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中国基督教理学协会 2023-11-23 礼拜四
简论美国基督新教“福音派运动”衰落的大势所趋和新教二次改革的必要性
——反思于美国波士顿公园街教会的代表性案例：解构和建构
作者：单传航 （2023年）
最近数月，波士顿公园街教会（美国白人精英为主的公理会）的内部立场斗争终于浮出水面，令教内人士叹息忧虑，教外众人哂笑。作为美国教会“内部崩塌、自毁长城” 的又一个田野案例，在美国的社会历史和教会历史中都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公园街教会，且是美国福音派运动的正式发源地，兹具有整体的代表性：即，这次教内事件足以说明美国福音派基督教的必然历史走向和衰败结局。这种衰败经过几十年的量变而产生质变的标志是，在同性恋立场方面妥协、让步甚至投降于美国左派的政治正确，并且更糟糕的是，这是其真诚的表现，并非违心。
这种无法挽回的走向结局，可以从福音派教会内部找到许多原因和原理，来说明这种严重问题的出现，无论出于客观还是主观，是如何导致了这种现象和结果。然而，我在此希望说明的是，如果从整体分析认知福音派运动历史神学的视角，可知美国新教福音派的信仰立场，自1940—1960年代从基要派分裂而起家的时候，就属于一只脚离开基督教的保守主义阵营而踏入基督教的自由主义阵营，因此可以视为两大阵营之间的交集，或相当于缓冲地带（或楔子）。注意，在世俗无神论的意识形态体系中，也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派，即左派和右派，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基督教体系内的左右立场。
我在美国20年，早年曾在公园街教会参与过华人学生的事工，也作为福音派神学大本营的哥顿康威神学院历史中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神学生，清楚认识到美国福音派当中的个别领袖（牧者和神学家）以及大多数信徒，都是真正的保守派，秉承的乃是基要派（在美国表现为清教徒的传统）的精神和立场原则，并非福音派运动的精神和立场原则。然而，绝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们，并没有这种清晰的自我立场认识和身份意识，主要是因为缺乏高层神学理论的认知工具，从而不具备高于福音派的参照物进行大方向和大视角的判断。（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更多的基督徒和教会来关注我们的“波士顿学术使命平台”）
本文针对美国福音派运动当今的萧条境况和结构性衰败，分析并提出批评和建议的双向思路，皆是从教内（人民内部矛盾）的视角，旨在坚持基督教的保守教义和伦理道德底线，探索新的美好出路。本文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批评与解构，后半部分是建构与盼望；一律仅供参考和提醒。
一、美国福音派运动的基督教亚保守主义之基因：脚踩两只船
美国福音派从1940年代诞生起，至1960年代成熟出笼，她所强调的保守信仰，属于“开放式的相对保守”，既属于基督教自由主义阵营里，最亲保守主义的一派，同时又属于基督教保守主义阵营里，最亲自由主义的一党。若有人持守原先的基要保守派基督教的立场，就能在福音派里能找到所有令人满意的教义和信仰模式，而且非常详细。然而，你很难触及到福音派的立场边界——自然神论，及其对后现代相对主义的暗恋。最适合福音派的人群，是持守自由主义立场但同时高度欣赏保守主义属性的那些人。
换而简言之，美国福音派运动最初的领袖们，看到了基要派基督教在二战前后被现代主义和世俗主义（以科学主义为首）攻击得节节败退（必须承认基要派阵营自1910年也发动了针对现代主义的一系列不俗的反击），或许是借鉴了现代自由主义拯救启蒙运动中的基督教的路线，或者，更类似马丁路德的改革试图拯救基督教脱离罗马天主教，希望拯救基督徒摆脱所谓的僵化、反智和宗教化的基要派（对基要派的这些指控，在这个时代需要重新调查、审视和反思），就竭力与时俱进，接受新的知识和认知方法，从而能够让世俗社会接受教会。
这种拯救方式，包括主动放弃一些基要教义原则和立场，例如，不谈地狱，只谈天堂，大谈上帝的爱，少谈上帝的公义，甚至不再坚持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等方面。这样，基要派阵营中的一帮开明人士，创建了福音派运动，带领大家进入了基督教自由主义的范畴，更准确地说，因此发展成为我所称的亚保守主义。这种基督教亚保守主义，主要表现于有意无意地配合自由主义阵营对基督教的去宗教化和异化。
