式消失。
另外，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可以知道景教所用的新约《圣经》是27书，属于正统的新约圣经，传讲“三一妙身”，《尊经》中是“三身一体”，即三位一体（笔者提倡“三者一位”的译法更符合教义）的理论，以及弥赛亚隐藏原来的荣耀，成为肉身之人，降世代赎，还有天使宣告，从童贞女而生，波斯博士朝见，五旬节，等等教义内容。《尊经》中称圣父是“阿罗诃”，圣子是“弥施诃”，分别是东叙利亚语（涅斯多留教会的语言）中“上帝”和“基督”的准确音译。
从以上涅斯多留派的这段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由涅斯多留派（亚述教会）宣教士于唐朝传入中国被称为景教的，就是基督教，尽管其基督论中有神学性错误存在。涅斯多留派只是历史中基督教内部众多门派中的一派，定为异端是有些夸张了。伟大的新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认为，没有理由将涅斯多留主义定位异端，这次教会的分裂应该归咎于亚历山大的主教西利尔。[47] 因此，根据以上这些历史证据，我们有理由认为，公元635年是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中的开端。
景教在中国历史中，还被称为波斯教或波斯经教，或弥施诃教、迷诗诃教。例如，宋朝道家的贾善翔在其著作《犹龙录》第六卷中，列举了96种外道（外来宗教），其中第50种是“迷施诃外道”。[48]
3、唐朝景教对漠北民族的影响
唐朝（617-908）的景教对漠北蒙古草原上不同民族的影响，应该是需要重视和进行研究的。由于唐朝的首都长安是世界大都市，世界许多国家的人们来到这里，主要是从事商业活动。整个城市的人口多达100万人，其中在城墙内的就有50万人，[49] 而外国人有时候可以占到大约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有30多万外国人，而且是集中居住在城市西部的国际贸易市场（西市场）周围。[50] 这么多的外国人，带来了各自的宗教，并修建了崇拜的场所（教堂、寺庙、祭坛等）。当时的长安主要有三大外来宗教（已经本地化的佛教除外）：景教、摩尼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火祆教），即当时所称的大秦、穆护、祆三大夷教。[51]
这样看来，在波斯帝国的景教传教士阿罗本到达长安之前，景教就可能已经被其他波斯人、叙利亚人或粟特地区的人带入长安了。而阿罗本直接从波斯而来，能够直接面见唐太宗，正如有人猜测的，可能是因为他同时也充当波斯帝国的政治使节。[52] 但不论怎样，这一次的正式会晤，阿罗本的主要身份是景教宣教士，而且因为唐太宗的欢迎态度，景教开始在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国发展并小有规模。
[53] 这个时期，长安也有许多来自漠北的突厥和蒙古民族，他们在这里具有其它外国人所没有的优势：精通汉族文化和语言，与汉族通婚现象频繁。之所以有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在隋唐之前，鲜卑族（Tabgach，属于突厥－蒙古人）统治中国北方近一个半世纪，即北魏时期（386-534）。 再加上前后三个多世纪，中国北方四分五裂，经历了六个王朝（220－589），许多地方甚至包括洛阳城，都被漠北的突厥民族和蒙古民族侵入和长时间统治。在北魏时期，鲜卑族的王室成员与汉族有影响力的家族频繁通婚，他们的后代会说两种语言。到了后期，北魏的混血统治者开始倾向汉族化（包括姓氏），但是仍然精通两种语言和文化。
作为建立隋朝（589－618）的皇帝杨健，他的妻子就是匈奴和汉族的混血儿。而杨健和后来的唐朝建立者李渊，两人虽然是来自汉族贵族家庭，但都是汉族和突厥民族的混血后代。[54] 甚至，唐太宗的一个儿子，最初指定的皇位继承人，始终坚持说突厥语，穿戴突厥族服饰，由此可见皇室中的汉族和突厥混血的程度是多么浓重。[55] 从唐太宗到唐德宗，有不少波斯人和叙利亚景教徒，曾在唐朝廷中担任官职；大秦景教碑中就提到了两位在唐朝作官的景教徒。[56] 还有著名的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A-shih-na Shoeul），他是东突厥帝国的颉利可汗（Hie-li 620-630）的弟弟，在成为汗王之后，于636年投降中国唐朝，并成为唐太宗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参加了几次唐朝对西域（主要是新疆地区）的远征，曾经率部队征服焉耆和库车等地。[57] 唐太宗对外来宗教的宽容态度和开放豁达的国际胸怀，应该是与他的混血身份意识有直接的关系。
因此，当时的长安对于那些北方的突厥等民族来说，可以说是第二故乡；他们与漠北原籍的那些民族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而在长安的外国宣教士们，往往拥有先进的天文、医疗和机械制造水平，对这些漠北民族的影响是容易的。甚至，在洛阳的情况也是如此。公元762年，应唐朝邀请前来平息安禄山叛乱的漠北回纥（即回鹘，古维吾尔人）可汗登里牟羽（759-780 Deng-li Meu-yu，Bogu Khan），当他于11月20日从叛乱者手中夺回了洛阳城之后，在那里居住了几个月，期间认识了来自索格底安那（粟特地区）的摩尼传教士，自己受影响成为了摩尼教徒，并于次年3月将他们带回蒙古。于是摩尼教一度成为回纥帝国的国教。[58] 而作为登里牟羽的继任者，他的堂兄巴嘎哈·塔前（Bagha Tarqan，称号是Alp Qutlugh Bilge Khan[59]）在成为第四任汗王后，却带领许多臣民接受了景教。[60]
除了长安和洛阳这样的国际都市对漠北民族的宗教影响，还有一个因素也必须要考虑。“会昌灭法”（公元845年）之后，那些被驱逐出境的景教（和其它宗教）的宣教士，他们最容易逃亡的地方是北方蒙古草原包括今天的宁夏地区，以及西面的甘肃和青海地区。他们是职业宗教人士和宣教士，在流亡期间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就象那些被罗马教会驱逐而流亡的景教前辈们一样。如果这个推想是正确的，这个时期，他们一定对所寄居的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宗教影响。
总之，由于唐朝的高度发达和文明，以及在初期对景教的重视，同时由于长安城的国际都市影响力，景教宣教士的积极努力，周边地区的许多民族都必然会受到长安景教的影响。此外，当时额尔齐斯河—阿尔泰山脉—西蒙古草原地区有一些景教游牧汗国，例如，著名的古兹部、葛逻禄部、乃蛮部、克烈部，以及东蒙古的汪古部，都是蒙古帝国建立之前就存在的景教汗国，本章后面还会提到他们。至于是什么人向这些民族进行的宣教，迄今尚未发现详实的历史记载，只有克烈部的皈依景教有历史记载，但也缺乏细节。笔者认为，这些部落和汗国的景教，应该是来自大西域的景教教区的宣教成果，并且是通过新疆北部阿尔泰山区的游牧路线向东传入蒙古草原的。下面马上就会提到，在公元6世纪上半叶，景教就通过嚈哒人传播到了新疆北部地区，比正式传到长安要早一个世纪。
下面还会提到，作为当时称霸蒙古草原的回鹘人，除了摩尼教之外，景教也被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所接受，以至于到后来在漠北亡国之后，他们西迁到新疆地区的高昌（今吐鲁番附近），也将景教带到了那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昌回鹘人对蒙古帝国的影响重大，蒙古语书写文字是在畏兀儿语字母体系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并采用畏兀儿族的帝国行政管理体制，此外，高昌畏兀儿人（即回鹘人）还将蒙古人带入了高度发达的鄂尔浑—高昌回鹘文明。[61]
二、景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
景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历史，比火祆教和佛教要晚，比摩尼教和伊斯兰教要早，但是从来没有成为佛教和伊斯兰教那样的主导宗教。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证明了基督教在中原的初期传播历史。因为是从丝绸之路传播来的，所以有人推测，景教应该在此之前就在新疆地区传播了。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62] 法国汉学家保罗·皮里尔特（伯西和Paul Pelliot）从甘肃敦煌发现并拿走两部景教文献：[63]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和《尊经》（根据流行碑文，“尊”就是“基督”、“弥赛亚”）。其中，《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的译者是景净，长安大秦寺的景教徒，他也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颂并序的作者。[64] “三威”是指“圣父、圣子、圣灵”；[65] 笔者认为，“蒙度”是指“蒙恩得救”。
而《尊经》中记载说：“唐太宗皇帝，贞观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罗本届于中夏，并奏上本旨。”[66] 有趣的是，虽然提到的是同一个宣教士，但这里说阿罗本是西域人士，而大秦景教碑说他是大秦（罗马）人士。根据中国学者高永久先生的研究和日本学者羽田亨的定义，汉朝和唐朝的广义的“西域”地理范围包括中西亚地区，涵盖罗马帝国的部分欧洲版图；而狭义的西域是以葱岭（帕米尔高原）为中心的四周地区，比现在的新疆范围要大。[67]（可以用大、小西域的概念来区分）
（图2-3 敦煌景教经典《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一卷，出自Christoph Baumer的《东方教会》第190页）
（图2-4 敦煌景教经典《尊经》，出自朱谦之的《中国景教》，方广锠 提供）
根据印度南部的使徒多马基督教会的档案记载，公元100-280年，这个教会差派宣教士穿越北部边境进入新疆地区宣教，这里应该是指的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西南缘地区。[68]