首先，这种温和路线的“去宗教化”，主要有两种方式：
1. 淡化建制式信仰：将基督教（所有宗教）限制在个人信仰范畴内——成为私人化而非公共化的宗教，解构教会整体的权威，包括建制和圣传，淡化有形教会论和教会的社会团体属性——这是基督教自由主义边缘化教会的路线（马丁路德的伟大改革运动无意间产生了这样的副作用，为启蒙运动的现代有神论的人本自由主义打开了一扇大门）。
2、淡化超自然灵性：淡化基督教（所有宗教）的超自然灵性，怀疑、淡化甚至否认神迹奇事、灵界、特殊启示，同时强调上帝的大爱和全能，尤其欣赏基督教的信仰价值及其社会功能——这是基督教人本主义的路线（类似儒家路线；始于启蒙运动，经过现代主义的调理，为一战后的基督教新正统主义，埋下了种子）。
其次，这种基督教亚保守主义也在配合自由主义异化基督教，主要通过后现代的多元相对主义，修改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教义立场，否定唯有基督论，认为所有宗教的信徒都会得救。这样，虽然维持了基督教的救恩论，却丧失了“唯有基督“的关键立场。此外，还有其它新大陆神学方式，例如，自然神学、环保神学、女权神学、黑人神学、性别神学、萨满化的神学、华人的民运神学、泛灵论神学，等等五花八门的异化基督教的方式，甚至沦为异端和异教。
与此同时，西方世俗主义也在对基督教积极去宗教化，主要通过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路线，且更是不遗余力，从最初判决基督教为迷信的产物并发预言说终将会消亡，到后来长进意识到用脚踢刺没好处，就将基督教简化为一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甚至用大脑科学解释成为人类的一种心理、精神现象、大脑的行为表现。这种激烈的去宗教化路线，始于哲学家尼采1882年的宣告 “上帝死了”，至1960年代达到高潮，成为后现代无神论的世俗人本主义——如今已演化成“皇帝新衣式”的宏大政治小说叙事。
下面，请试着想象这样的一种场景，以便首先获得简明的整全认知图案，然后就会更容易理解本文的繁琐而浓缩的阐述：
当福音派创始人领袖们披着保守的长襟大衣，高举真皮装封的《圣经》，昂首阔步走入了基督教自由主义体系的“先进性”阵营中，发现鼓掌最热烈欢迎他们的，是发源于德国的新正统主义，其教主巴特带着欣赏的口气略带责备说：表兄弟们啊，你们还需要更加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开放，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而不是走简单的机会主义路线。
福音派的草民领袖们点头赞曰：让我们继续高举《圣经》，唯有《圣经》，同时注意辩证理解《圣经》的整全教导，尤其要避免那种“唯有基督教”的自义；而且，我们要用基督的大爱对待基要主义的敌人——世俗主义。巴特点头又摇头，带着斯多葛式的冷静和自信，说：我欣赏你们的固执，然而，你们还年轻，将来就会明白，去宗教化是必然失败的世俗化狂热，你们无法脱离我们的新正统神学之相对真理路线和我们对基要主义的大爱，要重视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云云。
于是，无论葛培理还是华理克，亦或提摩太凯勒，许多福音派的领袖们都隔三差五地发出自由主义或亚保守主义立场的公开言论；对此，保守主义的信徒感到惶惑的同时，却尽量回避不愿意去面对这些奇怪的现象，并继续不明不白地甘愿维护福音派的保守形象。不过，至少葛培理的自由主义立场，表达得最清楚而公开，也可以视为最诚实——例如，他在1997年公开宣称所有世界宗教（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的信徒都会得救，并没有刻意掩盖美国福音派神学的这类自由主义基因。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分析探讨这个福音派运动的代表性案例，重点不在波士顿公园街教会本身，甚至也不在葛培理等牧者身上，而是重点关注福音派运动及其教会的整个体系，并希望发现其中的问题根源，且思考建议如何应对，以便探讨可能的解药和出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尽量不去评判这些领袖人物的信仰和人品到底如何，那是他们面对上帝接受裁决的事情，而且我们也知道，信徒皆罪人。作为美国福音派的代表人物葛培理，尽管他的有些神学过于自由化，动摇了基督教的重要基本教义立场，但是他对美国新教和世界新教作出的贡献，还是令人敬佩和尊敬的——毕竟，福音派运动借助美国所带领设计的全球化资本经济运动的平台，一统了世界范围内的新教（这是我的意见）。