1、早期的传播
公元5世纪上半叶，匈奴嚈哒族（拜占庭史学家称为白匈奴Ephthalite，波斯史学家称为Hayathelite），从阿尔泰山区的蒙古草原向西扩张（笔者认为，他们原籍是阿尔泰山区，但当时是从所居住的康居地区，即锡尔河的下游地区，向东、西、南三个方向扩张），占领新疆北部包括伊犁河流域至巴尔喀什湖的广大地区；公元440年，征服了索格底安那和巴克特利亚（Bactria中国古称大夏）部分地区、波斯的部分领土，[69] 随后又侵入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Punjab）地区。[70] 公元436—451年，嚈哒人灭掉阿姆河以南月氏人的贵霜王国，占领大夏全境包括塔里木盆地，整个新疆地区被纳入版图。
有学者认为，公元5世纪初，景教就已经传播到巴克特利亚地区（大夏，最东部包含新疆南部塔里木地区）。[71] 如果基督教当时来到这个地区，应该不是431年之后才形成涅斯多派的景教。历史学家们认为，嚈哒人主要是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火祆教），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根据B. G. 加富罗夫（Bobodzhan Gafurovich Gafurov）的著作《中亚塔吉克古史》（History of the Tajik People）：“公元六世纪时，嚈哒统治者曾派遣一名基督教士前往萨珊王朝首都，请求马尔·阿布哈一世（波斯境内的景教总主教，原先是火祆教徒[72]）任命这一教士为所有嚈哒基督徒的首领”；“公元498-762年，景教的主教一直驻在波斯塞琉西娅，由此可见， 嚈哒人所请命者是景教教徒。” [73] 这位马尔·阿布哈一世就是本章“一（2）”中所提到的，那位禁止神职人员婚姻制度的涅斯多留教会的总主教，他的在位时期是公元540-552年。
景教是怎么传播到信奉火祆教的嚈哒人当中的呢？根据基督教的历史可知，公元431年，康斯坦丁—安提阿教会（叙利亚教会）的主教涅斯多留被定为异端，流放埃及，卒于约公元450年。之后，其追随者逃往波斯，得到萨珊王朝皇帝卑鲁兹的保护，并于公元496-498年建立起独立的涅斯多流派教会（即景教教会）。公元484年，嚈哒人占领波斯东北部的一部分领土，并杀死了卑鲁兹皇帝。因此，嚈哒人在这个地区接触到景教是容易的。有学者也认为，就是在中亚活动期间，嚈哒人受到了景教的影响。[74] 同时，面对嚈哒人的扩张威胁，景教廷可能会派出宣教士主动向嚈哒人宣教，或者是以宣教士的身份为波斯王朝进行政治外交活动。这种宣教和政治的双重使命角色，在后来的中国唐朝和蒙古帝国时期再次出现过。
不论是什么原因，景教开始在嚈哒人当中传播，甚至国王都主动要求景教总教廷为他们册封一位主教。在占领波斯领土之前，嚈哒人征服月氏人的贵霜王国，大肆破坏当地的佛教文明，有可能是出于火祆教信仰的缘故，因为在后来的高昌回鹘时代，就有关于火祆教和佛教之间斗争的历史纪录；而景教、摩尼教、火祆教则是能够共处的。当然，如果是出于基督教的教义，那就说明景教这时候已经成为嚈哒人的主要宗教。
总之，由于统治者对景教的重视，可以认为，景教在嚈哒王国境内的新疆地区第一次的正式传播，至少是开始于6世纪上叶，且较有规模。当然，在此之前，景教就已经进入新疆地区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没有具体的历史资料和考古证明。所以，公元635年景教正式传入长安和中原，应该是景教在中亚—新疆地区宣教的基础上，向东亚迈进的一步。不过，也有学者认为，635年景教传入中原，是出于波斯王朝面临伊斯兰教阿拉伯帝国的威胁而政治求援于唐朝的意图，通过差派宣教士来完成政治使命；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并且这两种可能同时成立也是没有矛盾的。[75] 本章稍后会提到，在蒙古帝国时期，由于面临蒙古人的军事威胁，西方罗马教会也曾差派宣教士，肩负政治和宣教双重使命，出使蒙古帝国汗廷。
2、西突厥汗国—中国唐朝—葛逻禄·吐蕃时期（公元552-751-840年）的新疆景教
根据第一章内容可知，公元565年，西突厥汗国（552-630）与波斯萨珊王朝联合，南北夹击嚈哒汗国，嚈哒国灭亡。之后，西突厥汗王叶护（Yabghu）室点密（Istami）于公元567年派遣使者前往康士坦丁堡，与拜占庭（东罗马）的国王查士丁二世（Justin II）联盟，从南北共同夹击位于两国中间的波斯帝国。[76] 大约在公元597年，波斯萨珊国王巴赫尔（Bahram）向西突厥投降，西突厥占据了大片波斯的领土。[77] 此时，西突厥版图广阔，东至阿尔泰山—哈密绿洲[78]，西至咸海和波斯，与波斯的分界线是在阿姆河（Oxus, Amu Darya）和马鲁河（Merv River）之间，以及兴都库什山（Hindu Kush）以北的“吐火罗”地区。[79] 也就是说，今天的整个新疆地区都包含在其中。
西突厥此时的宗教主要是萨满教，[80] 但是，嚈哒人的火祆教（琐罗亚斯德教）和景教也开始在西突厥人当中传播。[81] 或者说，西突厥人当中本来就有信奉景教的，因为拜占庭的使节们发现这些西突厥人“崇拜火、空气和水”，这看起来有浓重的火祆教成分；“有巫师给他们预言未来”，这是突厥—蒙古人的传统萨满教；更有意思的是，“但他们只崇拜唯一的天地创造者，尊称他为上帝，并向他祭献马、牛和羊”。[82] 这似乎有浓郁的古犹太教色彩。但是，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认为，这是在崇拜突厥人的神“腾格里”。[83] 尽管有其它宗教的竞争，景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并没有因为汗国的更换而中止。
公元630年，唐太宗击败东突厥，俘虏了其汗王颉利（Hie-li）。[84] 同年，西突厥汗国内乱而崩溃，余部于公元642年左右被唐太宗的将领郭孝恪击败。[85] 前面提到过，由于唐太宗的开明态度，景教于公元635年正式传入长安，受到唐王朝的支持。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当唐朝开始成为亚洲高原的霸主时，在公元642—750年这100多年中，新疆地区的景教传播无疑会受到唐朝宗教政策的保护和鼓励，尽管唐朝更支持佛教。虽然后来唐朝对中亚的控制逐渐衰弱，但是对新疆地区的驻军控制一直持续到公元790年（唐贞元六年）。[86] 下面的证据说明了景教在当时新疆地区的规模。
“公元781年，景教的总主教提摩太一世（公元778-823年）写信给马罗尼惕（Maronites）时说：‘突厥国王偕几乎所有他的国内（的居民），放弃了古昔的偶像教，成了基督徒。他致书我们请求在其国境内建立大主教。我们这样做了。’”[87] 这里提到的放弃传统的偶像教，应该是指当地从月氏人的贵霜王朝就开始兴盛的佛教。这里，国王是怎样接受景教的，宣教士是谁，情况不详。但是，这种国王皈依，全民跟随的宗教替换，在古代尤其是游牧民族当中是常见的，就好比那些欧洲的游牧民族皈依基督教的情形（例如，法国，还有俄罗斯）。
根据上一章中介绍的历史可以知道，西突厥汗国已经于公元630年分裂为二（努失毕国和咄陆国）。之后在西突厥的领土上，形成多个突厥汗国。提摩太信中所说的突厥国王，应该是指天山以北的某个突厥汗国，因为天山以南尚未突厥化，或者是帕米尔高原以西的西突厥汗国遗留势力控制的地区，即原贵霜王国的地盘范围。根据伊斯兰教的史料，公元9—10世纪的时候，天山北部—伊犁河流域（今新疆西北部和吉尔吉斯境内）主要有三个突厥语民族：古兹（Ghuzz, Seljuks）、葛逻禄（Qarlug）和托古兹古兹（Toghuzghuz），根据有关资料证明，古兹（土耳其和土库曼人的祖先）是一个基督徒部落；其中一位著名的古兹人首领塞尔柱（塞尔柱古兹人后来迁移到小亚细亚，成为土耳其人的前身），他的儿子就是景教徒。[88] 后面我们还会说明，生活在伊犁河流域的葛逻禄人也主要是信奉景教。根据上一章的内容可知，这些突厥部落就是那些赶走月氏人、从蒙古草原上向西迁移的、在公元前一世纪就将新疆地区北部突厥化的匈奴人的后代。
1954年，在今吉尔吉斯国的首都比什凯克以东的阿克伯申附近，发现一座8世纪的基督教堂，是叙利亚大圆顶和中亚围墙的建筑风格，以及一块基督徒墓地。[89] 这里离现在的新疆西部边境已经很近了。当时，这个地区和今新疆同属于突厥各部落的地盘，都在新疆—吉尔吉斯草原上。同时，这里的景教并不是孤立的，因为景教的第二十任主教撒里巴萨察（Salibazacha, 或Sliwazkha 714-728）在位时，曾经在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建立了大主教区。[90]
那么，这些突厥民族是什么时候开始信奉景教的呢？根据已有的历史资料可知，公元893年，索格底安那（粟特）地区的当地伊朗人所建立的伊斯兰教逊尼派的萨曼王朝，外交上效忠于阿拉伯的哈里发，曾经向东北方向进军，攻击了塔拉斯的突厥人（Talas位于今吉尔吉斯境内天山西段区的恒罗斯河上游），将城里的基督徒教堂变成一座清真寺，并胜利班师回朝。[91] 尽管在8-9世纪时中亚景教的传播中心是撒马尔罕，[92] 但景教势力已经覆盖新疆地区。伊犁河流域—伊塞克湖—巴尔喀什湖地区，即新疆西北部和吉尔吉斯境内，无疑构成了景教在突厥人当中的势力范围。因此，我们可以将公元781年，即景教的总主教提摩太在突厥王国中建立大主教区开始，视为这些新疆—吉尔吉斯草原上突厥民族和当地的印欧民族（可能主要是乌孙人和一部分月氏人）皈依景教的比较确切的年代。
中国西域历史学家冯承钧（1887-1946）认为，景教的传播路线应该是丝绸之路，经大夏，葱岭、喀什以及和田，与唐玄奘回到长安的路线一致。[93] 这种推测是合理的，但不仅限于冯承钧所认定的阿姆河以南，并且根据第一章可知，阿姆河北岸地区也属于大夏（吐火罗）地区。景教能够在阿姆河北岸的撒马尔罕建立教会宣教中心，以及更北方的突厥民族信仰景教，说明了景教宣教士们应该是沿着丝绸之路南线的南道，北上越过阿姆大河，进入河中—索格底安那地区，然后沿着北道继续，越过锡尔大河—纳伦河—费尔干纳盆地，就进入了伊塞克湖—伊犁河流域—巴尔喀什湖地区，即古代乌孙人的地盘，唐朝时突厥人葛逻禄汗国的领域。在绪论和第一章中已经提到过，这条丝绸之路南线的北道，是甘肃大月氏人向西逃亡然后南下的路线。东汉的使者张骞和唐朝的唐玄奘，也是沿着这条路线南下越过阿姆河，进入阿富汗地区；返回长安走的则是丝绸之路南线的南道，即葱岭—喀什—和田的塔里木盆地的南缘路线。