问题在于，不仅是葛培理，其他福音派的大佬代表们，例如，提摩太凯勒、华理克等，也多持类似的亚保守主义神学立场——只谈天堂不谈地狱的救恩论、圣诞老人式的上帝观、欣赏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向进化论妥协、扭曲公义的滥爱，等。如今美国福音派教会的领袖和大量信徒们，要么对同性恋沉默，要么赞成，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这是福音派传统的神学立场使然，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所谓“与时俱进”。我们应当明白，基于福音派的神学体系、信仰的内部逻辑、思维层次、信仰实践方式，确实会产生上述真诚的错误，足以令人同情和怜悯——其中的神学原理探究，可以另作一篇文章。注意，关于这些福音派大佬名牧的自由主义立场表达，美国的小草姊妹著有多篇文章提供了论证和论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搜索阅读，或同意或拍砖。
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基督教自由主义，之所以积极去宗教化，其意图与现代主义时期的康德、施莱马赫等人一样，都是为了拯救基督教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旨在帮忙保存其中的真理价值。不同的是，200年前的现代主义时期，基督教面对的主要是有神论的人本自由主义（相当于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和犹太文士的思想）——从原来以上帝为坐标的纵向思维模式，转为以人类为坐标的横向思维模式；而始于二战时期（或19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阶段，基督教面对更多的是唯物论的人本世俗主义（相当于耶稣时代的撒都该人和罗马人的思想），尤其是尼采的路线——成为绝对的个人中心主义，将上帝的坐标彻底拿掉。
比较而言，现代人本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将上帝作为形而上的最高坐标，高度尊敬自然法则，具有坚定不移的自然真理观，并以此为基础提倡行使上帝赐给人类的独立主权。问题在于，作为后现代世俗人本主义（放纵自由主义），本质是唯物论（无神论）或不可知论，将人类自己视为最高主宰，连自然法则也不再尊敬，宣称真理是相对的、多元的，甚至根本没有真理，以致于进入伦理道德的虚无主义。因此，面对强势压顶的这种世俗主义，福音派运动在力保基督教超自然信仰属性的前提下，采取一种通过妥协让步而自救的 “大招”—— 集体性去（建制）宗教化的路线，即去除宗教的形象（类似明朝子民剃发留辫之顺服满清的去汉族化）——这正是基督教自由主义的投降求生以保其中信仰体系价值的方针，我称之为“亚宗教”路线。
作为基督教自由主义在德国的一支争春奇葩——新正统主义更是如此，虽然强调宗教精神和宗教形象的神圣性，以及宗教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采用的却是去超自然灵性的“伪宗教”路线，尤其是抛弃世俗主义视为迷信的那些部分——相信基督教的神迹奇事、重视灵界。于是，新正统主义的深层逻辑可以这样比喻理解：对待基督徒要像对待小孩和精神病人，不要拿去他们手中的宗教玩具，要维持他们心目中的童话——宗教神圣和头脑中的信仰内部逻辑，因此要强调集体性的（建制）宗教化（类似于满清政府的主动中国化）——可以视为赏识基要派的人本社会价值，同时要进行“去灵性化”或称为“去超自然性”——即反复告诉他们手中的只是玩具而已，很美好也有一定的价值，但不是真的。追根求源，这仍然是自由主义神学家的鼻祖，德国的施莱马赫（1768-1834）的路线——强调不可否认人性自发的宗教需求认，以及基督教是最具合理性的宗教。
相形之下，福音派运动的深层逻辑可以理解为，对待基督徒要像对待没有文化的草民阶层，维持其灵性心理需求和超自然精神寄托的乌托邦异象，但是要妥善引导去宗教化，淡化超自然的宗教性实践，同时重点强调个人化的有神论（基督论）信仰。
小结可知：以巴特为代表的基督教新正统主义，代表了世俗主义和基督教自由主义的交集，相当于修订了理性世俗主义而形成的亚自由主义（在美国政治意识型态中相当于同一时期形成的新保守主义，表面上是保守主义，但其实本质属于自由主义；相当于左派阵营中的右派，与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交集；例如，小布什总统）；而以葛培理为代表的福音派运动，代表了基督教保守主义和基督教自由主义的交集，相当于修订了基督教基要保守派而形成的基督教亚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意识型态中相当于大约同一时期形成的解放主义党派，属于右派保守阵营中的左派，与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交集；例如，川普总统）。