此外，提摩太总主教曾于公元795/798年，写信给在埃兰（今伊朗西南部，《圣经》中的以拦）的好朋友拉班（意思是神甫或修士[94]）薛尔吉斯（Raban Sergius of Elam，）信中说，他已经为突厥人任命了一名主教，并准备为吐蕃（今西藏）人也任命一名。[95] 原文的内容是：“如今，圣灵已经将突厥人的一座城市分别为圣了，我们正准备要将西藏人地盘上的一座城市，也分别为圣。”[96]
但是，为什么景教能够在吐藩设立主教呢？这座城市具体在哪里呢？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间接地为我们提供了证据。众所周知，吐蕃国是塔里木盆地（南疆）的南邻，曾经在公元665年侵入南疆塔里木盆地（从昆仑山中段和西段之间的克里雅山口Keliya Pass可以直接进入于阗地区的今于田县），占领喀喇沙尔（今焉耆）、库车、于阗和喀什噶尔四个重镇，公元692和694年才被唐朝武则天的军队逐回。[97] 但是，公元700年，吐蕃和唐朝之间再次爆发争夺塔里木盆地的战争，因为这里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公元750年，唐朝将领高仙芝击败并逐出吐蕃人。[98]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时候，吐藩再次侵人塔里木盆地；公元790年，平定“安史之乱”的回鹘人再次出兵相助唐朝，在789和790年唐回联军两次在北庭战败后，回鹘人于791年独自出兵，击败吐蕃，收复北庭（乌鲁木齐附近的吉木萨尔）、西州（高昌），解龟兹（库车）之围，但吐蕃人仍然控制着塔里木南缘，于阗（今和田）是其势力中心。[99] 许多汉藏资料表明，直到公元866年，吐蕃人才撤出新疆地区，主要是因为，正如前面提到过的，西迁回鹘来到这里建立汗国，驱逐了吐蕃人。[100]
根据这段历史就容易明白，当提摩太于公元795/798年写信提到为吐蕃人（西藏人）的一座城市设立一名主教时，吐蕃占据着塔里木盆地，所以，将要派出的主教很可能是前往于阗（今和田）上任。那个时期，佛教已经完全征服了南疆地区的高加索—印欧文化，语言也被梵语代替。既然是要派出主教，说明塔里木南部地区的景教徒数量可观，尽管这里的主导宗教仍然是佛教。那么，这些景教徒是西突厥汗国留下的突厥人，还是一些放弃佛教改信景教的高加索—印欧人呢？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或者，是那里的吐蕃人皈依了景教？这种可能性较小。
图2-5 新疆境内的吐蕃（西藏人）古城废墟，出自田卫疆的《新疆历史》第30页
[101] 此外，根据克里斯托弗·鲍莫（Christoph Baumer）在《东方教会》一书中的考证，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拉达克（Ladakh）地区东部的坦克次（Tanktse公元644-842属于西藏王国，位于丝绸之路南线的一条支线上），有一块巨大的独立岩石和一些小岩石，上面刻着3个大的和8个小的马耳他式的十字架，以及一只可能是鸽子的鸟，还刻有吐火罗语（Tokharian）、索格底安那语（Sogdian粟特文）、汉语、阿拉伯语和藏语的文字。其中一行较长的粟特文写着：“在210年（注：阿拉伯年历，相当于公元825/826年），我们派遣撒马尔罕的恺悌拉（Caitra），和修道士瑙斯法恩（Nosfarn），作为大使前往参见西藏国王。”在一个十字架上，还写着粟特文“耶稣”（Yisaw）。这个考古学的发现，很可能是说明了在公元825/826年，一位索格底安那的商人，陪同一位涅斯多留（景教）修道士，前往朝见西藏国王（参看图2-6）。
因此，西突厥汗国—中国唐朝—吐蕃时代（公元552—840年），应该是新疆地区历史中基督教的稳定发展时期。在公元642-751年唐朝控制新疆地区时期，这个地区的景教毫无疑问已经进入了历史中第一次小规模的繁荣时期，而这种繁荣并不只局限于塔里木盆地的西南部边缘和天山以北的地区。因为前面提到，在甘肃境内靠近新疆的敦煌发现了大量而丰富的唐朝景教文献经典，因此可以证明新疆东部地区的景教在唐朝也是相当有规模的。但是，另外一点也是无需质疑的，那就是，当时塔里木盆地和新疆东部以及甘肃境内的主导宗教仍然是佛教，新疆地区和敦煌的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
（图2-6 出自Christoph Baumer的《东方教会》第175页）
3、东、西回鹘汗国时期（维吾尔族的时代 公元840—1130年）的新疆景教（唐朝后期·宋朝-南宋初期；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突厥塞尔柱人统治波斯的时代；东罗马帝国衰败时代，几次对抗异族入侵的重要战争失败）
前面的历史提到，公元843年，来自漠北蒙古草原的西迁回鹘人（在上一章提到过，原名“回纥”Uyhur的“回鹘”是从古突厥语中音译而来，在元朝又被音译为“畏兀儿”，1934年译为“维吾尔”至今，英文是Uyghur，Uygur或者Uighur），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来到北庭—高昌（今新疆乌鲁木齐—吉木萨尔—吐鲁番地区）一带定居，主要信奉摩尼教和景教，史称高昌回鹘，西州回鹘，或东回鹘。他们建立了历史中著名的高昌文明，对中亚地区产生了深刻影响，并用文化征服了后来的蒙古帝国，如同西方历史中的古希腊文化征服了罗马帝国。在西迁之前，曾经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将摩尼教引入鄂尔浑回纥帝国的汗王登里牟羽死后，从公元780-789年，回纥（改名为回鹘）帝国在巴嘎哈·塔前汗王（Bagha Tarqan，被唐德宗册封为‘武义成功—长寿天亲’可汗）的统治下，许多回鹘人接受了基督教（景教）。[102]
1905年，德国中亚学术探险队的成员勒科克（A. Von Le Coq），[103] 在新疆吐鲁番的高昌古城外发现了高昌回鹘的景教遗址，属于第9-10世纪的文物。[104] 其中一处是教堂遗址，在城东门外，包括两幅壁画，一幅是耶稣被人们欢迎进入耶路撒冷的《棕榈主日》（或《圣枝节》收藏于德国西柏林国立美术馆）；另外一幅是手持十字架的骑士。还有一处是景教修道院遗址，在吐鲁番北部的布拉依克（Bulayiq）水盘附近。[105] 修道院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景教文献，有《新约·圣经》和信仰要理、[106]“礼拜书、布道书、教规、宗主教言论集、药方等等，分别用叙利亚语、粟特语、中古波斯语、婆罗钵语、新波斯语、回鹘突厥语写成，其中叙利亚语的文献最多”。[107]
（图2-7 新疆吐鲁番的布拉依克的涅斯多留修道院遗址出土的索格底安那语的基督教文献；出自Christoph Baumer的《东方教会》第178页）
（图2-8 新疆高昌古城内景教壁画《棕枝主日》，出自Christoph Baumer的《东方教会》第176页）
（图2-9 在敦煌发现的景教画像复原图：可能是耶稣画像，原件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出自Christoph Baumer的《东方教会》第187页）
公元751年，中国唐朝军队在恒逻斯河（Talas River）战役中，被阿拉伯—葛逻禄联军击败后，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地区就被伊斯兰教势力所控制。于是，有学者认为，原西突厥境内的景教徒在穆斯林的强大势力压迫下，开始东移进入高昌地区，[108] 与新疆境内的本地景教徒汇合，从而使高昌成为新疆东部的基督教中心。这是非常合理的分析结论。这个时期，由于西迁高昌回鹘的宗教宽容政策，景教、摩尼教、佛教和火祆教能够共处，但是之间也有对立和斗争。[109]
（图2-10 19世纪初在吐鲁番北部布拉伊克发现的属于10-11世纪的回鹘文的景教祈祷词。最后两句是：“最重要的是，你是所有罪人的救赎者。你是上帝……”
出自维吾尔语《圣经》2005版）
总之，公元9世纪新疆中北部和东部高昌一带的景教徒，从他们的规模、经典、尤其是修道院的设立来看，教会机构已经相当成熟。不仅如此，专供于婚礼所用的景教回鹘文的“赞美诗”，说明了景教已经深入社会，是回鹘人的主要信仰。[110] 除了来自东部中亚地区躲避伊斯兰教势力的景教徒之外，高昌回鹘中本来就有一部分人信奉从漠北带来的景教，因此景教在高昌回鹘人当中得到快速发展，至蒙古帝国时代，到达历史中的繁荣高潮。但是，有一点也是需要明确的，由于最初高昌回鹘的国教是从漠北带来的摩尼教传统，同时由于高昌当地根深蒂固的佛教，所以景教对当地印欧文化的影响未必有深度。
由于伊斯兰教势力控制新疆北部的时间比较晚，再加上天山山脉和阿尔泰山脉的自然保护屏障，一些北部的突厥语民族的景教传统保持得比较好，尤其是古兹汗国、新疆西部的伊犁河流域的葛逻禄汗国和西蒙古的乃蛮汗国（西至额尔齐斯河Irtysh—斋桑湖Zaisan流域，东至色楞河Selenga）。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蒙古帝国时期，并在伊犁河谷地形成景教中心。而在蒙古草原的北方，色楞河南部和鄂尔浑河东部的流域，回鹘人流亡前的故乡，居住着另一个突厥民族，或者是在文化上突厥化的克烈人（Keraits），是强大的景教汗国。
[111] 根据叙利亚的雅各派教会（Jacobite，即西叙利亚教会）的历史学家、主教（maphrian）贵勾利·巴·赫布列斯（Gregory Bar Hebraeus）的记载，克烈国的汗王有一次在高山中打猎，误入雪地而迷路时，看到圣徒的异像，告诉他必须要信耶稣基督。安全回到家后，他就咨询当地一些基督徒商人，索要了一本福音书，还得知必须受洗才能得救。于是，他就向景教驻马鲁（Merv, 今土库曼斯坦的马雷市附近，丝绸之路要塞）的主教额白哲苏（Ebedyeshu）发出邀请，恳求他亲自或派人前来为他和这个部落施洗。根据1009年额白哲苏写给景教驻巴格达总部的总主教约翰六世（Yokhannan VI, 或 Yoannis 1001-1012）的书信，当时经他的安排，已经为这个克烈部的汗王及其汗国20万臣民施洗完毕。克烈部的王室成员一直沿用基督教的人名，直到12世纪，并因此成为西方人们所谈的“约翰长老”（Prester John）的史料之一。[112] 本章稍后我们会提到，克烈部的基督徒在后来的蒙古帝国中，扮演了相当特别而重要的历史角色。