福音派和新正统主义，两者都受到以个人中心的人本主义（“个人主义”是其产品之一）的影响，都崇敬耶稣，都强调大爱而淡化公义，追求精神信仰的神圣、重视属灵心理的需求、信仰的个人中心化、自我神化，等等。前者的去宗教化似乎与马丁路德的改革路线（解构建制）共鸣，后者的去灵性化似乎与加尔文主义（理性至上）共鸣。两者的去宗教化和去超自然灵性化，侧重点各自不同，却同时解构了基督教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从而导致欧美基督教丧失了宗教本质属性，仅仅称为有神论“信仰”【Faith】而已，（类似于“中华”若丧失了汉族属性，徒有“中国”的称号）。
之后，基督教就会被进一步简化为伦理道德体系和临床心理学，而一旦如此，即使保持有神论的坐标，这样的宗教其实就死了。于是，这种变异的基督教，就如同失去了盐味，扔在地上被人践踏的可悲结局难以避免。
二、基督新教亟待二次改革过红海：华人教会试点先行？
如果我是在20年前这样发文分析批评美国福音派及其名牧，估计人们会用石头打我。2003年我在美国福音派的神学大本营，也是葛培理等人建立的哥顿康威神学院期间，提出新教已经走到尽头，需要二次改革；人们以为我胡言乱语，当时福音派在美国形势一片大好（其实大坝已经开始漏水了），而且该神学院的学生人数达到历史新高，高手教授如云。
如今，美国福音派出现的自由主义乱象环生，令信徒们震惊而惶惑，终于开始面对现实，只是搞不清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以及什么时候开始出的问题。葛培理等代表的福音派——相对于二战期间形成的福音派（英国福音派要早一个世纪，只是昙花一现），有时也称为新福音派，乃是二战后的产物，尤其是在1960年代后期才形成了社会影响从而走入历史舞台，是属于当时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相对主义哲学和多元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所冲击影响下的产物。我们在此不必细分，将这两支统称福音派（两者属于初级阶段和发展阶段的关系）。
因此，福音派的保守，只是相对美国二战后的文化大革命之世俗唯物放纵自由主义而言，即相对保守而已。福音派与基要派决裂，强调改革开放与时俱进，主动自由主义化，就是这个意思。
我将福音派称为自由主义基督教中的右派，即亚保守主义，因为这场运动其实延续了现代主义的康德、黑格尔、施莱马赫等人的古典自由主义路线，并自以为教会（基督教）的功臣。这就是为什么福音派喜欢强调所信的不是宗教，而信徒们也对此说法深信不疑，甚至感到骄傲。这种解构宗教形象和宗教属性的理论，正是启蒙运动后的现代主义（自由主义为基调，世俗主义为辅）和二战后的后现代主义（世俗主义为基调，自由主义为辅）所不遗余力促成的共识。这样，就将宗教，尤其是基督教，降格为社会文化团体和哲学体系以及信仰意识形态（含有某些重要的伦理道德规范）。
因此，福音派是在基督教保守立场底线的边缘地带形成的，属于走在保守的宗教信仰原则的钢丝绳上，滑落是迟早的；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道理？从神学上来比较，葛培理为代表的福音派神学与巴特为代表的新正统神学，两者都与自然神论和普遍救恩论有交集，前者向后者暗送秋波。此外，福音派与美国新教的国家主义政治传统牢牢绑定，尤其是与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中的解放主义共鸣，通过爱国主义，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国家的政治正确，甚至不惜违反基督教原则，例如，同性恋“婚姻”在美国刚一合法，福音派就迅速绥靖甚至奉承这方面的政治口号。
注意，美国福音派除了强调自己不是宗教之外，也回避甚至反对谈论魔鬼撒旦邪灵，认为根本不存在，视为一种迷信笑话。福音派的这种内在逻辑——淡化超自然经验，比较隐秘，而且为了权衡照顾广大信徒们的基要派传统精神，平时教会领袖和神学家都尽量回避或模棱两可，普通信徒难以直接触及发现。这里的利害关系在于，否定了魔鬼撒旦邪灵的存在，就等于否定了灵界中邪恶势力的存在，那么得出所有宗教都是来自上帝启示因此都得救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甚至进一步认为邪恶其实不存在。可见，这些都是影响全局立场的酵母。耶稣说当心法利赛人（自由主义倾向）和撒都该人（世俗主义倾向）的酵，提醒广大信徒确实容易被某些权威在身的教会领袖和神学家们所蒙蔽或误导。
有必要进一步对此解释：美国福音派喜欢否认基督教是宗教，但保持有神论，这是受到美国自由主义最久也最深远的一支——亚里斯多德之自然神论的影响，承认上帝创造一切，但是不会直接参与这个世界的事情，并且超自然的灵界与这个世界无关；而淡化回避神迹奇事的经验和魔鬼撒旦邪灵的角色，则是更多受到了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的影响。美国福音派的这种亚保守主义立场坐标，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其思维逻辑方式，并成功蔓延到一些华人基督徒的集体潜意识中。
例如，从广义基督教的视角来看，作为左派自由主义基督徒，他们在“俄乌战争”中站队支持乌克兰，与他们在“以巴冲突”中站队支持巴勒斯坦，是前后一致的内部逻辑立场。作为右派保守主义基督徒，站队支持以色列，也站队支持俄罗斯，这与左派立场完全相反没有任何交集，也属于前后一致的内部逻辑立场。然而，作为福音派基督徒（包括华人基督徒），则普遍站队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从而与上述两个左右阵营，分别出现了50%的交集，由此说明属于中间立场，即我所称的亚保守主义立场，与左右阵营都有交集。这也是川普总统所持守的所谓保守立场，例如，川普大力支持基督教，也大力支持同性恋，由此可见一斑。问题在于，福音派基督徒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立场出现了内部逻辑的矛盾，因此需要友善的提醒。
总之，五年前葛培理的去世，标志着福音派运动在美国的谢幕，或者，跟随美国新教的基要保守主义阵营之后尘，也正在退出社会舞台和历史舞台。例如，去年哥顿康威神学院出售校园的事情，引起了许多普通基督徒的不满以及校友会的愤怒，希望校方董事会给予交代说明。接下来，可以预测到，美国福音派阵营中的一些标志性团体单位，还会出现突破仅存的信仰保守底线的各种不法现象，例如，继续深化赞成同性恋等乱伦的事情，继续美化异教包括伊斯兰教，同时也可能会参与政治性的妖魔化俄罗斯东政教。可以这样说，福音派体系如今荒凉的局面，从葛培理半个多世纪前一出山，就已经定下了，到达今天这一步只是时间问题。
福音派是全球新教的主力，这杆大旗倒下后，未来谁主新教沉浮？我在《教会在中国的未来走向》一书（于2007年国内家庭教会出版，2009年波士顿中国基督教理学协会出版）第四章的小结中，迫切倡议说：
“中国教会如果能够实践本章所探讨的革新的体制，释放的潜力将是难以估量的，其前景是充满希望的，是必然会复兴和全面得胜的。或许，16世纪马丁·路德的教会改革并不是彻底的，因此需要第二次改革，并且这次教会改革应该是在中国教会中首先完成的。这种改革主要表现在教会体制和神学思想的新发展。这也许是上帝迟迟不让中国获得宗教自由的原因，因为中国一旦自由，国外的教会体制和神学思想体系就会蜂拥而入，如同1840—1949年那个时期，中国教会就没有改革的自由空间；然而，这并不是上帝所期望的。”
华人基督徒具有牺牲精神，文革期间和如今面对逼迫的见证说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华人天主教徒。这种宝贵的精神，可以视为先秦文明时期“古代中国精英分子”的基因遗传，常常表现出类似古希腊悲剧英雄人物的浪漫色彩。华人基督徒还奉行坚定的斗争意识，也许是来自基督教初期那些使徒们的“基督精兵”之榜样力量，时而表现出类似大卫王及其30个勇士的忠义形象。这种精神和意识，正是基督教所独有的宝贵传统，其背后的逻辑基础是耶稣基督的王权、真理、恩典和国度。然而，华人基督徒还需要重视学习“骑士”生命类型的理性与高贵，以及“修士”生命类型的严谨与谦卑。
如今，经过几十年自由化的进程，欧美基督徒已经整体性丧失了上述的美德与信心以及对上帝起初的爱，导致教会的弱化甚至异化——主要责任在于教会牧者和神学家，其次责任在于罗马主义和犹太资本主义。需要意识到，除了基督教自由主义，在其它宗教和意识形态范畴中，也有自由主义形式的存在，且因为自由主义类似中庸立场，并且属于寄生型的意识形态，无法独立存在，所以必须寄居在左右两派之间，不断进化演变，夹缝生存能力极强。
令人惊奇和费解的是，自从1980年代中国政府放开留学欧美之后，40多年过去了，不计其数的中国留学生或定居美国或返回，包括基督教神学生，他们无论是基督徒还是无神论者，无论反美或亲美，留学期间大多数人都在头脑中，下载安装了欧美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并在个人主义的自我神化逻辑中不断获得心理满足，不仅深信不疑，还认为这是一种自身文明的进步和提升。