与此同时，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底南缘的景教仍然存在，并且可以认为是属于公元781年提摩太所提到的那个吐蕃教区。在塔里木盆地南部罗布泊地区的米兰遗址，日本大古探险队（由日本探险家佛教徒大谷光瑞率领，在1902-1910期间三次进入新疆探险考察）发现了景教特点的壁画，以及一幅画在木板上的水粉画，画着有翅膀的天使，现被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113] 在10世纪的时候，萨曼王朝的米萨尔，他说在拔西（今塔里木南缘的策勒县）都城，看到过基督徒。[114] 这一时期正处于伊斯兰教在10世纪初进入新疆并开始扩张的阶段。尽管自公元910年，喀喇汗国（西回鹘）就开始从喀什噶尔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并于公元960年（中国宋朝建立）向于阗（今和田）发动圣战，但是直到1006年，才将佛教势力的坚固堡垒（新疆地区的三大佛教中心之一）——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国拿下。在此之前，新疆南缘的景教和佛教一样，没有理由自行消失。
而且，基督教会的历史证明，基督教的生命力非常旺盛，在迫害环境中的表现尤为坚强。即使遭受罗马帝国时代那样的残酷迫害，基督教依然继续发展壮大。所以，当伊斯兰教势力开始在南疆塔里木盆地的西缘，以喀什噶尔为基地扩张的时候，即使是温顺的佛教徒都依然坚持斗争，那么，景教徒也不会轻易放弃的，只是会转入低潮而已，但是并没有消失。这一点，我们在下面的西辽历史中就可以得到一些佐证。
总结一下，东西回鹘汗国时期的景教在新疆地区主要有两个中心，天山北部伊犁河流域和新疆东北部的高昌地区，这是景教在伊斯兰教迅速扩张形势下的一次大规模发展。其中高昌地区的景教繁荣，主要是因为在伊斯兰教的扩张压力下，景教徒从西部中亚地区迁徙而来，以及西迁回鹘中景教徒的到来，和教会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的迅速发展。根据上一章的介绍可知，景教在上一个历史时期曾经初步繁荣的塔里木盆地的西南地区，到了1006年，已经成为伊斯兰教的势力垄断范围；同时，佛教在这个地区也被迫退出了盛行千年的历史舞台。
4、西辽契丹时期（1130-1218年）的新疆景教（中国宋朝·南宋年间）
当西辽契丹人（西方历史学家称“哈剌契丹”，即“黑契丹”，属于蒙古种族类）统治西域时期，实行宗教宽容政策，景教在伊斯兰教势力为主导新疆南部地区处于维持生存的状态；同时，天山以北地区（北疆）的景教仍然在那些强大突厥人的汗国中保持着。[115] 根据景教文献的记载，在12世纪，[116] 景教的总主教以利亚三世（Elijah III, Abukhalim 1176-1190）甚至在喀什噶尔（今新疆西南边缘的喀什市）建立了教区，[117] 并于1180年任命约翰为主教；约翰之后的主教是撒不利（Sabrisho）。[118] 当时景教在亚洲共有25个大教区，其中喀什噶尔是第19大教区；[119] 大教区下面设有主教区。[120]
有人认为，西辽的统治者信奉佛教，[121] 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却忽略了景教后来也成为西辽的重要宗教（马上就会看到这一点）。根据上一章的历史可知，西辽契丹人来自漠北蒙古的东北地区（今热河流域一带），曾经在公元696年唐朝武则天时代侵入山海关，直至北京。[122] 公元10世纪初期，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公元909-926年）称汗，继续进攻中国北方；公元947年，他的继承人确立“辽”为国号，占领了幽州（北京）和开封，并使用汉族官员，有意将国家汉化，包括服饰穿戴。[123] 这种汉化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汉族儒教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的接受，[124] 因此佛教传入契丹人当中。
在这个时期，尽管伊斯兰教已经成为新疆西南部地区的主导宗教（佛教大势已去），但是由于西辽的统治，穆斯林被迫暂时放下武力宣教，开始和平传教。于是，原先在塔里木西南边缘，也就是丝绸之路南线的景教势力重新开始抬头。而原先在巴拉沙衮—撒马尔罕—喀什噶尔辉煌一时的喀喇汗国（西回鹘），此时已衰落成一个伊斯兰教突厥小王国，臣属于西辽契丹帝国，[125] 但喀什噶尔毕竟还是伊斯兰势力的中心。景教之所以这个时候在这里设立教区，并不一定意味着这里的景教非常繁荣。因为根据基督教宣教历史的特点，尤其是涅斯多留派的执拗精神和宣教的勇气，他们在这里设立教区应该是为了与伊斯兰势力进行对抗。毕竟，在过去的200年里，他们已经见证到伊斯兰势力的强大挑战性，在阿拉伯帝国境内的景教总部和众教会，也亲身体会到伊斯兰的严酷逼迫。在中亚和新疆，情况也是如此，这与他们早期和佛教势力之间的和平相处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当然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宣教和政治斗争。而且，景教在这里设立教区，应该也是在整个中亚受到伊斯兰势力压迫的整体形势下，所作出的宣教地理重点东移的决策。
西辽统治时期新疆地区的宗教特点是：伊斯兰教、佛教和景教并存，其中伊斯兰教和景教同时都在重视宣教活动。西辽末期，伊斯兰教开始传入天山以北的地区（北疆）；景教在天山以北和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的势力仍然强大，并且主要是在那些文明发达的突厥王国当中。根据法国的亚洲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的研究，当时生活在古城（别失八里，中国古称北庭，今北疆的吉木萨尔县境内）、高昌（吐鲁番）、喀喇沙尔（焉耆，位于天山中段盆地）和龟兹（库车）一带的回鹘人信奉景教和佛教（笔者：信奉佛教的可能是与回鹘人混居的当地土著印欧人）；新疆北方地区的葛逻禄人汗国中，有一部分人生活在伊犁河下游，多数信仰景教。[126] 西蒙古的乃蛮国，在塔阳汗王的统治下，占据着阿尔泰山区（北疆）和西蒙古，他们当中有大量的景教徒。[127]
（图2-11 出自朱谦之的《中国景教》）
德国学者不仅在吐鲁番发掘到景教遗物，还在伊犁地区和七河（Semirechie, Semiryetodie）发现了景教墓碑。[128] 中国考古学者也在今北疆伊犁地区霍城东北11公里处，发现了古代阿力麻里城景教的遗址，出土了刻有十字架和叙利亚文的石刻墓碑两块（分别放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少数民族博物馆和伊宁市的伊犁博物馆；参看图2-11），被认为是12—13世纪乃蛮汗国景教徒的坟墓。[129] 我们在上面提到，这里是属于西辽的疆域，伊犁河下游是信仰景教的葛逻禄人的汗国。因此，整个伊犁河流域看起来都是景教的势力范围。根据历史记载，公元1218年，当成吉思汗派军队征讨西辽的时候，当时伊犁河上游地区[130] 的统治者不匝儿（Buzar）的汗国（可能是原葛逻禄汗国）是以阿力麻里城为首都。[131] 总之，北疆的伊犁河谷在当时是景教地区，而阿力麻里无疑是景教中心。
1203年，拥有大量景教信徒的乃蛮汗国，与许多西蒙古被成吉思汗战胜的小汗国和部落的残余兵力联合，并试图说服位于今山西省大同地区和内蒙绥远城北部地区的全体信仰景教的突厥汪古人（属于南迁回鹘·维吾尔人）的汗国，共同对抗成吉思汗从东蒙古入侵；但是汪古人没有答应，反而急忙给成吉思汗通风报信。[132] 正如前面提到过，这些位于中原北面的突厥汗国中，之所以如此流行景教，可能是因为受到近邻中国唐朝时期长安景教的影响，以及西域景教的宣教成果。
勒内·格鲁塞在书中提到，成吉思汗在蒙古地区的臣民，信仰萨满教、佛教和景教。[133]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蒙古成吉思汗（1162—1227）统一蒙古之前，在汉人的中原、蒙古人的漠北草原和突厥人的西域，景教在500年里所达到的宣教程度、规模和范围之广，超过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不可否认，这些游牧民族发达的骑马交通方式，是非常有助于宗教传播的。
1204年，乃蛮国等抗蒙联军战败，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蒙古地区，乃蛮部的一位王子屈出律带着一部分人马，沿着额尔齐斯河方向逃往西辽（喀喇契丹）。[134] 当时的西辽国王耶律（或古儿汗）直鲁古在巴剌沙衮，亲自接纳了屈出律，并在同年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135] 而这位西辽契丹公主是一位虔诚的景教徒。[136] 为什么这时候西辽王室竟然有景教存在呢？为什么西辽国王毫不犹豫就接下了这块烫手的山芋呢？
结合在第一章中所提到的契丹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契丹人最初因为接受汉族文化而信奉佛教，强盛的时候，契丹帝国占领大部分的蒙古草原，东至朝鲜，南至华北黄河流域，西至甘肃。但是，12世纪初期，女真人和中国宋朝的汉族联合，击败了华北地区的契丹辽国。于是，契丹人向西撤退，1130年收抚高昌后，于1131年在新疆地区以及中亚地区建立起喀喇契丹汗朝，首都巴拉沙衮（Balasagun 今吉尔吉斯境内的托克马克），史称西辽，统治着这个小西域地区的突厥人，包括塔里木盆地周边的信仰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的维吾尔人、信仰佛教的土著印欧人、伊犁河流域的景教葛逻禄人、帕米尔高原西南地区的花剌子模国（Khwarizm）的突厥穆斯林。[137]
这样，由于境内一些文明发达的突厥景教汗国，西辽契丹人就能够直接接触景教，并很可能是因为突厥文明的吸引力而接受景教信仰。契丹人善于学习先进的文明，从建立辽朝已开始，就积极主动学习发达的汉族文明，并因此也文明发达起来，远远超过还处于野蛮状态的蒙古人和通古斯人。那么，从1017年契丹辽国进攻喀什噶尔和伊塞克湖地区开始，到1125年华北辽国被灭，[138] 1131年建立西辽，经过一个多世纪与文明发达的突厥人相处，特别是到了西辽后期，契丹人毫无疑问已经实现了文化上的突厥化（例如，西辽统治者采用突厥王号“古尔可汗”gur-khan，意思是世界的王），并且，突厥人的景教也可能已经成为其国教，或者，至少是皇家主要的宗教信仰，正如后来的蒙古帝国那样。根据“辽以释废，金以儒亡”之说，如果契丹人亡国西迁后也反省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接受景教就更容易理解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辽国王耶律直鲁古对逃亡者屈出律的热情，尽管是异常的，但其实是在情理之中。仅仅是接纳避难的乃蛮王子，这一举动就无疑会得罪强大的成吉思汗蒙古国，而且乃蛮汗国已经被灭了，收留其王子不存在政治上的好处。但是，不仅如此，这位西辽国王还将女儿嫁给了这位流亡的王子。历史学家毫无疑问对此感到惊奇。勒内·格鲁塞认为，和乃蛮国的许多其他人一样，屈出律或多或少是具有景教信仰的，[139] 至少，他是被乃蛮汗国的景教文化所培养出来的王位继承人。那么，有一种可能是，西辽国王也是一位景教徒，并且喀喇契丹人已经被突厥化，同时也很高程度的景教化了。这样，事情就容易理解了，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突厥文化，导致他们会去这样做。这是笔者的观点。
西辽末期，由流亡王子成为统治者的屈出律，改变了宗教宽容政策，开始严厉打击伊斯兰势力。[140] 事情的原因是这样的。1211年，这位来自阿尔泰山西蒙古地区前乃蛮国的逃亡王子屈出律，起兵推翻自己的岳父——契丹汗王耶律直鲁古，成为西辽的最后一个汗王（屈出律善待岳父直到岳父去世）。[141] 同年，屈出律派往南疆喀什噶尔的管理者被杀；于是，屈出律派兵围攻喀什噶尔达两、三年之久，城内的居民最终投降。[142] 由于他和妻子的景教信仰，他想让喀什噶尔和于阗的穆斯林改信景教或佛教；于阗的大阿訇（阿拉伯人称伊玛木，意思是教长）坚决反对，被屈出律钉在伊斯兰教学校的大门上。[143] 这样，喀什噶尔的穆斯林被迫臣服，而喀什噶尔此时又恢复了新疆南部地区的景教中心地位。
可以看出，屈出律和妻子推广景教的决心不仅仅是出于政治目的，同时也来自景教信仰的宗教动机。在压制伊斯兰教的同时，这无疑为景教在新疆地区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机会，这一点在下面的历史阶段中能够看到。
总结一下，西辽时期新疆地区已经有三个基督教中心，西南部的喀什噶尔（今喀什），西北部的阿力麻里（今伊宁市附近的霍城县），以及位于新疆东北地区的唐朝时期就成为景教中心的高昌（今吐鲁番）。这个时期，景教在新疆南部地区主要是处于维持和生存的状态，而在新疆北部仍然势力强大，在新疆东部的情况还算稳定。
5、蒙古帝国时期的新疆景教（也里可温教）和天主教（公元1209—1392年）
王国和朝代的更换看起来是容易的，很快就到了蒙古帝国（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1388年中国明朝攻占毁坏蒙古帝国首都和林）统治新疆地区的时代（1209年—1392年高昌被伊斯兰教化的东察合台汗国攻陷）。1209年，成吉思汗在西征中，高昌回鹘主动臣服并派兵相助；[144] 1218年，派兵击败西辽，将屈出律汗王杀死，将整个西辽领土包括新疆地区纳入帝国版图。
成吉思汗蒙古人的统治也是采取宗教宽容政策，他们信奉传统的萨满教，崇拜腾格里（某种意义上“神”的概念）。成吉思汗认为腾格里是住在鄂嫩河（Onon）发源地的不儿罕合勒敦（Mount Burqan Qaldun）这座圣山上（今肯特山Kentei）。[145] 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成吉思汗的臣民当中，还有不少是信奉景教和佛教的。不仅如此，在成吉思汗之后，许多蒙古王室重要成员和朝廷要员都是景教徒。值得一提的是，成吉思汗曾经是克烈国的汗王脱格鲁尔（Togrul）帐下的一名臣仆，[146] 而克烈汗国是一个强大的景教国家。1203年，成吉思汗与克烈国的汗王发生决裂，一度战败，却从此开始了创立蒙古帝国的伟业。[147] 蒙古帝国时期，新疆地区的景教继承了西辽时期的规模，并得到了强劲的发展，达到了历史中最为繁荣的程度和规模。
根据方豪的《中西交通史》，13世纪在蒙古帝国范围内，新疆地区的喀什噶尔、叶尔羌（莎车）、于阗（和田）、高昌（吐鲁番）、哈密、阿力麻里（伊犁）、轮台（乌拉泊，不同于今天在库车与库尔勒之间的轮台），都有著名的景教教堂。[148] 尤其是在畏兀儿人当中，景教徒数目众多，以至于亚美尼亚史学家海敦（Hayton）把畏兀儿人的汗国称为“迭屑国”（这一记载佐证了笔者在前面的观点，即景教后来成为高昌回鹘的主导宗教，而不是摩尼教或佛教），迭屑（Tarsa）是波斯语对基督徒的称呼，原意是“敬畏”，也是中亚地区对景教徒的统称。[149] “迭屑”，就是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中的“达娑”。[150] 在蒙古帝国时期，蒙古人根据叙利亚语词根的发音，也将景教称为“也里可温”教（Arkagun 或Arka’un）。[151]
（图2-12 13世纪，即蒙古帝国时代，从叙利亚文翻译成高昌维吾尔文的一段内容，根据《马太福音》第2章，叙述了东方的博士拜见圣婴耶稣，出自维吾尔语《圣经》2005版插图）
道教的著名道长丘处机（长春真人Taoist monk Qiu Chang-Chun）曾经受成吉思汗之召，于1220年从中国出发，1222年5月到达阿富汗朝见成吉思汗；他在《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写道：“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轮台之东，迭屑头目为迎。”[152] 在1221—1224年期间，丘处机的西行旅程是由成吉思汗的著名侍臣、克烈国出身的景教徒镇海（Cinqai, Chinkei）所陪同。[153]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迭屑（景教）头目会出来迎接。陪丘处机全程同行的是另外一个道士李志常。[154] 李志常后来在蒙哥大汗的统治时代，曾担任蒙古帝国的道教总管一职，深得汗王的宠信。[155]
成吉思汗的三儿子窝阔台（Ogodai）成为蒙古帝国的第二任大汗后，对父亲的重臣——契丹人耶律楚材和克烈族景教徒镇海，相当信任和器重；前者负责帝国的财政，后来是帝国的宰相；“每一道政令文书，若没有镇海在上面写的回鹘文，就不能够在华北颁布。”[156] 在蒙古军队征服西波斯期间（1223-1241），窝阔台大汗专门向驻阿塞拜疆的蒙古军队元帅绰儿马罕（Chormaghan），派出了叙利亚的基督徒西门（Simeon拉班·阿塔Rabban Ata），作为那里的基督教事务总管；这位西门作为大汗派遣的基督徒代表，大大保护了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157]
公元1245年4月16日，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圣方济会士——布兰嘉宾的约翰（John of Plano Carpini）前往蒙古，次年7月22日到达，参加了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的孙子们当中选举新可汗的忽邻勒塔大会，并带去了教廷致蒙古人的信；信中希望蒙古人不要攻击其它国家，并劝他们能够信奉基督教。[158] 这位教廷的使节亲眼看到贵由（Guyuk）王子被选举成为可汗，还看到景教徒们在新可汗的帐前做弥撒。这位新当选的可汗欣赏景教，他的主要大臣们、教师合达（Qadaq）和丞相镇海等人都是景教徒。[159] 贵由在致罗马教廷的回信中威胁他们不要先谈传教的事情，而是先来朝见他。这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因为罗马教廷希望蒙古能够归顺教廷。也有可能，他是站在对罗马教廷仍然耿耿于怀的景教徒的角度。例如，他的其中一个重臣是叙利亚的景教徒拉班阿塔（Ata），分管帝国宗教事务。[160] 事实上，贵由可汗开始承担保护东方所有基督徒的责任，例如他承诺亚美尼亚的国王，要永远保护他们；他还将原克烈国（Kerayit）的景教徒镇海，重新提拔为现在的丞相位置（窝阔台死后，耶律楚材和镇海都被冷落；1244年6月，耶律楚材忧郁而死[161]）。[162] 这位教廷的使节约翰（或布兰嘉宾）从蒙古回去后，高度赞扬蒙古的严明法律（即扎撒黑Yasaq）。[163]
根据法国圣路易九世派遣出使蒙古帝国的圣方济会士——鲁卜鲁克的威廉（William of Rubruck）的游记，[164] 在13世纪的蒙古帝国时代，在畏兀儿人所有的城市里（主要指今乌鲁木齐、吐鲁番、喀喇火州[165] 以及附近地方），都有景教徒与伊斯兰教徒杂居的情形。[166] 而且在蒙古朝廷的宴会上，景教徒神甫总是站在第一排向可汗敬酒，后面才是穆斯林、佛教徒和道士。[167] 1254年1月4日，当鲁卜鲁克见到蒙哥大汗的时候，蒙哥汗廷充当翻译的是朝中的一位景教徒。[168] 他还在和林（Karakorum喀喇和林）的一座景教堂里参加复活节礼拜，并见到了蒙哥的小弟弟——最信奉基督教的四王子阿里不哥（Ariq-boga；Arabuccha）。[169] 1266年，总教主天合一世（Dinkha I, Arbilaya 1265-1281）任命约翰为哈密主教（今新疆东部边缘）。[170]
（图2-13 蒙哥大汗在汗庭中，他的妻子们和儿子们，出自《蒙古帝国忽必烈时期两个维吾尔族景教徒的游记》）
由此可见，当时在新疆地区的景教是相当繁荣的，伊斯兰教的势力受到蒙古帝国宗教政策的压制。而且，由于蒙古王室中景教徒的影响和蒙古帝国对景教的重视，在整个中国的范围内，景教的情况也是相当成气候的。例如，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方终点站的中国福建泉州港（刺桐城），也是一个重要的景教管区。[171] 根据当时镇江地方志的记载可知，整个蒙古帝国范围内有“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这是大教区下设的一种主教区编制（多达72个主教区），由此可见基督教在当时的繁荣。[172] 此外，马可·波罗的游记，以及西方基督教使节们的游记，都记载了景教在中国的这些情况。也就是说，继东西回鹘·唐朝之后，蒙元时期是景教在新疆地区和中原的第二次发展高潮。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景教在中原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繁荣，应该主要是在非汉族人当中。
（图2-14 元代泉州的景教徒墓碑，左上为回鹘文墓碑，出自朱谦之的《中国景教》）