这种自由主义，已经牢牢控制了美国的学术界，并透到几乎每个学科。例如，也是于1960年代崛起的彼得·伯格（Peter Ludwig Berger）为代表的宗教社会学，提倡宗教（基督教）合理论，常常被基督徒学者们引以为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无可厚非，但从基督教内部逻辑的角度，其实相当于与新正统主义神学工整对应的社会学版本，或者也可以视为类似于儒家的宗教观。追根求源，这是延续了启蒙运动的英国社会哲学为主的自然神论之古典自由主义路线——从启蒙运动之前的基督教主导的上帝中心论的垂直向上思维范式，转型为以人类为中心、自然法则为方案、以上帝为坐标系（神圣穹顶）的人本主义的横向思维范式，即上帝成为仆人，人类成为主人。其它的人文学科、甚至自然科学，包括艺术领域、基督教宣教学，也有这样的例子，紧紧跟随同时代的哲学思想和意识形态潮流，在此不再列举。
总之，面对后现代无神论之人本世俗主义的猛烈炮火，基督教（新教）福音派在这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工事堡垒中，确实获得了喘息的生存机会，也就接受了招安成为基督教自由主义阵营中的一部分。在对付世俗主义方面，基督教自由主义显得轻松自如，信心满满，新正统主义就是其中的一支特种部队，即使面对无神论版本的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两只哲学怪兽，也是刀枪不入。
在这种世俗化和自由化的滔天洪水巨浪中，天主教也未能幸免，但是其强大的中央集权建制表现了一定的抵抗力，总体情况要比新教好一些。与此同时，作为保持拜占庭东正教传统最完好的俄罗斯东正教，由于处在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铁幕下，虽支离破碎、勉强度日，却暗中保持着“撒博尔山之光”（Tabor Light），并在闭关锁国中侥幸躲过了席卷西方的后现代多元相对主义、社会激烈世俗化和基督教自由主义化的时代黑水大潮。这是令人惊奇的现象。
三、建构基督新教神学与教会的二次改革方案：或许华人教会先行
面对美国福音派教会的全面神学自由化和政治左化的大形势，我等眼看无花果树和葡萄园被外敌和内奸联合践踏，当如何是好？在这种令人沮丧的现实中，华人基督徒应该怎么办？难道是坐以待毙？No! 因此，在批判解构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之后，我们还需要进行坚定而积极的创造性建构。
如今华人的新教，以及那些非欧美地区的新教（包括圣公会），至今仍然有意识或无意识保持着二战前的英美基要主义宣教士们留下的传统——这是很好的事情——所以，与时下已经衣不遮体的欧美福音派，当尽快主动或被迫地划清界限，此乃大势所趋，俊杰立场！我这么说的时候，华人基督徒们不容易听进去，因为大家纷纷自豪表示自己是敬虔的福音派基督徒。在我听来，就仿佛是在宣称自己是敬虔保守的自由主义基督徒。
再顺便提一点我的看法：在中国境内的新教，如果有一天获得自由了，不再被政府限制和打击，一旦成为了社会的主流基督教，那么，将有什么保险的高明方式，能够避免重蹈美国福音派的覆辙呢？华人福音派教会比其英美老师更强吗？目前来看，事实并不令人乐观，也缺乏这种自信的理性基础。
可以这样认为和推测，一旦失去了逼迫的环境，福音派教会在中国一代人之后，就会全面自由化，并且首先将是以儒家化的形式（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苗头）。我一直呼吁建议，新教在当前的中国境内，只有回到家庭教会的传统模式，才有可能避免这样的类似结局，即避免信仰自由化甚至世俗化，同时也可以避免严厉逼迫而导致的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或痛苦，从而让基督徒的信仰质量与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当然，如今在中国已经出现了这种回归家庭教会传统的客观条件和环境，并且，这不是教会领袖们的神学意志和个人意志所能改变的现实。
下面，是我对建构欧美和华人基督教保守主义新路线的建议，仅供参考。