此外，蒙古王族重要成员当中，也有许多信奉景教的。例如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Tolui）的妻子唆鲁忽帖尼（Sorghaqtani），原克烈汗国的一位公主，就是一位景教徒。[173] 在克烈国投降成吉思汗之前，她是克烈汗王的弟弟扎格姆布（Jagambu）的女儿。[174] 这位基督徒公主的四个儿子后来都成为汗王，分别是：帝国大汗是长子蒙哥（Mongka），元朝皇帝是次子忽必烈（Kublai后成为帝国大汗），帝国波斯区的三儿子伊利可汗旭烈兀（Ilkhan Hulagu），[175] 管理蒙古帝国故土包括首都喀拉和林的可汗幼子阿里不哥（Ariq-boga）。[176] 正是她和成吉思汗家族的长老式人物拔都（其儿子撒尔塔Sartaq也是景教徒[177]）联合起来，首先将她和拖雷的大儿子蒙哥推到大汗的位置上。蒙哥则将蒙古帝国恢复到成吉思汗时代那样的强盛。[178] 并且因为母亲的缘故，蒙哥可汗对景教特别优待，任命原克烈国的景教徒孛鲁合（Bolghai）为丞相（蒙哥处死了前任丞相镇海[179]）；但是同时，出于政治利益原因，他也支持佛教和道教。[180]
蒙哥可汗之后，他的弟弟忽必烈征服了中原，蒙古帝国统治下的元朝中国正式开始。他本人倾向佛教，反感伊斯兰教，[181] 并于1279年颁旨，禁止穆斯林在中国传教。[182] 同时，和先辈们一样，忽必烈继续重视景教，在景教节日里，他在自己的营帐里与景教牧师们一同庆祝；根据马可·波罗的游记，忽必烈于公元1289年专门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帝国的景教事务。[183]
1271年，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叔前往蒙元中国。他们沿着古丝绸之路来到喀什噶尔，在那里看到一个景教堂和教会。沿着丝绸之路越往东行，景教堂就越多（最多三个），但是远远不如佛教寺庙多。[184] 喀什噶尔只有一座教堂，可以证明我们在前面的推论，即西辽时期喀什的景教并不繁荣，尽管是第十九教区。毕竟，那里是穆斯林的王国。当然，这里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延续，主要还是得益于西辽王朝的专门保护和推广。此外，马可·波罗的游记还证实，当时在叶尔羌（莎车）、于阗（和田）、阿力麻里（伊犁）、轮台（乌拉泊）、高昌（吐鲁番）和哈密，等新疆南北地区，都有景教堂或景教徒。[185] 其中，叶尔羌有景教派和雅各派（Jacobite）的基督徒，赤斤塔拉斯（Chigintalas）有景教派基督徒，在北疆地区的伊犁还有圣方济各的天主教神父驻扎。[186]
[187] 根据涅斯教会总部用叙利亚文写的，关于畏兀儿族景教总主教（马哈昔）亚巴·阿拉哈三世（Mar Yahbh-Allaha III，叙利亚语的意思可能是“上帝的仆人”；原名马考斯Markos）和主教巴·扫马的游记（Mar Bar Sawma）。马考斯是汪古汗国的维吾尔景教徒，这个汗国位于今天山西的绥远地区，就是南迁回鹘人的后代；扫马是汗八里—北京的维吾尔景教徒，也被称为拉班扫马（Rabban Sawma拉班的意思是‘我们的老师’，泛指景教的神甫或修士）。他们这两人在从元朝大都（北京）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路途中，经过宁夏地区，受到当地景教徒的热烈欢迎。在今宁夏、甘肃、敦煌、青海地区，当时都有景教教会，并且唐古特地区的男女老少的信仰非常火热。[188] 这个时期，原本基督教就繁荣的新疆东部，已经与这些地区联成了一大片景教流行势力范围。
大约在1278年，[189] 蒙古帝国中国区元朝忽必烈可汗派遣这两位畏兀儿族景教徒修士，从北京出发，前往耶路撒冷朝圣。[190] 当时蒙古帝国波斯区的蒙古军队正在和埃及的穆斯林军队打仗，两人无法继续旅行，就停留在巴格达；当时的景教总主教马·丹哈（Mar Denha 意思是圣·丹哈）对这两位蒙古帝国大汗派遣的朝圣使者，表示了热烈的欢迎。[191] 1281年，总主教去世，年仅三十六岁的马考斯被按立为新一任的景教总主教，直到1317年11月13日（元朝仁宗延佑十四年）在马拉加（Maragha）去世。[192] 马考斯在巴格达担任大主教期间，借助蒙古帝国的支持，使景教势力达到历史中的顶峰。
（图2-15 《蒙古帝国忽必烈时期两个维吾尔族景教徒的游记》叙利亚文原著中的一页，存放在大英博物馆，描述了拉班巴·扫马参见教皇尼古拉四世之后回国）
（图2-16 忽必烈汗王的画像；出自《蒙古帝国忽必烈时期两个维吾尔族景教徒的游记》）
1287年，驻波斯的蒙古宗王——第三任伊利可汗阿鲁浑（Il-khan Arghun 1284-1291[193]），为了联合基督教西方夹击伊斯兰教的叙利亚，就任命已经成为主教的巴·扫马（通晓欧洲语言[194]），作为出使欧洲各国并朝见教皇的大使。[195] 在罗马教廷，与耶柔米（Cardinal Jerome）等红衣主教的会见中，除了继续坚持涅斯多留的“两性两者一位”的错误基督徒论之外，扫马精湛和正统的信仰神学体系，以及在关于“三者一位”教义与“和子句”的神学辩论中，所表现出的雄辩和神学功底的雄厚，都令罗马教廷惊奇不已，并肃然起敬。[196] 扫马还受到英国和法国的国王们的热情接待，并在1288年见到已经成为教皇的耶柔米——尼古拉四世（Nicholas IV），呈上第三任伊利可汗阿鲁混和总主教马考斯的亲笔信；接受教皇祝福后，扫马原路返回阿鲁浑朝廷。[197] 扫马于1294年1月10日（元朝至元26年）在巴格达去世（扫马比马考斯年长约10-15岁）[198]。
除了那位拉班扫马是从北京出来的，在元朝首都北京还有其他的维吾尔族景教徒。由于维吾尔人担任着蒙古人的文明教师的角色，因此在北京应该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例如，在中国出土的一块景教徒墓碑，刻有维吾尔古回鹘语、叙利亚语和汉语。汉字的意思是：大都行都之妻也里世八之墓，三十三岁身故，等等。时间是蒙古中国元仁宗皇帝（Buyantu Khan）延佑四年，约1318年。[199] 这位景教徒的名字今译为伊丽莎白，从碑文来看，是元大都北京的一位官员的妻子。碑文中有古维吾尔语，说明丈夫或妻子至少有一位是维吾尔族。（参看图2-17）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元朝中国的著名文学家马祖常，也是一位畏兀儿族景教徒。[200]
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圣方济会士——孟德高维诺的约翰（John of Monte Corvino）作为出访蒙古帝国的使者。[201] 从罗马出发，约翰（或称为孟高维诺，或孟德高维诺）携带书信前往元朝中国，于1291年参见了忽必烈的孙子——铁木耳大汗。约翰在北京修建了两座天主教堂，在几年的时间里为一万多蒙古人洗礼。[202] 这是天主教第一次正式传入中国。同时这也是在唐朝的景教被赶出中国之后，基督教卷土重来，再次正式传入中国。
（图2-17 蒙古帝国中国元朝年间的一块景教墓碑，出自Christoph Baumer的《东方教会》第167页 注：碑文拓印成镜像了）
早在1249年，法国王路易斯九世派遣道明会士——隆如美的安德（André de Longjumeau）前往蒙古递交国书，之后在新疆境内传天主教，主要是集中在当时察合台汗国的首都阿力麻里（今伊犁地区伊宁市附近的霍城县），并受到察合台汗王的优待。[203] 1353年，察合台的新任汗王开始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强令天主教徒放弃信仰，否则处死；[204] 由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差遣担任阿力麻里主教的圣方济宣教士伯康德的理查德（Richard of Burgundy）在阿力麻里城被杀，一同殉教的还有其他一些圣方济宣教士（其中一位是印度人），被杀害的还有一位意大利商人。[205] 1339（或1338）年，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派圣方济各会的教士——马黎诺里的约翰（John of Marignolli），前往元朝中国并于1342年到达，担任北京的主教；1340年春天，当这位约翰（或称为马黎诺里）路过阿力麻里城，在那里重建了几年前因宗教迫害而遭破坏的天主教堂。[206]
1305年，被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于1291年差遣到蒙古帝国元朝中国的宣教士，圣方济的修士孟德高维诺的约翰（John of Monte Corvino），他在北京给教廷写的第二封书信中，特别提到住在今陕西省境内的汪古人（即前面提到的南迁维吾尔族的一部分），在国王乔治（George）的带领下，由原先的景教改信为罗马天主教，还建立一座教堂命名为“罗马教会”。[207] 但是，1298年乔治国王为效忠于铁木尔，在战争中被敌人俘虏后处死，[208] 他的兄弟们又带领整个汗国回到景教信仰中。前面提到过，由于汪古人拒绝加入乃蛮突厥汗国发起的对抗成吉思汗的联盟，并及时通风报信给成吉思汗，受到成吉思汗的报答。从此，汪古皇室的王子们一直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例如，国王乔治，就先后娶了忽必烈大汗之子的女儿和铁木尔大汗的女儿。[209]
由以上的这些历史事件可以看出，蒙古帝国时期，罗马教廷和欧洲国家的使者常常是取道丝绸之路北线（亚欧大道）进入中国，其中北疆伊犁河谷的阿力麻里城（今伊犁霍城县）是北线的重要城市之一。南部的丝绸之路也在通行，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是必经的大城市。所以，新疆南北的这两座城市成为基督教中心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尽管喀什噶尔的基督教已经成为伊斯兰教海洋中的孤岛）。此外，高昌地区景教的重要地位仍然保持着。
关于南北这两条丝绸之路，在马可·波罗的游记和裴哥梯（Pegolotti）的《贸易习惯》（Pratica della mercatura）中都有记载。[210] 此外，元朝时期还有一条繁荣的海上大道，是从波斯湾直达中国南方的泉州港（今福建省泉州市），这就是著名的“香料之路”(Spice Sea Route)，[211] 也有人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在忽必烈蒙古中国元朝期间，中国、伊朗和欧洲实现了畅通的来往交流。
总之，由于蒙古帝国王室对景教的重视，东西方交通的方便和发达，以及与西方罗马教会的频繁接触，景教和天主教在蒙元时期的新疆地区和中国内陆的兴盛超过了唐朝，是中亚地区和中国古代史中最为繁荣的时期。
6、蒙元之后新疆地区基督教的衰亡（察合台汗国·准噶尔帝国·中国明清时期）
自公元6世纪上叶，景教在匈奴嚈哒族当中开始传播，至14世纪中期蒙古帝国时代景教的繁荣，亚欧大草原上，在突厥、蒙古和通古斯民族当中，景教主要是在最为发达文明的突厥民族当中传播，并出现了葛逻禄、古兹、乃蛮、汪古（南迁回鹘）和克烈，这些著名的景教汗国。作为另外一个文明发达的蒙古民族契丹人，至少在西辽时期，景教也成为皇家的信仰。后来，这些汗国被野蛮的成吉思汗蒙古人消灭或收编，但景教却因此传入蒙古帝国汗室。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越是靠蒙古草原和新疆地区的西部，就越容易接触到中亚地区的景教。所以，蒙古人和通古斯人住在草原的最东边，不容易接触到景教，而在东蒙古草原——华北地区的契丹人，本来受汉族文化影响信奉佛教，战败后在新疆——中亚地区建立西辽，通过接触境内信仰景教的一些突厥汗国而接受了景教。到了一个世纪后的蒙古帝国时期，维吾尔人和契丹人成为整个亚洲游牧民族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并从宗教（景教）、政治（行政管理）和文化（文字和头脑）方面，深刻影响并改造了蒙古人和蒙古帝国。这样，拥有景教文明的突厥人首先将契丹人突厥化，然后又将蒙古人也突厥化，尽管在蒙古人中的突厥化并不彻底。
景教的势力范围，从波斯的首都塞硫西亚—阿拉伯的首都巴格达开始，在唐朝应该是以中国长安所处的经度为东届，到了蒙古帝国时期，一直向东延伸到北京。1275年，巴格达的景教总主教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大主教区。[212] 著名的维吾尔族景教徒扫马，就是由北京的景教主教马尔乔治（Mar George，或马尔贵哇贵司，Mar Guiwarguis），为他们施行了成为修道士的剔发（Tonsure）仪式。[213]
蒙古帝国的衰亡，也标志着景教势力范围的败落。尽管如此，景教教会在历史中一直没有消失。如今，在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还有大约8万涅斯多留教会的信徒，在印度也有5千，在美国有2万5千。[214] 1368年，中国的朱元璋领导汉族人将蒙古人逐出中原，宣告了元朝的灭亡。同时，也将元朝的一切文化学说，包括所推崇的基督教，一并列入禁止的行列。[215] 这是继唐朝之后，基督教第二次被迫离开中国。
在第一章中提到过，东察合台汗国占领整个新疆地区，并在1353年至1392年期间，武力强制推行伊斯兰教。1392年，伊斯兰教化的东察合台汗国攻陷高昌，标志着新疆地区佛教、景教和摩尼教势力的正式消亡。1529年，中国明朝势力退出东疆哈密，信奉喇嘛教的西蒙古的瓦刺人在噶尔丹汗王的带领下，占领新疆北部，他们信奉西藏的喇嘛黄教。1681年，又占领南疆和东疆，1690年，占领伊犁河一直到贝尔加湖的广大领土，遂形成准噶尔帝国。
简略总结一下，基督教在新疆地区的衰亡有以下几个原因：
1、由于伊斯兰教的武力强制宣教以及战乱屠杀，新疆境内的景教和天主教逐渐消失，即使是根深蒂固、枝叶茂盛长达1000多年的佛教也在劫难逃。
2、景教的衰亡也有自身的原因。根据鲁卜鲁克的威廉1253年前往蒙古帝国的游记，和孟德高维诺的约翰1291年前往元朝北京的宣教记录，都说明了当时的景教徒生活放荡腐败，远离基督教道德。[216]
3、教会领导层的本地化程度不高。尽管东亚的景教出现过维吾尔族人马考斯和扫马那样杰出的本地修道士和神学家，但教会的主教和管理的职责，却是由景教总部派来的外国人所承担。当这两位维吾尔族朝圣者出发经过汪古汗国的时候，两位汪古国的景教徒王子表示不理解，并劝他们放弃：“你们为什么要去西方呢？岂不知我们费了很大力气，已经从他们那里召来了主教和修道士。”[217]
4、马可·波罗（Marco Polo）在其游记中，还提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帝国范围内的景教缺乏神迹奇事。当波罗家的尼古拉（Niccolo）和马弗欧（Maffeo）他们两人，即将离开蒙古帝国元朝中国的时候，恳请忽必烈汗王谈谈自己对基督教的看法。在他们二人看来，忽必烈认为基督教信仰是最好的，但他却始终没有公开表示自己信仰景教。临走前，忽必烈对此作出了解释：
“你们一定看到了，这个国家里的基督徒们是无知、无能的，他们没有行神迹的能力，但是那些拜偶像的宗教，却能够行异能。我坐在桌子前，他们能够让大厅中间的杯子飞过来，将其中的酒或饮料倒在我嘴里，我根本用不着动手。……因此，如果我接受洗礼，接受基督教，人们会认为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218]
最后，忽必烈让他们转告教皇，最好能派一百位博学多才的西方宣教士前来，让那些拜偶像的宗教臣服于基督教的伟大能力。这样，他看到见证后，就会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的确，对于一个远离基督教文化的民族来说，在宣教的初期，人们需要看到宣教士所行的神迹奇事，才容易建立起基督教的信仰。根据《圣经·使徒行传》可知，使徒时代的教会之所以迅速发展，离不开圣灵感动人心、真理更新人的头脑，以及使徒们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圣名，所行的伟大神迹奇事。
5、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景教在巴格达的大本营，早已经落入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手中；而突厥人帖木儿的蒙古式帝国以及作为土耳其前身的奥斯曼帝国，都入侵过巴格达，因此景教大本营几乎被毁灭。[219] 同时，蒙古元朝灭亡后，由于中国明朝汉族的复仇心理，将基督教视为蒙古人的宗教，给予严厉的取缔。
这样，新疆地区的景教既失去了西亚的涅斯多留总部母会的支持，又失去了东亚王朝的政治支持，从而成为在伊斯兰教和喇嘛教急流漩涡中的一片枯叶，一转眼就消失了。
1759年，当满清中国占领新疆地区的时候，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只有林立的清真寺，其它宗教已经消失在沙漠或古城的废墟中。后人只能从寂寞苍凉的丝绸古道上，新疆地区一些残存的文明遗迹中，发掘一些书籍或物品，来沉思这些宗教在新疆土地上曾经有过的辉煌和血泪历史。
然而，自1392年东察合台汗国占领景教和佛教的最后一个堡垒——高昌（吐鲁番），从而在整个新疆地区全面实现伊斯兰化算起，近500年之后，来自英国和瑞典的一群基督徒宣教士到达新疆地区，开始了宣教活动，谱写基督教在这个地区新的历史篇章。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公元19世纪末期（1876年）。
[1] 参看《圣经·使徒行传》，第16章：6－10节。
[2] 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3-64页。
[3] 陈怀宇：《景教在中古中国的命运》，《基督教与中国》第一辑2003，主编王忠欣，第14页。
[4] 乐峰：《简论中国基督教》，出自《基督教与中国》第一辑2003，主编王忠欣，第33页。
[5]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15页。
[6] Valerie Hansen, The 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 (W. W. Norton & Company, Inc.:US, 2000), 第196-197页.
[7] 方豪：《唐代景教考略》，摘自《中国史学》1936年第1期，第864页（全文1,3000字）。
[8]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73页。
[9] 本段参考朱谦之：《中国景教》，第74-75，223-230页；《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
[10] 陈怀宇：《景教在中古中国的命运》，第16页；朱谦之：《中国景教》，第75页；乐峰：《简论中国基督教》，第33页。
[11] Valerie Hansen，The 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第242页。
[12] 参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
[13] 本段参考朱谦之：《中国景教》，第195-196页。
[14] 同上，第199页。
[15]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114-115页。
[16] 同上，第271-272页。
[17] 周菁葆：《西域景教文明》，刊登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第36页。
[18] 本段参考 Bruce L. Shelley, Church History in Plain Language, updated 2nd Edition, Copyright 1982, 1995 by Word Publishing,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Nashville, 第112页。
[19] Wilhelm Baum and Dietmar W. Winkler, 《东方教会精确史》The Church of the East: a concise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第23页。
[20]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30页。
[21] Bruce L. Shelley, Church History in Plain Language ,第111页。
[22] 和合本《圣经·使徒行传》11：19-26；13：1-3。
[23] Dr. Gwenfair M. Walters, Survey of Church History (2003), Class handouts, 第18页。
[24] Bruce L. Shelley, Church History in Plain Language, 第 112页。.