1、不可放弃坚持，继续争战：一旦成为基督徒，就已经进入了争战，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无外乎或是面对社会中的邪恶势力，或是面对灵界中的撒旦势力，两种势力都抵挡基督教、教会、基督徒、真理。在逼迫的环境中，保持沉默就是坚持立场。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发声宣告立场就是勇敢争战。注意，西方的欧美基督教各宗派，如今不是公开投降赞成同性恋，就是沉默，只有俄罗斯东正教不断地公开声明说：同性恋是上帝所憎恶的乱伦邪恶的所多玛之罪！这是令人敬佩称奇的宗教信仰立场。
如今在美国，除了中南方地区，几乎没有哪个教会敢在讲道中提到同性恋是罪的《圣经》立场，包括华人这样的少数民族教会——这属于沉默的表达。中国境内的教会，这一点还不成问题，因此建议在接待国外宣教士和神学培训老师的时候，要求对方至少在中国境内的教会场合中，公开表明对于同性恋的立场——这是一块试金石。
2、要学会准确分辨立场：持守基要保守主义立场的新教个人和教会，我认为必须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且围绕着捍卫和强化宗教属性：A、积极维护基督教的宗教建制、圣传和个人信仰 B、积极维护基督教的灵界论，尤其是承认圣灵、天使和魔鬼撒旦在这个世界里的超自然直接作为，以及承认信徒们对此的见证。
记的我在哥顿康威神学院上学时，经常听到老师和同学们强调福音派基督教不是宗教，而是与上帝之间的个人信仰关系。这不仅是在积极去宗教化，还限制了基督教的社会团体角色——这方面比新正统主义更激进。作为个人信仰、宗教建制和圣传，这是基督教个人、集体、历史之间的组成关系，三者缺一不可。
此外，我也时常听到淡化超自然的灵界论。在第一学年的课堂里，我有一次发言谈论魔鬼撒旦对人的败坏和误导工作，立刻招来美国同学们的群起而反驳；教授见状赶紧打圆场，说我是中国来的，受到了不同文化的影响（聊斋志异？），请大家谅解我。注意，灵恩派坚定维护灵界论和信仰实践的超自然属性（但是有诺斯替主义之嫌，例如，华人灵恩派难以摆脱佛道思维的影响），改革宗则坚定维护理性思辨的神学传统和教会权威（但是有新正统主义之嫌，理论上貌似介于福音派和新正统主义之间）。灵恩派是被福音派最后接纳的门派，而且一直遭到基要派传统的排斥。灵恩派和改革宗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以前我已详述过。
3、要主动探索新的出路——学术先行：伟大的先知以赛亚（赛43:19）早就说过，上帝会在新的时代通过他的子民做神奇的新事，应许会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同时，为了尽到人的责任，基督教积极寻找和祷告新的出路，需要依靠神学和教会建制的双轨发展，才有可能铺设成功。
基督教本身的建制和信仰教义，需要恢复发扬早期大公会议制定的信经和教会的古老传统（圣传），这也是马丁路德之基督教改革的宝贵精神和正确路线。然而，马丁路德的改革在教会建制方面，非常薄弱而没有建树。在反叛脱离了天主教的建制之后，本身的建制一直无法形成，直到如今，且理性思辨至上，神学竞争残酷，结果导致门派过千！同时，作为新教神学，在过去500年里缺乏世界基督教能够共享的建树发展，而且二战后由于教会缺乏神学高等教育和人才，导致大大落后于同时代的学术水平。在世界学术教育平均水平迅速提升的今天，福音派学术的捉襟见肘日渐明显。即便有些学术性发展，除了《圣经》研究（及其考古学）的强项，其它方面基本上难以摆脱自由主义学术的主导概念和强势坐标框架。
4、强化宗教性和超自然灵性，这是一个（教会）硬币的两面：简而言之，如今这个时代的基督教各正统宗派，尤其是新教，都要重视发展这三方面：神学、教会建制、灵修实践，维护并增强基督教的宗教性和超自然灵性。然而，当如何在理性把关的守望中，增强宗教性和超自然灵性？
首先，关于神学方面的建构，为了寻求突破性发展，新教需要通过支持学术，重视高层理论的研究投入，尤其需要弥补神学传统中的灵界理论缺乏。在2007年版的《教会在中国的未来走向》第三章中，我是这样建议的：
“作为中国教会的高层神学体系，可以直接从西方神学中继承过来。在将来，如果中国教会的属灵底蕴以及神学学术功底到达足够深厚的程度时，就能够继续发展高层神学体系。或许，西方神学高层理论中的不足和弱点，将来会在中国教会和神学中得到补充和发展，从而形成更加成熟完善的、普世的基督教高层神学思想体系。只是不要忘记，高层神学应该主要是通过神学院校或神学研究机构的学术活动进行发展，需要教会集中最优秀的人才和丰富的资金进行支持，要特别重视对杰出神学思想家的生活和研究的资金支持。
如今，华人教会的高层神学，基本上全部继承了西方高层神学体系，只是还没有完全消化和掌握其要领。此外，华人的高层神学中，也出现了异端甚至是邪教理论，主要是表现在基督论和教会论方面的错误。
未来神学高层理论的突破性发展，一定是在“圣灵论”和“灵界理论体系”方面的突破性发展。这种发展的基本思路，无疑是应该来自《圣经》，尤其是从福音书作者约翰的几部书信中，能够获得深刻而丰富的启示性知识体系。下面，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进行简要的说明，提供一个建议性的思路。”