[25] 同上， 第113页。
[26]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26-27页。
[27] Martin Luther, On the Councils and the Church, 1539, trans., by Eric W. Gritsch, Church and Ministry III, Luther’s Works, American edition, volume 41, ed., Eric W. Gritsch, intro., E. Gordon Rupp, general editor: Helmut T. Lehmann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66), 第96-97页。
[28] 同上。
[29] 同上，第99-100，104页。
[30] 同上，第104页。
[31] 同上，第103页。
[32] 同上，第105页。
[33] Bruce L. Shelley, Church History in Plain Language, 第 113页。
[34]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270页。
[35]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39页。
[36]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270页。
[37]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43页。
[38] 多桑（瑞典）：《多桑蒙古史》（下），冯承钧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006年3月第1版，第92页。
[39]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43页。
[40] 同上，第46页。
[41] 多桑（瑞典）：《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第93-94页。
[42]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41页。
[43] 本段参考同上，第43-44页。
[44]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第300页。
[45] 本段参考Wilhelm Baum and Dietmar W. Winkler, 《东方教会精确史》，第26-28页。
[46] 罗马天主教庭梵蒂冈官网： http://www.vatican.va/roman_curia/pontifical_councils/chrstuni/documents/rc_pc_chrstuni_doc_11111994_assyrian-church_en.html
[47]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26，27页。
[48] 同上，第16页。
[49] Valerie Hansen, The 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 第203页。
[50] 同上，第205页。
[51]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75页。
[52] 同上，第63-64页。
[53] 本段参考Valerie Hansen, The 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 第四章的内容，第151-185页。
[54] 同上，第193，196页。
[55] 同上，第199页。
[56]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64页。
[57]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102-104。
[58] 同上，第122-123页；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195页。
[59] 参看www.allempires.com/article/index.php?q=The_Uyghur_Empire
[60] Chrissie Brown, Dates of Events and People Affecting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Xinjiang, China, her email on 11th Feb, 2004, at 14:41:11.
[61]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215页。
[62]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121页。
[63]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271页。
[64]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113页。
[65] 同上，第122页。
[66]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271-272页。
[67] 同上，第1-3页（第一章绪论中）。
[68] Chrissie Brown, Dates of events & people affecting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Xinjiang, China, in her email to Chuanhang Shan on 11th Feb, 2004, at 14:41:11
[69]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71页；同时参看英文译本Rene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第67页。
[70]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第69页。
[71]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278页。
[72] 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363696/Mar-Aba-I
[73]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279页。
[74] 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第146页。
[75]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63-64页。
[76]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84-86页。
[77] 同上，第86页。
[78] 同上，第87页。
[79] 同上。
[80] 同上，第86页。
[81]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279页。
[82]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86页。
[83] 同上，第85-86页。
[84] 同上，第91页。
[85] 同上，第94页。
[86]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32页。
[87]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280页。
[88] 同上。
[89] 同上，第282页。
[90] 同上，第281页。
[91]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第142页。
[92]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281页。
[93] 同上，第285页。
[94]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第.300页。
[95]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280页；Christoph Baumer, The Church of the East: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Assyrian Christianity《东方教会：图解亚述基督教的历史》, 2006年I. B. Tauris & Co. Ltd (London, New York) 出版，2008年再次印刷，第174页。
[96] Christoph Baumer, The Church of The East，第174页。
[97]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06-107页。
[98] 同上，第120-121页。
[99]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31-32页；文中并没有说明回鹘人出兵的原因是帮助唐朝抗击吐蕃人，正如中国当代史书中不提维吾尔人帮助唐朝中国平定安史之乱。唐回联盟的这三次战争，主要是因为吐蕃已经控制新疆东部和甘肃西部，切断了丝绸之路的必经要道河西走廊，令唐朝的安西四镇与中国的联系中断，成为塞外孤军。
[100]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216，219页。
[101] 本段参看Christoph Baumer, The Church of the East，第175-176页。
[102] Copied from Dates of events & people affecting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Xinjiang, China, by Chrissie Brown, her email on 11th Feb, 2004, at 14:41:11
[103]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192页。
[104]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02页。
[105] 同上。
[106]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192页。
[107]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02页。
[108] 同上。
[109] 同上，101-102页。
[110] 同上，第102页。
[111] 本段参考Samuel Hugh Moffett,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Volume I: Beginnings to 1500,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Sept. 2004), 第400页；同时参看Translated from the Syriac by Sir E. A. Wallis Budge, KT., The Monks of Kublai Khan Emperor of China, or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ravels of Rabban Sawma, Envoy and Plenipotentiary of the Mongol Khans to the Kings of Europe, and Markos who as Mar Yahbh-Allaha III Became Patriarch of the Nestorian Church in Asia, 第22-23页。
[112]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55页。
[113] 周菁葆：《西域景教文明》，第34页。
[114]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02页。
[115] 同上，第102-103页。
[116]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287页。
[117]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03页。
[118] 周菁葆：《西域景教文明》，第32页。
[119]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287页。
[120] 多桑（瑞典）：《多桑蒙古史》（下），冯承钧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006年3月第1版，第94页。
[121]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04页。
[122]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27页。
[123] 同上，第128-129页。
[124]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第165页。
[125]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98页。
[126] 同上，第197页。
[127] 同上，第154，175页。
[128]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172页。
[129]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03页；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287页；罗振权、李长生主编：《新疆旅游基础知识》，第239页。
[130]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97页。
[131] 同上，第199页。
[132] 同上，第175页。
[133] 同上，第200页。
[134] 同上，第177-178页。
[135] 同上，第197-198页。
[136] 同上，第199页。
[137] 同上，第197页。
[138] 同上，第132-133页。
[139] 同上，第199页，Christoph Baumer, The Church of the East，第209页。
[140]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04-105页。
[141] 勒内·格鲁塞：第198页。
[142] 同上，第199页。
[143] 同上。
[144] 田卫疆：《新疆历史》，第40页。
[145]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83页。
[146] 同上，第156，171页。
[147] 同上，172页。
[148] 周菁葆：《西域景教文明》，第32页。
[149] 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第304页。
[150]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175页。
[151]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246页。
[152] 年代参考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209页；周菁葆：《西域景教文明》，第32页。
[153]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173页。
[154]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213页。
[155] 同上，第234页。
[156] 同上，第220，229页。
[157] 同上，第225页。
[158] 同上，第230页。
[159] 同上。
[160]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第 270页
[161] 同上，第229页。
[162] 同上，第231页。
[163] 同上，第184页。
[164] 同上，第235页。
[165] 喀喇火州，应该是指的高昌—吐鲁番，或者是吐鲁番附近的交河故城，正确的翻译是喀喇和卓（Kara-khoja），距离现在的吐鲁番市区东偏南约40公里。吐鲁番炎热，也被称为火州。
[166]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第286页。
[167]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 第236页。
[168]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第 280页。
[169]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237页；Peter Jachson 翻译的《修道士鲁卜鲁克的使命》，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90), 第223页。
[170] 周菁葆：《西域景教文明》，第32页。
[171] 朱谦之：《中国景教》，插图20的说明。
[172] 同上，第183页。
[173]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232页。
[174] 同上，第175页。
[175] 单传航：《蒙古包里上帝的国度》 The Kingdom of God in Yurts: Christianity among Mongols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发表于Africanus Journal, Vol. 3, No. 2，2011年11月。
[176]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第285页。
[177]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235页。
[178] 同上，第233—234页。
[179] 同上，第233页。
[180] 同上，第234页。
[181] 同上，第243页。
[182] 同上，第249页。
[183] 同上，第246页。
[184] 同上，第251-252页。
[185]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03页。
[186]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181页。
[187] 参看Rene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第302-303页；同时参看Translated from the Syriac by Sir E. A. Wallis Budge, KT., The Monks of Kublai Khan Emperor of China,第27页。
[188]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 第248-249页。
[189]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hristopher Dawson, Translated by a nun of Stanbrook Abbey, Mission to Asia, Narratives and Let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in Mongolia and China in the Thirteen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Sheed and Ward, New York, 1955, 第xxviii页。
[190] Translated from the Syriac by Sir E. A. Wallis Budge, KT., The Monks of Kublai Khan Emperor of China, 第6 页 (Introduction).
[191] 同上；朱谦之，186-187。
[192] The Monks of Kublai Khan Emperor of China，第49页；同时参看朱谦之：《中国景教》，第189页。
[193]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 第240页。
[194]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188页。
[195] Samuel Hugh Moffett,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Volume I: Beginnings to 1500, [Mary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fourth printing, September 2004, 第432-434页； Sir E. A. Wallis Budge, KT., The Monks of Kublai Khan Emperor of China, 第37-38页；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03页。
[196] Sir E. A. Wallis Budge, KT, The Monks of Kublai Khan Emperor of China，第94-95页。
[197]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188页。
[198] 同上，第187，189页。
[199] Christoph Baumer, The Church of the East，第166页。
[200] 周菁葆：《西域景教文明》，第36页。
[201] Christopher Dawson, Mission to Asia, 第xiii页。
[202]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258页。
[203]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03页。
[204] 同上，55-56；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英文译本，344。
[205] Christopher Dawson, Mission to Asia, 第xxxiv页。
[206]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263页。
[207] Christopher Dawson, Mission to Asia, 第225-226页。
[208]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第302页。
[209] 同上，第301-302页。
[210]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256页。
[211] 同上，第255，257页。
[212]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第302页。
[213] Sir E. A. Wallis Budge, KT., The Monks of Kublai Khan Emperor of China, 第27页。
[214] Bruce L. Shelley, Church History in Plain Language, 第113页.
[215] Christopher Dawson, Mission to Asia, 第263页。
[216]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211页。
[217]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第303页。
[218] 本段参看Marco Polo,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New York: Cosimo, Inc. 2006), 第116-117页。
[219] 朱谦之：《中国景教》，第 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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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的新疆基督教历史（1888-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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