其次，关于教会建制的建构，要想办法提高神职人员的宗教权威。这种权威不仅来自行政权力的赋予，更要求神职人员具备超自然权柄的事实见证，即，常有神迹奇事伴随，同时具有生命自然成圣的高度，从而让会众们经常获得属灵的大小福利，并产生高山仰止、景路行止的自发敬重和深化个人信仰实践的盼望。然而，这一点在新教中早已资源殆尽。我的建议是，基督教建制、神学和灵修，三者缺一不可；方法是挖掘、筛选、继承并发展在新教第一次改革而分裂之前的基督教建制（教堂、修院和学院）、神学和灵修传统中的宝贵资源，尤其重视学习继承最初七次大公会议（325年-787年）所定位的基督教传统。
再者，关于灵修方面，这也是基督教的宗教属性核心。我恐惧而战兢地认为，自己和一些朋友们，已经在保持拜占庭基督教传统最完好的俄罗斯东正教传统中，找到了这样的一扇门，能够进入古代基督教辉煌顶峰时期的资源宝库，进行学习和实践，研究成果能为新教所用；但恐怕读者说我有宗派偏见，就此打住。
总之，在尝试建构的过程中，当注意持守这样的原则：基督教信仰的理性与灵性，教义与实践，神学与体验，相当于耶稣基督的上帝性与人性，两性必须要联合于一体。基督教历史中的罗马神学传统注重理性思辨——追求学术真理性，拜占庭神学传统注重灵性实践——追求宗教超自然体验，因此，基督教在这个时代要想取得突破，必须要结合这两者，强化并发展神学理论与宗教实践的双重功能。作为新教福音派，继承了天主教的理性思辨为主的特点，例如，改革宗为典型代表，因此严重缺乏超自然灵性的平衡，甚至误入神学至上的矩阵；而灵恩派在灵性方面的尝试努力，已经完全失败，甚至误入诺斯替主义的歧途。
本文结束语：思考、展望与祈祷
综合而论，我们从内部纷争的现象、缘由、局部细节等内部逻辑角度，来反思波士顿公园街教会问题的同时，还不可忽视从美国福音派运动的起源、社会、政治和文化大环境、历史神学（基督论、救恩论、教会论）以及教会的未来走向，来分析这个案例——毕竟这是美国福音派老资格大教会的代表，是整个福音派运动半个多世纪的缩影，能够帮助我们反省华人福音派教会的现状，并预测其未来走向。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勇敢尝试，进一步跳出新教的整个格局，对500年的教会历史尤其是历史神学进行反思和梳理，努力而客观，发现哪些问题可以避免，哪些无法避免，哪些是可以改革的，哪些是必须抛弃的。这样，将有助于我们对新教的宏观走向获得尽量准确的预测和认知，以便及时展开必要的改革建构事工，并认定自己、团队、所在建制单位的蒙召角色以及使命（教内或教外）。
最后我还是忍不住建议，基要派和福音派的基督徒、教会领袖以及神学家们，当主动开放头脑，解放宗派思想，谦卑学习，探索研究基督教不同宗派——天主教和东正教甚至古老景教传统中有价值的宗教资源，尤其是在这些传统中在教会大分裂之前的宝贵遗产，涉及圣传、神学、哲学、灵修和教会建制等，从而拿来进行新教化处理，师夷之技，为己所用。这不是简单的复辟，而是在继承之后要进行发展。在此基础上，我仍然这样倡议，正如我在20年前的倡议，基督新教必须要进行二次改革，否则没有出路；至少华人新教可以这样尝试，摆脱已经失去盐味的美国福音派体系，重新建构和冠名。
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和基督徒学者要高度重视学术使命，建立符合基督教利益的认知论及其学术系统，在宗教、教育、社会、政治、经济、文明等方面，都能提供独立而景明的高、中、基层理论。我们必须要尽到仆人的责任，而不是继续采取鸵鸟政策或躺平政策，宣称所谓将一切放在祷告中、一切等候主来处理，云云。或者，继续在过时的模式中坚持努力，不去主动思考是否需要改革，尽管新教是改革起家的宗派。如果继续安于现状，那么将来我们面对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必须要交账的时候，作为如今基督教的牧者和文士们，是否会听到“你这个懒仆人”这样的评语呢？
但愿不会！阿们。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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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曰23日礼拜四·感恩节 于美国波士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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